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科學時報”6月24日
反思“楊煥明的心痛”
(2003-06-24 10:34:50)
□王飛躍
編者按防治非典這場特殊的戰爭已接近尾聲,但它在全社會各個方面產生的影響還將持續許久。楊煥明教授“面對SARS中國科學家打了敗仗”的直言在許多科學家心中產生了共鳴。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王飛躍教授和中國科學院高技術局局長桂文莊就此問題曾有一番交流。今天本報刊登他們的文章,以饗讀者。
歐洲開會回來之後,最關心的就是“非典”的情況怎樣。在眾多的消息中,報道《楊煥明的心痛:面對SARS中國科學家打了敗仗》見2003年5月26日《中國青年報》和《楊煥明的痛和科研之難》見2003年5月28日《光明日報》)讓我反覆讀了幾遍,心裡非常欽佩楊煥明教授的直言求是精神,深為中國科學家失去了一次理應領先的機會感到遺憾,同時也為由於科研體制和資源分配中的問題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礙和拖延感到痛心。
痛定思痛,卻引起自己的反思。面對“非典”,中國科學家真是打了敗仗了嗎﹖到底什麼是“非典”的科研之戰,這場戰鬥結束了沒有﹖想清了這兩個問題,才能回答“勝”與“敗”的問題。
除了不要染上非典之外,自己所學專業很難對非典防治作什麼貢獻,更是沒法弄清什麼是非典研究的關鍵之戰。但是作為社會的普通一員,我關心的倒不是誰先測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圖,也不在意《科學》雜誌先發表了誰的文章。我最關心的是早日見到有效的防非典疫苗和治非典藥品。作為一個中國人,最擔心最不願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現在中國,可有一天反過來我們卻要從其它國家高價進口疫苗和藥品,用於非典的防治。艾滋病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發於非洲,並在許多非洲窮國成蔓延之勢,但這些國家卻負擔不起西方昂貴的防治藥品,有的政府只好靠提倡其實就是不治療的“替代療法”來安慰民心;而且艾滋病藥品居然占了某些國家援助非洲的很大部分。中國當然不是非洲,我們也負擔得起藥費,但誰又願看到此劇在自己的國土上重演﹖從這一點考慮,雖然不知道非典的關鍵科研之戰在哪裡,但還是覺得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遠沒有結束。所以,從事非典研究的中國科學家還必須同心同德繼續努力:“戰爭”沒有結束,許多戰鬥甚至還沒有開始,雖有暫時的挫折,但千萬不能未戰先言“敗”。
這件事情雖然反映了我們科研體制和資源分配中的許多問題,但也迫使自己再一次思考什麼是合適的科研評價體系,如何處理權宜之計和長久戰略,怎樣明確階段目標和最終目的。對於許多學科來說,或許在《科學》、《自然》和其它SCI雜誌上發表文章是至關重要的,但不應過度過廣地強調其價值。況且還有更多的學科,此類SCI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當“飯”吃,有時充其量是“調味品”而已,因為他們不是研究工作最終甚至階段目的。科學技術的確是第一生產力,但這不是什麼科研工作都該做的“通行證”,更不是凡是科學成果就得支持獎勵的依據。科研成果在沒有得到實際應用之前,很難說是什麼生產力。設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學》、《自然》、SCI,以文章為最終目的,而且占有大量的資源,今天熱“非典”,明天炒“經典”,那時科技非但不能成為第一生產力,恐怕更可能會成為第一“反”生產力。
在當今的時代,一支紮實精幹從事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研究工作的隊伍是維持發展國力的根本。對於這支隊伍,也許可以用純學術水平來評價,並以SCI為指標,特別是基礎性純科學研究,更是如此。中科院新時期的辦院方針,從基因研究中心到基因研究所、從水稻基因排序到非典病毒基因排序,都是這方面的成功決策和重大成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狀態下,這支隊伍是國家經濟、政治和國防意義上實實在在的“精銳部隊”。但相對於廣大的科研大軍,其人數畢竟還是少數,其作用畢竟只能是主導攻關而不是全部和最終。水稻的基因排序相對於雜交育種研究工作,其各自發揮的作用就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國家應當有不同的評價系統,使“少數”與“多數”都有自己充分的發展空間和動力,各司其職,各行其道,而不是大家都得“擠”上同一部“電梯”才能有“提升”的機會。
這次“非典”的確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在許多方面的不足,我們必須“吃一塹、長一智、革故鼎新、消除弊端”,才能在科技和其他方面趕上並且領先於人,使科技成為真正的生產力。這次在歐美開會時,許多國外同事對我們政府動員全社會力量抗非典的能力、速度以及其徹底程度感到吃驚甚至“unbelievable難以置信”;沒有想到中國的街道居委會制度能在抗擊非典中派上大用場。但願這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新開端。不過非典疫情能在初期不利的情況下被迅速抑制,說明我們完全有能力和決心進一步改革自己。多難確實可以興邦,可誰又想或需要“多難”哪!我們需要的是高效務實的日常運作機制和特殊應急制度,既能有序地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第一生產力,又能避免很高的代價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處理像“非典”之類的公共危機,不管是來自健康、經濟還是來自軍事、政治等方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國富民強。
抗擊“非典”,不是為了“非典”,而是為了我們的生命和健康,這是我們真正所要的,也是我們的最終日的。以此開始,相信有朝一日今天的“非典”一定會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史上的一章“經典”。
改革評價方式是根本
(2003-06-24 10:34:50)
□桂文莊
我非常贊成王飛躍教授的看法:“作為一個中國人,最擔心最不願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現在中國,可有一天反過來我們卻要從其它國家高價進口疫苗和藥品,用於非典的防治。從這一點考慮,雖然不知道非典的科研之戰在哪裡,但還是覺得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遠沒有結束。所以,從事非典研究的中國科學家還必須同心同德繼續努力:‘戰爭’沒有結束,許多戰鬥甚至還沒有開始,千萬不要未戰言‘敗’。”王教授還說:“對於許多學科來說,或許在《科學》、《自然》和其它SCI雜誌上發表文章是至關重要的,但不應過度過廣地強調其價值。況且還有更多的學科,此類SCI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當飯吃,因為它們不是研究工作最終甚至階段目的。科學技術的確是第一生產力,但這不是什麼科研工作都該做的‘通行證’,更不是凡是科學成果就得支持獎勵的依據。科研成果在沒有得到實際應用之前,很難說是什麼生產力。設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學》、《自然》、SCI,以文章為最終目的,而且占有大量的資源,今天熱‘非典’,明天炒‘經典’,那時科技非但不能成為第一生產力,恐怕更可能會成為第一‘反’生產力。”
有一點,我不是完全同意。王教授寫到:“在當今的時代,一支紮實精幹從事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研究工作的隊伍是維持發展國力的根本。對於這支隊伍,完全可以用純學術水平來評價,並以SCI為指標”。中國科學院在新時期辦院方針中規定:要“面向國家戰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學前沿”,要“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國家安全、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創新貢獻”。從科學院的定位上講,科學院主要就是要做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工作。但是科學院的工作,決不能用純學術水平來評價,更不能簡單地用SCI指標評價。評價的根本指標,是你對國家的經濟建設、國家安全、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對科學發展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王教授大概指的是純粹的科學研究工作,尤其是自由探索性的基礎科學研究工作。這樣的工作,學術水平的評價,在最頂級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什麼文章,當然是更重要一些,但是也不能如此簡單地評價。真正有意義的科學研究,當然不能馬上要它說有什麼意義或用途,但是,它一定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能夠對科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對人類認識自然界和自身有意義的,許多成果,終究會對社會發展、技術進步產生影響。
最近李國傑院士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以“產出的影響為導向”,來決定科研的規劃與項目的選取,來評價科研工作的價值。我認為說得非常好。技術成果要這樣評價,其實基礎研究的成果也要這樣評價,只不過可能需要更長的周期以表現出它的“影響”,得到人們的公認。現在的評價方式,一方面可能是管理者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做了一點工作馬上要得到學術界公認的急功近利思想的表現,與資源分配方式也很有關係。這是我國也許是世界性的學術界的大問題。需要從改革科技評價和資源分配方式等根本問題上解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