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北京大學的改革方案竟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大學的自我定位的爭論。這既在意外，也在意中。

　　本來，任何一所大學的教授聘任、評估和升遷淘汰制度是該校自主權限內的事情，應由該校全體師生討論決定，無需其他人在一旁議論指點。但北大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象徵意義卻使這所校園裡發生的變化成為所有思考中國學術、文化、思想前途和命運的人都要來關心的事情。這是北大的麻煩，也是北大的福分，拔高了說，是北大的命運。反過來講，北大人自己心裡應該明白，人們對北大的關切並不一定是對此一家情有獨鍾，而是在北大身上寄託了對中國大學之本質的思考和對中國文化之前途的理想。北大作為一所具體的大學能否擔當起這樣的思考和理想，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它同屬於命運的範疇。

　　無論關心北大的人對這所學校有多高的期待，在現實中，它的發展卻由種種環境和時代的因素所決定和制約。眾所周知，北大這次的改革方案以爭當“一流大學”作為目標，但對“一流”的理解或“前理解”卻可能建立在一些更抽象、更隱秘、但往往更普通、更流行的觀念或意識形態之上。“市場化”和“全球化”無疑就是這樣的意識形態。

　　以北大在中國高等教育體制內長期形成的心理優勢，談“創一流”當然不是指要跟國內兄弟院校一爭短長，雖然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北大這家百年老店已經日益感到來自國內其他大學的競爭壓力(這當然是件好事)。北大談的“世界一流”，參照系自然主要來自外部，含有“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在國際上多拿金牌，以不負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味道。然而和體育競賽不同的是，世界上有公認的“一流大學”，但就什麼是一流大學，卻沒有公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且不說近代西方大學在其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不同傳統和取向之間的競爭和互補關係，就說當前美國的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雖在世界上占盡優勢，但就近看，各學校之間千差萬別，各有所長，也各有各的問題。若做一般的歸納，則只能得出些一般性結論，如傑出的教授；拔尖的學生；巨額的資金；精良的基礎設施；極高的聲譽，等等不說人也知道的東西。

　　其實，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內，任何一所“一流”大學都必然是對民族和國家命運有所擔當、對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有所承諾的精神殿堂，而不只是一般知識和技能的超級工廠和傳授所。按這個標準，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一所大學，在其本國的地位可與北大在中國的地位相提並論。哈佛、牛津、柏林、巴黎、東京、莫斯科固然都在各民族的歷史上享有一份光榮，但沒有哪一家像北大這樣同國家民族的歷史命運如此深切地交織在一起、對一個古老文明的復興負有如此自覺的使命、承受着如此殷切的民族期待、又在師生中間激發出如此之高的自我期許。北大的校史本身已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精神神話。哈佛再“牛”，卻絕不敢誇口能把全美國最好的學生一網打盡，而北大即使在頹勢中對此也“當仁不讓”。僅就這一點就可以想見，北大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實為所有美國常春藤名校加在一起也達不到。

　　這一切所謂的“虛名”並不解決現實中的北大的問題，反倒給北大上上下下造成一種壓力。並非因為學校真覺得不改革就對不起那些“萬里挑一”的學生，而是“形勢比人強”。日益商業化的社會把一切都標上了價碼，北大從前用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的力量”和計劃經濟體制度提供的種種保障和特權，如今已被新的社會秩序、價值觀念和倫理意識所取代。北大如今能給學生的東西和北大自身存在的意義一道，不得不在這樣一個新的物質環境裡面被重新審視。同時，一浪高過一浪的全球化進程把北大乃至整個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強行納入了一個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之中。在這個新的分工和等級體系裡，北大正面臨一種難堪的身份轉變：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正在漸漸變成一所名牌“留美預備學校”。但如果北大已在理論上承認，學術無國界，所有大學都必須服從一個絕對的、超越民族國家時空的國際標準，那麼當北大把一批批立志進中國最好的大學的孩子們招收進來，隨即發現他們已經站在北大的肩膀上把目標瞄準了“世界一流”的歐美大學研究生院，又怎能責備他們呢？除了立志自己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北大又能如何？

　　本文無意質疑北大改革的動機和必要性，也承認北大在許多具體方面同西方一流大學存在相當的、一時難以彌合的差距。我想說的不過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北大這次的改革既然以外在於中國高等教育傳統的參照係為前提，以全面系統地改變一所學校的面貌為目的，就應該公開地、明確地對這所學校根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同作出新的說明。一個按照“一流”標準運作的北大，可以是一所肯定自己傳統中的正面因素，並能夠把它們更好地發揮出來的大學。但如果北大把“一流”抽象地定位在同國際接軌，同美國研究型大學全面競爭的標準上，結論恐怕只能非常令人喪氣：北大在中國是天之驕子，在國際上，若按某些單純的量化標準，很可能連二流也排不上，“趕超”的時日即便不是遙遙無期，也曠日持久，恐怕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親眼看到。這或許就是網上有人所說的“自取其辱”的意思吧。

　　僅就辦學經費這一項看，北大曾在過去三年裡得到國家18億人民幣的財政支持，令國內其他大學艷羨不已。但在西方研究型大學中隨手抽樣，就可以發現，這樣的資金投入規模對於辦西方標準的“一流”大學，只是杯水車薪。我目前任教的私立紐約大學(NYU)年度預算超過15億美元，折合120億人民幣。我以前曾任教過的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在美國50所研究型大學裡面位居中游，但年度預算亦達十多億美元。NYU去年募捐活動受美國經濟不景氣影響打了折扣，依然在3-4億美元之間。兩年前寶麗來(Polaroid)公司老闆去世，一筆就捐給學校1億美元，被專用來在文理學院設立講座教授席位。美國研究型大學本來就熱衷於以高薪在全世界範圍內網羅人材，有了這樣的橫財，挖起人來更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紐約大學擁有大量房地產，是位居天主教教會和哥倫比亞大學之後的第三號地主。即便如此，校長和校董會仍然念念不忘NYU在美國大學的富人俱樂部里只是小弟弟。《紐約時報》曾報道哈佛大學的基金規模超過古巴國民生產總值。當我和一位在哈佛工作的朋友提到此事時，她竟然吃驚地說：“只相當於古巴的國民生產總值嗎？我還以為是荷蘭呢。”哈佛富可敵國，但若問普林斯頓的人，他們會不屑地說，大學財力不能看總額，要看人均。據報道，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基金按在校學生人數平攤，超過50萬美元，遠在哈佛之上，但卻還比不過一些只辦本科教育的私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在辦現代研究型大學這件事上，錢固然不是萬能，但沒錢卻萬萬不能，這大概算是“硬道理”。但眾所周知，中國的現代大學體系，包括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並不是靠硬性指標和硬通貨起家，而是植根在中國本土的特殊土壤之中，隨着現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血脈成長起來。自晚清以降的各個時代，在中國大學裡面匯集和生長的，並不是統統可以拿到國際市場上去交換或估價的商品或“成果”，而是一個民族凝聚在“知識”和“學術”裡面的歷史、經驗和思考，是幾代人為之獻身的理想和意志的結晶。這也是大學改革根本不同於企業改革的原因所在。在此，“效率”、“合理化”、“競爭”這樣的現代企業管理概念相對於大學的根本使命，哪個是手段，哪個是目的，應該不言自明。事實上，除了行政、財務、後勤和科研服務等方面應實行科學管理外，大學的核心領域，即研究和教學本身，在根本上是排斥“效率”、“競爭”、“合理化”這類思維的。以筆者在美國大學讀書和任教的親身經歷，可以說美國大學是最沒有“效率”的地方。

　　世界上有許多優秀的大學可資北大和其他中國大學效仿，但若技術層面的學習、移植、趕超變成體制性的“同國際標準接軌”，就會動搖中國大學作為中國文化和社會自主性的守護者和象徵的自我定位，進而傷及中國大學的底氣和命脈。古人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其實治大學又何嘗不如此，忌諱的是翻來覆去，一會兒這個樣板，一會兒那個模式。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立校之本並不是什麼神秘的理念，而是同中國大學一樣，來自大學自主性和國家命運之間的深刻的聯繫。一所大學的精神氣質、自我理解和學術傳統的形成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卻可以因某種想當然的政策而一蹶不振。人們可以輕易地可以計算出一個在學術市場成為商品的名牌學者的身價，但卻無法計算一個學者成為學者的社會成本和學術本身的價值，更無法對學術生產的內部規律進行“管理”。脫離大學根本的自我定位談“競爭”和“效率”，或許在企業管理的意義上有所收益，但卻會把學者整體推入一場由市場化意識形態為主導、技術官僚為裁判的老鼠賽跑，這樣生產出來的“學術”，客氣地講是中規中矩的學院八股，不客氣地講就是一堆連回收價值都沒有的垃圾。

　　僅就財力這一個方面而言，北大或國內任何其他大學的一流目標，不能也不應該建立在所謂“國際水準”上。若是非要趕全球化的快車，按種種武斷的硬性標準同美國大學體制“接軌”，對於中國大學來說就等於將自己有形和無形的總體資源統統按一比八(人民幣和美元的兌換率)縮水，在想象中的國際市場上，以賤價拍賣的方式“入世”。以這樣的邏輯，中國人文學科“接軌”的最佳捷徑大概就是同海外“漢學”或“中國研究”領域“橫向協作”。但如果北大文、史、哲等傳統大系的“學術國際化”只限於同西方大學的東亞系交往，甚至把西方中國研究的範式和行規視為當代學術的圭臬，那麼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進軍就只能抵達西方學術的一個偏僻的角落，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內容就永遠只能在“國際學術”體制中作為一種局部的、為外在的意志所支配的地方性知識存在。在此少數國內學者或可以感受一下“置身世界一流大學”的虛榮，但這樣的“國際學術交流”，離學術本身的距離，就不可以道理計了。若再捨近求遠，把近年一些國內讀英文，出國讀中文，在東亞系拿了學位、卻同中國現實和中國文化隔了又隔的海外留學生當作“國際人材”請回來淘汰自產的“土鱉”，以正國內“專業學術訓練”的視聽，中國學術的買辦化、殖民化指日可待矣。這樣的“一流”心態若在國內演成風氣，勢必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引發一輪俄國式的“休克療法”。如此脫離中國大學的精神使命的“轉軌”給迫於流弊、急於通過改革走出困境的中國大學造成的結果，恐怕只能用“他生未卜此生休”來形容。邯鄲學步式的創一流，到頭來不僅與“一流”無緣，連二流也做不到，往往只落得一不中不西、亦土亦洋、上不去下不來的“不入流”。

　　但願這只是我的過慮。

　　2003年7月于格林威治村

　　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大學體系，包括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並不是靠硬性指標和硬通貨起家，而是植根在中國本土的特殊土壤之中，隨着現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血脈成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