| 我和楊振寧 ----- 尋求真相：李政道答記者問 (4) |
| 送交者: 奧賽金牌 2003年06月27日20:34:3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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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問：後來（1986年）您還寫了《破缺的宇稱》，是想說明什麼問題？ （12）答： 我1986年寫了《破缺的宇稱》。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現在唯一的一次，在楊振寧1982年書面公開我們的分歧後，公開說明我1962年與楊振寧分裂的經過。我寫該文的原因是敘述我們合作和分裂的真正過程，以維護歷史事實，指出1982年楊振寧寫的東西是不符合事實的。
（13）答： 1982年楊振寧重寫歷史，也談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學生時候的情形，他都是自誇自贊，重寫歷史，與事實不合。所以1986年我寫了兩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稱》和《往事回憶》，後者偏重於早期的事情。 我現在再補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過吳大猷老師的選拔，我得到了中國政府留美深造的獎學金，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為理論物理研究生。那時候，我對經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學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傑出的費米教授先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需費米教授親自邀請才可參加）每周兩個晚上的物理討論會，然後又答應擔任我的博士導師。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後不久，芝加哥大學成立了一項新的獎學金，稱為“全校獎學金”。我被物理系推薦並被選中，得到了這份在全芝加哥大學來說是極富榮譽的三年的獎學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國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獎學金，當時我是很受其他同學羨慕的。 楊振寧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幾個月。《楊振寧傳》上寫道：“1946年…，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的課堂上終於看到了費米，那一年費米教了一門核物理，楊振寧正式成為費米的學生。”[22] 這個說法其實很不妥當。因為在一般研究生院裡，習慣上說誰是某某教授的“學生”，是指該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並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學生一起聽一堂課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學生了。《楊振寧傳》裡又說，他也去找費米教授，想做費米教授的研究生。因為費米教授的實驗工作是在阿岡國家實驗室，那裡因為“進行國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國護照的外國人，所以“不能到阿岡國家實驗室去工作”，因而沒有成功。[23] 其實，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的那一段時期，費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理學院Ryerson樓有一相當大的實驗室，沒有國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費米教授的主要幾位實驗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實驗室工作，並不像楊振寧說的，必須去離芝加哥有相當距離的阿岡國家實驗室做研究。那時候，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用的是兩所相連也相通的樓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於化學系）。費米教授的Ryerson實驗室進出自由，沒有任何國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寫的《往事回憶》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長的專用大計算尺，就是當年費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實驗室做的。所以阿岡實驗室並不是費米教授不收楊振寧的原因。那時，我也是拿中國護照的外國人，可是費米卻願意擔任我的博士導師。可見護照也不是費米不收他的原因。 楊振寧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論物理研究生。他隨泰勒教授“換了兩三個題目以後，楊振寧就知道了，他是沒有辦法跟泰勒做下去的”。[24] 於是他又去找費米教授，可是“費米就建議楊振寧到艾立遜的實驗室去做實驗”，“楊振寧在艾立遜實驗室二十個月的實驗工作不太成功”。[25] 之後，楊振寧又再次去找泰勒，於是泰勒教授最後做了他的博士論文導師。 費米教授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善於教導學生的老師。楊振寧在他1982年和以後的回憶里總是吹噓說，雖然我是費米的學生，可是他事實上是我的老師。[26] 這完全是他牽強附會的自誇自贊。任何學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費米教授這樣傑出的大物理學家為導師，怎麼會去找另一位費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順利的研究生做老師呢？前面已經講過，1946－1949年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時，費米教授開創了一個極龐大、極重要的交叉領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線物理、天體物理、流體物理、磁流體物理綜合組成。我在費米教授的引導和教育下在這幾個不同而相關的領域中都做出了基礎性的工作。楊振寧既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又從來沒有在這些與粒子物理有交叉關係的任何一個物理領域中工作過。楊振寧怎麼能夠毫無根據，將費米教授幾年教導我的事實，一手抹煞，而強將費米教授培養我的成果變成為他的功勞呢？一個人靠着年紀比別人大幾歲，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說成是別人的老師，既有失謙虛，又十分可笑。不顧事實的好為人師，不是一種正常的心態，不是一位有知識、有修養的學者應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後才與楊振寧初次認識。我入芝校與楊振寧毫無關係，我的一切入校手續，都是自己辦理的。而楊振寧亦要編故事、拉關係給自己帶高帽子。《楊振寧傳》上說楊“特別照顧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許多事，像是辦理入學許可，也都是楊振寧帶着李政道去辦妥的。”[27] 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雖然沒有什麼重要性，但楊振寧還是要造假。 楊振寧還到處自稱他是我長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長”。[28] 其實，只要看他幾十年，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惡毒地攻擊我，他能算得上什麼樣的“長兄”呢？簡直是對中國“長兄”和“兄長”兩個名詞的極大侮辱。
（14）答： 物理文獻的署名，按一般的習慣，其順序是根據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的次序而定。這種次序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筆劃數目而定一樣。 可是楊振寧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來一直為一種患得患失的思緒所困擾，如入迷津，表現得十分執着，並且很神經質。怪不得奧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說“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30] 因為楊振寧錯誤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貢獻大、名譽大，便藉口他年齡比我大四歲，多次懇求我能否將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發生過一次，1957年在諾貝爾獎授獎典禮舉行前他又提出了這樣的請求。雖然這兩次，我都勉強答應了，但我告訴他，以年齡大小來排名不是科學合作的常規。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幾次，雖然我都沒有答應，但楊振寧這些不合理的要求，終於成為我們合作分裂的一個主因。同時，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會被同行們覺得這是不合常規而恥笑他。於是這兩種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來在這一問題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嚴重不安。 萊德曼，史瓦茲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們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楊振寧合作的工作的時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楊。他們三人在1962年發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從來沒有就這一問題和他們討論過，或向他們打過招呼，因為根本不需要這麼做。 在《楊振寧傳》裡，關於1962年他大怒的記載是很奇怪的：“楊振寧當時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們三人說的，可是他立刻聽到謠言…。他大怒之下給李政道寫了一封信，”說，“李政道在沒有知會他，也沒有和他商量的情況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並且堅持要斯坦伯格把他們論文中楊、李兩人名字的順序不依過去習慣轉變過來。”[31] 我們由此或許可以看出那時候楊振寧的心態和行為。事實上，根本沒有這件事情。可是楊振寧當時卻憑信謠言給我寫信，大加鞭笞，實際上宣布了我們二人合作關係的終結。這實在不可理解。而時隔幾十年後他又在《楊振寧傳》裡把這封充滿神經質的怪信登載了出來，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更稀奇的是《楊振寧傳》裡的下述記載：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間辦公室，楊振寧將這封不可理喻、充滿惡毒攻擊的信放在我桌上，剛好我不在。可是後來我在的時候，他忽然又回來了。傳記上是這樣敘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這封信撕掉，丟到字紙簍里。”[32] 可是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丟掉的“黑信”怎麼又會在四十多年後復活，全部出現在最近出版的《楊振寧傳》裡呢？真是不可思議。 在《楊振寧傳》裡還登載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33] 傳里說，是1968年 2月18日楊振寧寫給我，可是“沒有寄給李”的。當然我也沒有收到過。
（15）答： 前面已說過，在我和楊振寧合作時，他不斷地為排名次序感到煩惱、憂慮。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屬於他的學術上的榮譽。從這本傳記里登載的楊振寧給吳老師的信來看，他至今還是後悔，為什麼當時沒有懇求將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 其實楊振寧這種嚴重的貪慾心理，在很早的時候就存在了。關於我和楊振寧1956年10月1日以李政道、楊振寧次序署名，發表在《物理評論》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質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1998年《楊振寧文集》中有下面的記載： “簡單地說，我曾想過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後來決定不這樣做。這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則我不喜歡在排名先後上計較，二則我要在事業上扶持李政道。”[35] 顯然，他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經說過了，物理文獻的署名習慣，其順序是根據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的次序而定。這種次序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筆劃數目而定一樣。可是楊振寧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來一直為一種患得患失的思緒所困擾，如入迷津，表現得十分執着，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釋完全不一樣。 也許可以將1951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體的分析。在1951年時，我和他合作統計力學的研究，帶頭第一篇文章的兩個定理主要都是我證明的，寫完後楊振寧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話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為他比我大四歲。我對他的要求很覺吃驚，因為這並不是一般物理學界合作的習慣。但由於事出突然，當時雖感到很窘，但勉強答應了。稍後，我看了文獻，察覺這樣做是不對的。當我們寫第二篇論文時，我把一些文獻給他看，以說明年歲大並不是排名的考慮因素。而且，我又解釋，第一篇文章里的兩個定理，主要是我證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卻不按習慣地被排在了後面。這樣，楊振寧才被我說服，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我和楊振寧的第二篇統計力學論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過來了，是依照一般物理學界合作的習慣，以李政道、楊振寧的次序署名。 楊振寧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學術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決定的。（不然，也許更會有人改名，想做魯迅筆下的阿Q—即AaQ了。）由楊振寧製造並公開化了的李楊之爭更不是簡單地把名次排列改變一下就能解決的。從他的這種後悔，他的所謂大錯事，我們可以看出，直到現在他還保持着他那種不現實、不道德的貪慾，這已經與事實無關了。而且他竟然還要把這種既可笑又可恥的說法寫信告訴吳大猷老師，是不是他自以為吳老師會同意他這種幼稚的說法呢？楊振寧的痴迷竟到了這種地步，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16）答： 楊振寧為了滿足他一己的貪婪，毫無道義和情感地將我已過世的老師吳大猷先生強行捲入他和我四十多年前發生的合作分裂之爭。楊振寧的行為使我感到十分震驚。他完全不考慮吳老師生平富有正義感的為人和一代大宗師的聲譽。我為此感到非常悲痛。楊振寧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是什麼目的呢？ 在吳老師逝世後，楊振寧借傳記之便發表這樣一封他單方面給吳老師的私人信件，他當然知道這封信不能對客觀事實給以任何證明。可是他企圖用這封私人信件，將他的名字和吳老師的崇高聲譽在表面上拉得近一些，企望能夠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吳老師是支持他的，好像吳老師是反對我的。事實上，楊振寧的信純粹是他的一面之辭，謊話連篇，沒有任何客觀事實支持他的假話，也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證明吳老師是同情他的。 《楊振寧傳》裡刊載出來的吳老師1989年7月14日給楊振寧的回信，在其開始部分里，吳老師說：“整件事是一極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遠掩蓋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前爭，而讓真相慢慢的展現出來。”[36] 楊振寧完全違背了吳老師回信上的希望！“讓真相慢慢的展現出來”是所有正直和有正義感者都有的願望。為了紀念吳老師，為了讓真相展現出來，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實提供出來，供大家分辨。 我想順便說一下我所知道的這封1989年楊振寧寫給吳老師的信所以得以發表的故事。據保管人向我的友人透露，吳老師在世時曾有明確交代，任何時候都不能發表這封信。但，楊振寧為了發表他寫給吳老師的這封信，在吳老師逝世後曾多次向保管人索要，甚至謊說，他是為了保管這封信以防止別人將它透露出去，才要回這封信的。可是，結果卻是為了他拿來發表！對這種做法，我還能說什麼呢？！ 吳大猷老師和吳夫人冠世女士在世的時候，都和我親如家人，這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您說，吳老師在世的時候，曾多次與人談及對我的為人和人格的讚揚，我也偶有所聞。不過我認為，這是吳老師對我的一種間接鼓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
（17）答： 四十年來楊振寧千方百計地想占據和奪取我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學家的每個成就和名譽都是經過很嚴格的學術考驗才得以肯定的。楊振寧沒有客觀事實和任何嚴格文獻的證明，他無法在學術上成功地攻擊我。因而他轉變方向，用聳人聽聞的煽動性的手法，來重寫歷史。他欺騙的對象從物理學界擴大到一般善良的讀者。他以為用暗示、中傷、造謠和各種似是而非的手段來攻擊我，這樣就可以完全達到他否定歷史的目的。 最近出版的《楊振寧傳》完全不用客觀的事實和嚴格學術界的標準分別真假。凡楊振寧單方面的宣稱，凡楊振寧單方面寫給已過世的不同學者的私人信件，連他已經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沒有寄出的私人信件，只要能攻擊我，都可以突然出現，都可以發表，都可以充作所謂的“事實”，以假亂真。在一本傳記中對別人進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見的。這種行為是很可恥的，也是極可笑的。 我相信，這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讀者們是會看出真假來的。
（18）答：在科學史上，一個重要貢獻的產生和確定往往要經過至少兩個階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後是系統性的“理論分析”或“實驗證明”。如果是通過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後的回憶，尤其對“突破”的產生，可能會有差異。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場合討論，A的回憶覺得A先有這突破的思想，B可能覺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憶，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觀事情，由於A和B不同的主觀立場，其回憶可以不一樣。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認，對科學史研究者說來，這類爭論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楊之爭則很特別。楊振寧1982年發表的和我1986年發表的回憶，在對當初1956年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什麼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對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如何產生的回憶上卻完全不同。兩個說法在時間上相差了約三個星期，地點和情況也完全不一樣。當時，這個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實驗物理學家的注意，他們並立刻做了實驗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結果寫成論文發表了。之後，當時做實驗的人又發表了回憶文章。其中對事情發生的時間和經過均有細緻、客觀的記錄。因此，很容易證明這兩個說法中哪一個是假的。這種情形是比較驚人的，在科學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從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獻和客觀事實，以及當時參與宇稱不守恆實驗的物理學家已發表的回憶和專文記載來看，顯然楊振寧的說法與事實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後，宇稱不守恆的系統性分析是我和楊振寧兩人合作的，為此我們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獎，這榮譽是我們兩人平分的。難道這還不夠嗎？ 1946年我離開祖國後，第一次回國是在1972年。當我和我夫人惠回到我們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見面。 武之先生是眾所仰望的數學大師。我在瑞士日內瓦曾和他見過面。1972年他已在醫院裡。我和惠去拜訪時，武之先生臥在病床上，病得相當重，說話發音均頗有困難。幸而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覺得事屬重要，每一句話，他說後，均由振玉女士重複。 武之先生請我去他病床旁，緊緊地將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忍痛地向我說，振玉女士再全句重複武之先生說的話。武之先生說：“很清楚振寧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經過，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 武之先生再次說：“你們（指楊振寧和我）是天下的奇才，為了中國下一代的學子，雖然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振寧。”然後他更緊地握着我的手，反反覆覆地、一遍又一遍地說這幾句話。 我極受感動，帶淚向武之先生說：“請您放心，我一定原諒楊振寧過去不應該做的事情，也一定盡力去忘記這些事情。”武之先生聽了，手握得更緊了一些。 後來武之先生累了。當惠和我告辭時，我們能夠覺得出武之先生顯現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館後，惠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覺武之先生的為人正直和偉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後，惠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記得這如此令人感動的經過。 之後，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對武之先生的諾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沒有想到十年以後，1982年楊振寧竟發表了如此不真實的文章，做出了這樣新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使我1986年不得不寫下《破缺的宇稱》[37] 和《往事回憶》[38] 。1986年後，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楊振寧通過江才健著的《楊振寧傳》，變本加厲地製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話，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楊的矛盾，對中國的學術界，無論怎麼說都不是一個好的榜樣。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時提出的要求：“為了中國下一代的學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頭。所以，多少年來，凡和楊振寧有關並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決不抱個人成見。如1999年楊振寧在清華大學創辦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樓落成，我親自參加它的慶祝典禮，以表祝賀。在1999年國慶前舉行的友誼獎頒發大會上，我也表示了對他的謙讓。2002年北京清華大學為楊振寧舉行80壽辰慶祝活動時，我也請人專程前往祝賀。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楊振寧卻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寫的《楊振寧傳》，製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話公開地攻擊我，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寫的《破缺的宇稱》的序： “一個陰暗有霧的日子,有兩個小孩在沙灘上玩耍，其中一個說:‘餵,你看到那閃爍的光了嗎？’另一個回答說:‘看到了，讓我們走近一點看。’兩個孩子十分好奇,他們肩並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時候一個在前面，有的時候另一個在前面。像競賽一樣，他們竭盡全力，跑得越來越快。他們的努力和速度使他們兩個非常激動，忘掉了一切。 “第一個到達門口的孩子說:‘找到了！’他把門打開。另一個沖了進去。他被裡面異常的美麗弄得眼花繚亂，大聲地說:‘多麼奇妙！多麼燦爛！’ “結果，他們發現了黃色帝國的寶庫。他們的這項功績使他們獲得了重獎，深受人們的羨慕。他們名揚四海。多少年過去，他們老了，變得愛好爭吵。記憶模糊，生活單調。其中一個決定要用金子鐫刻自己的墓志銘: ‘這裡長眠着的是那個首先發現寶藏的人。’另一個隨後說道:‘可是，是我打開的門。’” 同文的結尾是： “我和楊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結束了。它的價值，不需要更多的說明，就如我們已發表的科學論文所表現出的那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可是，使我真正感到傷心的，是因為新近出版的《楊振寧1948-1980年論文選及注釋》一書使我不得不寫這篇文章。” 而現在，使我更為傷心的是，在我和楊振寧合作結束後的四十年，楊振寧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楊振寧傳》，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問的這十幾個問題。 事實上，對楊振寧如此這般的行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1] 《楊振寧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2] 1.3 BeV π- 介子產生的不穩定重粒子的特性 [3] 注 [2] 引文中之注11。
[5] β衰變和宇稱不守恆 [6] 《楊振寧文集》第55頁。 [7]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與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共同出版，2002年, 507頁。 [8] 弱相互作用的歷史，李政道，《高能基本過程》，學院出版社，紐約，1971年 [9]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6－507頁。 [10]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56－257頁。 [11]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7頁。 [12]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01、506頁。 [13]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6頁。 [14]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6頁。 [15]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104頁。 [16] 高能中微子實驗的誕生 [17]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8頁。 [18]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5頁。 [19]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17頁。 [20] 《楊振寧文集》第62頁； [21] 宇稱不守恆的發現和未發現 [22]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95頁。 [23]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106頁。 [24]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110頁。 [25]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111頁。 [26] 《楊振寧文集》第8頁。 [27]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118頁。 [28]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01頁。 [29]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22－224頁。 [30]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26頁。 [31]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22頁。 [32]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25頁。 [33]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232頁。 [34]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09頁。 [35] 《楊振寧文集》上冊第59頁。 [36] 江才健著《楊振寧傳》511頁。 [37] 破缺的宇稱 [38] 往事回憶 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CSC)特別刊登，轉載請註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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