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園“地震”

　　5月12日，北大的張老師得到通知：學校有一項改革將涉及到自己。“我當時想，會是什麼改革？是分房子？從筒子樓搬出來換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麼好的事！”

　　張老師打開電子郵件，有一份WORD附件，標題是《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文件要求老師們趕緊提意見，由系裡將意見匯總給學校。

　　“我趕緊看，越看越難受，腦子一下子感覺有點懵。我對北大有很深的感情，有一種家園似的歸屬感，但看到這份文件，我忍不住懷疑：這個‘家’是不是我的？”

　　讓張老師震動的這封郵件顯示，如果上面的條款變為實際措施，他在北大的“鐵飯碗”立馬就會被打破，也就是說，過去一進北大終生不用擔心被解僱的局面不再存在。《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的核心是引入競爭和淘汰機制，方案規定，在講師和副教授崗位的教員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內最多只能有兩次申請晉升的機會，不能晉升的將不再續約；副教授一旦晉升為正教授，則將獲得長期教職（類似國外的終身教職）。

　　身為副教授的張老師如果在規定期限內不能晉升為教授，那麼就將離開北大。

　　張老師覺得這變化太突然，“晚上我一個人睡不着，想不通！突然，電話鈴響了，外系一個比較好的哥們打過來的電話。”

　　那天晚上，兩個人通了好長時間的電話，對方也是副教授，他對張老師說，“我們系裡那麼多哥們等着上（評正教授）呢，指標就那麼幾個，我忍了一年又一年，不忍心‘同室操戈’，這麼多年還是副教授，我認了。可是，這個方案是逼着我要麼爭，要麼走！”

　　通話在越來越低沉的語氣中結束。第二天，關於此事的討論在燕園內迅速蔓延開來。開始是朋友之間，後來在網絡上形成風潮。

　　據了解，《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在公布之前，已經在學校管理層內部研討了5個月的時間，先後九易其稿。方案的基本原則是：教員實行聘任制度和分級流動制；學科實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晉升中引入外部競爭機制，原則上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員；對教員實行分類管理，招聘和晉升中引入“教授會評議制”。

　　當時SARS在北京的肆虐之勢未見消減，但北大的這個人事改革方案在燕園引發的震動絲毫不亞於SARS病毒。

　　支持者說，方案具有前瞻性，與國際規則接軌，有助於北大儘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反對者則對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的大學是公立大學，教師為公職人員，不能說解聘就解聘，沒有法律根據。

　　由於改革方案主要涉及的是講師和副教授，因此受影響最大的是中青年教師，反應最強烈的也是他們。

　　中青年教師最大的意見，是認為改革不公正：“不少教授的水平不如副教授，甚至不如年輕講師，為什麼他們要受到保護，不跟我們在同一起步線競爭？”“北大問題更多的在管理上，為什麼不從行政系統的改革入手，而首先向教師隊伍開刀？”

　　校方的思路很明顯：用阻力最小、最可操作的方式推進改革，“改革沒有最優，只有次優！”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起草者、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說，“我們的改革是希望以最小的代價換來一個新的體制而不是與任何人過不去。”

　　不同的聲音在燕園激盪，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後暗暗博弈。

　　北大校領導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北大等不及了”的聲音：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將是鏡花水月。

　　其間，作為改革方案的執筆人和重要推動者的張維迎發表了廣場演說。他說，北大的學生不是萬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師卻不是。張的露天演講得到了部分學生的共鳴。

　　在談到改革引起巨大反彈的時候，張維迎說：“之所以改革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是因為大家習慣了舊的體制。”張此言一出，頓成眾矢之的，張維迎不得不在各種場合進行艱難的解釋。

　　歷史系一個老師的文字在互聯網上引起了中青年教師的共鳴：“中青年教師沒有‘燈火輝煌’的辦公室，一些人在不到30平米的家中，往往只有等到妻、兒睡覺以後，才能在狹小的陽台上展書工作。而他們因為對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見，竟然被視為了改革的反對者。”

　　6月16日，在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後，北大又拿出了第二份徵求意見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師討論。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礎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況，更具操作性。”北大校長許智宏說，“目前的第二稿會更廣泛地聽取意見，接下來可能還有第三輪徵求意見。”

　　人們注意到，第二稿刪除了對“分級流動制”的一些具體要求，如“講師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4以上”。而空缺教授崗位1／2以上對校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於內部晉升等規定也因受到激烈反對，在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內部申請人和外部申請人平等競爭”。

　　顯然，各方在一些問題上有了相互妥協。

　　儘管第二稿有了一些修改，但爭論仍然存在。

　　對此，北大副秘書長趙維明說，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現象，也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學校也始終認為，北大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終要得到全校師生的認同。所以，學校現在沒有迴避大家的意見，而是以積極的態度來聽取大家的意見，而且就在聽意見的過程當中，不斷完善這個改革方案。”

　　“改革本來就需要一個過程，是逐漸成熟的。”改革小組基本上由學校的各個職能部門負責人組成，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規劃部副部長李強認為，從草案到最後實施，實際上是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也是集體形成共識的過程。“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所以方案要修改，不但有二稿，很可能還會有三稿、四稿，逐步來平衡各種利益。不對的地方就改，改了就好了，大家不必糾纏於細節。”

　　改革動力

　　據北大校方介紹，北大此次改革的直接動因，源於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壓力。

　　1999年1月，北京大學全面啟動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計劃，這就是通常所說的“985”計劃。為支持北大的發展建設，從1999年開始到2001年，國家財政為北京大學額外撥款18億元。這18億，使校園建設和教職員工的待遇得到了較大改善，但一些意見也接連而來，“一些政府部門的主要官員甚至明確地提出對我們的批評，北大教師質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遠遠趕不上國家對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師的工資增長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於北大清華985計劃的經費轉投於農村普及教育的建議。”

　　在這種情況下，北大感到了壓力，而要想繼續獲得國家的支持和經費，要想實現一流大學的目標，必須得有實質性的改革舉措。

　　主政者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了教師隊伍。一流的大學首先得有一流的教師，而在北大流行着這樣一句話：“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三流的管理。”北大有最優秀的學生，但並沒有最優秀的老師。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曾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聽說，美國東海岸那些跟中國學術交流較多的著名大學裡，有些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經常跟他們的成員（多半是訪問學者和教授）說，你們到我們這兒來，許多事情都不用你們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幫忙，就是一旦中國內地的教授學者來作報告，你們無論如何也要來湊個數。為什麼？因為研究中心請人來作報告，講得好人家坐下來聽，講得不好沒人聽。只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教授學者來作報告的時候，無論你們願意不願意聽，都要來幫忙湊個人數。就是說，相對於整個東亞高教界來說，中國內地教授們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學術界這麼認為。”

　　北大的這次激進改革，試圖通過競爭和淘汰機制，放眼國際，選拔優秀人才，篩除平庸之輩，儘快地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

　　“不管以前北大提的教授合格與否，一定要保證改革後提的教授都合格。”張維迎說。

　　事實上，在北大推出這個改革之前，光華管理學院已經進行了類似的嘗試。但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否認了北大改革“移植”於光華模式的說法。

　　“光華改革是我主持的，有好幾個副院長參加，尤其是常務副院長朱善立。現在外面說張維迎主持光華學院日常事務，那是過去的事情，他擔任校長助理後，常務工作就是朱善利副院長主持。”

　　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朱善利說，光華的改革與學校有所區別，採取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兼顧了效益和公平”，不像學校那麼激烈。

　　扭曲的評價機制

　　儘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爭議很大，但幾乎所有的人在“北大必須改革”上都有共識。爭議的只是改革的途徑、模式和突破口的選擇上。而爭議的過程，把北大乃至整個中國大學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更加清晰地擺在我們面前，比如近親繁殖問題、學術評價機制問題、泛行政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給改革者把握改革方向、加強改革的系統性無疑大有幫助。

　　幾年前曾有一篇曾轟動北大的文章《北大，魂兮歸來》，文章說，1991－1993年，某文科大系的學術委員會，每年都要“槍斃”一兩篇已答辯通過了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其理由一概是：看不懂。

　　1999年，“通不過”的命運降臨到北大博士生劉燕文身上，論文答辯委員會以及劉所在的系學位評定分委員會通過了劉燕文的論文答辯。

　　按既定程序，論文被提交到北大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但校學位委員會否決了劉的論文。劉多方求解，無人告知否決的實質理由，只是告訴他，票數不夠。

　　劉燕文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超短脈衝激光驅動的大電流密度的光電陰極的研究》，“不僅文科的人不可能懂，而且，即使是無線電專業的人士，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陰極’，也難以搞懂。”劉說。

　　而評定劉燕文博士論文的北大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只有一人來自與無線電相關的專業——物理系，其他委員來自諸如法律、文學、歷史等等院系。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出現了：這個學位評定委員會能夠進行學術討論嗎？”劉燕文的代理律師、同為北大博士的法學院學生何兵（如今已是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對本報記者說。

　　按照北大官方網站上數據是，2002年，北大合計招收博士生879名，碩士生2940名。

　　何兵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按北大和國家的有關規定，碩士以上的學位論文必須經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評定。也就是說，到2005年夏季，北大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須評定879篇博士論文和2940篇碩士論文。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按現行的學位論文撰寫的基本要求和實際慣例，碩士論文一般最低應達到3萬字，博士論文一般最低應達到8萬字，兩項合計，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的總字數最低應為15852萬字。按各校慣例，學生答辯應在每年的5月至6月間。答辯完畢後，首先交由系學位評定分委員會評定，再交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評定，而學生應在每年的7月中旬離校。這就是說，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評閱論文的時間，充其量不足一個月。以此計算，每位評委平均每天的閱讀量為528.4萬字。”

　　“如果按一本書30萬字計算，平均每位評委每天要讀17.6部書！這些委員們是如何在一天之內讀完17.6部書的？”

　　何兵認為，中國的這種校學術評定委員會設置並非國際上的通例，很大程度上，它是獨一無二的，是建國以後一段時間內，國家行政權力無所不及這一歷史現象的現代遺存，是教育行政化和學術行政化的一種具體體現。

　　這樣一種運作安排不僅是一個人的命運被改變，“更重要的是嚴格的學術民主制度可能被送入未名湖底！”這也僅僅反映了北大乃至中國大學學術評價問題之巨大冰山的一角。

　　與“看不懂”相比，更可怕的是學術的評價往往讓位於關係的競爭。北大某社科類系的一位副教授說，學術委員會投票之前，如果你想評上要先進行“電話外交”，有時，評定之前，票數已定。

　　據了解，去年該系只有一個教授晉升名額，而競爭者眾，只有一個人上去了，於是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滿，於是人們便向上反映他的“問題”，直到他從教授上“掉”了下來，同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線。

　　狹窄的通道，過之者眾，在競爭中，學術評價機制的評價功能被高度扭曲。

　　目前，中國高校的職稱評價機制是“三級評審，係為基礎”，三級是：系學術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校學術委員會，每個參評者的命運，將由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專業、持有不同見解和主張，特別是擁有不同利益考慮的近百位評委投票裁定。

　　“每個人都必須在每一級全票通過方可進入下一級，顯然，這對於有獨立學術見解，倡導一家之言者尤其是死路一條。”

　　在北大學習工作近40年的夏學鑾教授，是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成員，每年都要參加職稱評定。談起學術委員會的評審工作，夏教授的語氣非常無奈：“完全是個得罪人的事情！有這個打電話，那個打電話，但我心裡有數。我們也真是受罪，壓力很大，叫誰上誰不上，那一票非常沉重的。”

　　據某系副主任透露，由於學校每年給各系的教授名額非常少，目前競爭已異常激烈。如果學校按新的改革方案實施，很可能出現中青年教師為爭奪教授職位而“打得頭破血流”的局面，不僅內部團結崩潰，還將滋長教師們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甚至出現“學術權力尋租”。

　　北大法學院年輕講師趙小利（趙曉力）對本報記者說，現在當務之急是改變系的架構（恢復系的本來性質），一個系，一個學院（學院一般是行政性的——在香港大學也是這樣——只有系faculty才是學術共同體）應該是學術共同體，而不是福利共同體。

　　“一個學術共同體的運作是能夠保障彼此的了解，（比如在耶魯法學院，幾乎每天都有學術研討會，教師下了課就來參加）誰水平高水平低可以一目了然，而目前的狀況是，大家一年見不到幾面，誰也不了解誰，你讓別人了解你，怎麼可能？系不應該只是發工資，發獎金，發米發麵髮油的地方。”

　　行政化之痛

　　扭曲的學術評價機制背後實際上有泛行政化的陰影。而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問題一直為人們所詬病，被認為是制約高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將近兩個月的改革討論中，這一問題不斷被提及：北大教職工總數量是8000名，後勤行政占2/3，而處在教學和科研一線的教師只占1/3。“北大龐大的資源掌握在2/3人的手裡，為什麼不改變他們，而先改教師呢？”

　　一位老師說：“我看到那些豪華的行政機構，就感到心酸，很多部門一個辦事員就可以有一間豪華的辦公室，用的是液晶顯示屏的電腦，而我們很多老師連自己的辦公室都沒有，只能在飯桌上看書備課！”

　　對教授而言，沒有自己的助手、秘書和辦公室，很多經費也不是由教授來支配，且幾乎一切有關教學、研究管理、生產福利的大小事務，教授均無決定權。

　　“這些事務掌握在教務部、人事部、資產管理部、財務部、國際合作部、基礎工程部、保衛部、學生工作部等數十個校級黨政部門以及院、系、教研室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曾就讀於北大的鄭永流說：“連教授資格的認定，也是由有許多行政領導參與其中的各級職稱評定委員會來決斷，即使這些部門負責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身份在行動。”

　　清一色的由教授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又決定不了學校的大政方針，在這種以行政為中心的，且又條塊分割的格局中，如果一個教授無任何頭銜，“他惟一的權力就是講課與寫文章。”

　　“為什麼行政系統這麼龐大，因為官本位所致！管理學校就是依靠發越來越多的文件，開越來越多的會議，進行越來越多的考核達標，官場化行政化在大學泛濫。”教育學者楊東平說。

　　可以說，目前高校體制的一個重大的矛盾是，越來越多湧進高校的資源和落後的資源配置體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導的方式無疑是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教師提出改革指向問題又似合理——“為什麼這些最為迫切的問題不能觸及？”

　　北大網上一個署名李青魚的人的建議在幾個網站上被轉載：“北大改革最本質而不可迴避的問題，實際上，不是學校老師的職稱如何聘任，而是‘學校資源如何分配’，公開財務預算，公開18個億的投向。”

　　“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可以回答如下詰問：回答教育部，每年給那麼多錢，是怎麼用的？回答學校內部，每年那麼多錢，都花到哪兒去了？回答占用學校最大資源，卻沒有有效產出的是些什麼？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的第一刀可以砍向哪裡？”

　　“張維迎老師是經濟學家，從這個地方入手，才真正顯出專業水準！”

　　張維迎的解釋是，同時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師體制改革震動太大，不利於學校工作的穩定。另外，在教師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時間之後再推出行政人事體制改革，行政人員相對容易接受一些。

　　“現在是教員對行政人員有意見，行政人員對教員也有意見。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如果教授水平不高，當教授是論資排輩，要求高質量的行政服務也有些不理直氣壯。你說我的服務不好，你又是什麼水平？行政管理人員的素質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對一個大學來說，最關鍵的還是教師隊伍的素質。”

　　仔細品來，許多責難顯然已經超出了張維迎的能力，甚至超出了北大的能力。利益博弈的道理是，誰控制着最大的資源，誰就有最大的發言權，在北大也不能超出平常。

　　趙維明副秘書長告訴記者，事實上，北大早在1999年，就推行了一場變革，其主要內容是對行政管理層和後勤開刀，“學校一級由原來42個部處，直接精簡到19個，取消了很多職能重複的，或當時認為不大必要的部門，對臃腫的機構進行大幅度消腫，力度相當大”。

　　然而有人認為，那場行政改革更多是數量上的改進，而對“泛行政化”的本質沒有更多觸動。因為對於校方來說，進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也絕非北大這個層次可為。教育部就有好多機構，上面有機構就要求下面有相應的機構，北大改了，上面沒改，最後對北大反而不利。

　　北大的社科處和自然科學處合併為科研處，結果上級就對北大表示了不滿，“據說還影響到北大申請基地的事情，說你沒有社科處，上面找不到對口單位，最後北大不得不恢復了原有的模式。”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賈慶國透露。

　　“聰明如閔維方、張維迎者不能不知道，北大不是真空中的北大，有些改革必須要等到外部改革條件成熟後再為之，但在外界環境沒有實質性變化之前，北大不能再等。”

　　官場化之弊

　　與行政化相聯繫的，是學術官場化的問題。

　　從北大轉入清華任教的社會學者孫立平認為，“1990年代以來，體制內的資源迅速增加，而配置資源的體制沒有改變，原來幾千元都是‘錢’，而現在動輒多少萬，怎麼配置？”

　　孫立平認為，對於官員來說，在不能分清和弄懂學術的時候，只能通過他們所熟知的手段來評價。而學者不得不按照官員的要求行事，博士點、基地、博導數量的爭奪在各個高校之中展開的廝殺則是學術圍繞官場轉的集中體現。

　　“比如各種評比，上面要看的不是學術，而是多少教授、博士，有多少計算機、多少本專著、多少篇論文，培養多少學生，而很少有更能體現學術價值的東西。”

　　為什麼這麼評價？“因為官員最熟悉的就是數量。”孫立平說。

　　畢業於北京大學，已經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導的鄭永流則將高等教育體制中的官場化傾向歸結為審批學術和等級學術造成。“大學有重點，重點中又有重中之重，把大學分成等級。對人也是一樣，你是‘百千萬’工程里的優秀人才，他是跨世紀人才，他是重點資助人才。”

　　鄭永流認為，分級又和審批學術聯繫在一起，誰來評定？只能官方評定，博士點，碩士點，基地，國家重點學科都是審批來的。

　　“審批學術和等級學術聯繫在一起的，這種中國特色和長期以來行政化的體制聯繫在一起。”鄭永流說。

　　孫立平說，官場化的傾向在學校中的蔓延已經達到一種無法阻擋的態勢，它深刻地窒息着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無論是北大還是清華。

　　可以說，上述現象只是教育體制之冰山一角，而處在改革大辯論中的北大，如何能夠從中脫身？　　北京大學法學院知名教授賀衛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達了他對北大改革的憂慮，“在北大外部體制和一些內部生態不進行實質性觸動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憂。”

　　賀衛方說，“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門能否拿出勇氣，以壯士斷腕之氣魄進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才能取得成功。”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楊鳳春說，如果北大的改革能夠體現一種善良的意圖，建立進一步解放人、尊重人這樣一個體制，更加實事求是，有助於北京大學的未來發展，“那我想北京大學老師們是會非常歡迎和支持這場改革的。這和中國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樣，是一個人心所向的問題。如果道理講得通的話，改革的阻力可以忽略不計。”

　　改革的未來：妥協還是堅持？

　　從一稿到二稿，北大的改革經歷了從沸沸揚揚到逐漸平息的過程，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不少老師正在靜觀改革的下一步進程。

　　“對於這個改革方案，我覺得最後恐怕不會是這樣吧。我有一種潛在的感覺，認為北大不可能變成這個樣子，作為所謂的精神家園也好，北大的內核，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改變的。”這位北大副教授表示，改革者與被改革者在未來還會“持續博弈”，“當局應該考慮解決一些切實的問題，因而相信方案還會有所變化。”

　　她的話，反映了不少中青年老師目前的心態和想法。

　　儘管校方通過媒體等多種渠道，向社會表露改革的堅定決心，但仍有不少人對這場激進的改革未來前景抱懷疑態度。

　　“由於現實環境影響，中國的改革從來具有不徹底性。”一位政府官員分析說，當年的中科院改制也可謂轟轟烈烈，最後結果是無疾而終，“該下的依然沒有下，該走的還是沒走。”

　　趙維明對這樣的說法表示了質疑：“改革肯定是漸進式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經過幾次，甚至很長一段時間才可能取得成功，這不叫做不徹底。”

　　“實踐也證明，漸進式的改革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說，我們只是把這樣一種改革的理念提出來，然後能夠做多少，就堅決做多少，能做到什麼地步，就到什麼地步。但它並不意味着，有些東西在現實情況下還實現不了，就證明這場改革是失敗的，或者說是不徹底的。北大如果要永遠存在下去，那他永遠都要改革。”趙維明意味深長地表示，要看北大這次改革如何變化，“關鍵在於第三稿的修改情況。學校改革小組將利用暑期，對各方面意見進行梳理綜合，預計在秋季推出第三稿。”

　　屆時，未名湖畔這所百年老校，將再起何種波瀾，無疑成為最值得關注的一個懸念。

南方周末　 　記者 林楚方 孫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