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布了關於教師人事改革的方案，頗引起媒體的關注。我是一名退休教師，本來方案與我關係不大，大可以高高掛起。但考慮到這種方案會影響到北大的聲譽和前程，作為在北大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人，實在不忍心坐視。“兼聽則明”，發表一些不同意見以供討論。

一、 不要把眼睛光盯在講師和副教授身上

近些年來學校的教學滑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於是人們以為是在教師隊伍的入口處出了問題，即混進了不合格的助教、講師和副教授。在出台的方案中規定，講師在聘任兩期後可以辭退，副教授聘任三次後可以辭退的超嚴厲的規定。就是說，如果三年為一個聘任期，在他教學的十五年之後還有被炒魷魚的危險。這種規定的嚴厲程度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國家。

實際情況是，教師隊伍的異化不是發生在教師隊伍的低端，而恰恰發生在另一端。迄今在聘任一位新的助教或講師時，在教師中自有一種傳統的標準，還沒有糊塗到把不稱職的人拉進來的程度。

然而自八十年代以來，教師隊伍發生了奇特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從來沒有摸過粉筆頭和從來沒有做過學術研究的人大量湧現為教授，學校里有大量不教課教授，教學被視為服勞役。

黨委書記任彥申到校不久，就被聘任為教授，而且還拿到了博士導師的頭銜，首開了惡劣的先例。這就在學校里樹立了一個無形的標準，只要當了官，在學術上也就達到了最高水平，其結果是把學術職稱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於學術水平。接着，從教育部下來的紅頭文件，大量聘任所謂德育教授。又把大批沒有摸過粉筆頭的人弄成了教授。

49年以後，在北大曆任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中，最受尊敬的是江隆基同志，由於在整教授的運動中，他是保護、而不是變本加厲地整教授。他並沒有利用當黨委書記和校長的地位給自己弄一頂教授帽子戴戴，這更加受到我們的尊敬。

這種措施的惡劣影響並不在於，在教授隊伍中增加了一部分不從事教學的教授。嚴重的是，樹立了教授可以不教課先例。既然教授可以不教學，這種榜樣一出，就使得本來是做教學工作的教授也不教學了。在五十年代，北大從上到下，只要是教授的，沒有不講課的。愈是有名的教授便愈是教基礎課，而且幾乎每學期都在上課，還要不斷開設新課。而現在各系大約有半數的教授不上課。校長在公開場合說北大基礎課有百分之70是教授上的，不知根據何在。

還有一部分學有專長的教授，被安上了各種代表、委員和什麼長的名號，也被迫脫離教學第一線。他們整天忙於政務和評價別人的水平，而自己卻陷於會海之中難於自拔，脫離了教學第一線。“學而優則仕”，這是學術政治化的另一個側面。

由於現在教學對教授來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在講師和副教授中，教學被認為是敲門磚，一旦提為教授，就可以公然以要搞科研為由拒絕教學。正如魯迅所說：“門一旦敲進，磚頭便不必留在手邊。”

世界各國中“教授”一詞的本意是職業的意思，即以教學為職業的意思，其他在學校兼課的人都不是教授。顯然，如果不能給大學生或研究生上課，只能帶幾個研究生，還不能認為是合格的教授。在49年以前，在現今國外的其他大學，都規定教授每四年可以有一年不上課，其餘學期都必須上課。不管你是多麼有名的教授，是院士、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都一律得平等地講課，如果課講不動了，便應當退休，即使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也不例外。著名教授是在平等地對學生講課中得到學生的愛戴中逐漸形成的，而不是靠領導指派和媒體炒作形成的。現在有一批不上課的名教授，就是炒作出來的。

二、 過分苛刻的條件會適得其反

前面說過，我們規定教員獲得終身職業的條件要15年。而英美等西方國家一般為六到七年。看起來是嚴格多了。不過，這並不能保證得到出類拔萃的人才，而恰是它的反面。工作15年還有被炒魷魚的危險，這種年齡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了，被炒後什麼也幹不成了。所以，要應聘的人需要有高度冒險精神才敢來。一般說，高風險需要有高報酬。可是親愛的校長先生們，你們有什麼手段能保證北大在這樣高的風險下會得到比別的學校高得多的報酬呢？實際情況是，恐怕你們並不能保證北大的教授會得到比一所中專戴帽大學的教授更高的報酬。在這種條件下，把門檻築得高高地，只會拒人才於校門之外。

清華大學是1924年才確定為大學的，到1928年，就延聘到一大批著名教授，成為國內數得上的大學。許多人寫這段歷史都說是由於校長羅家倫、梅逸琦辦校多麼能幹。其實除了他們的才幹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庚子賠款的一千多萬兩白銀作為雄厚的基礎。當時他們可以從任何學校挖走人。羅家倫把蔣廷黻從南開大學挖走就是一例。那時清華大學教授的高待遇，在一般人心目中，正如季羨林先生說的“望之如神仙中人。”人們怎麼能不趨之若鶩呢？

現今的北大，有什麼比別的學校更為優厚的條件呢？我們除了有更為光輝的歷史外，在辦學經費上並不比別的學校優越。

我國的教育經費按比例大小排列在世界上只是處於下位，教育界對人才的吸引力本來就不大。近年來的情況表明，人才的流向是，一流人才留洋移民，二流人才外企經營，剩下的下海作老闆或當官從政，最後才是窮教授傻博士苦做學問。更何況在80年代末，學校在下海熱潮中，主動抽調了一批教學骨幹去開辦企業，人民日報在頭版表揚北大推倒南牆，認為是中國特色辦學校的榜樣，現在這些下海的人中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大款，對年輕人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把招聘教員的條件定得過高，甚至超過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這就無異於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庭，在人心思富的社會氛圍下，要為自己的女兒招贅一個狀元及第的才子作女婿一樣地不現實。

三、 且慢談“末位淘汰”

最近在強調競爭的一片叫喊聲中，“末位淘汰”喊得尤其響。遺憾的是，在具有許多資深管理教授的北大也跟着喊。末位淘汰只適宜於選總統、選校長的選舉中，因為總統或校長只有一個。選票少的只能被淘汰。末位淘汰也適宜於“開心遊戲”之類的文娛活動中，因為要得獎的名額有限。而將“末位淘汰”不加改動地用於管理一支教學隊伍實在是愚蠢之極。

民國初年，有一個自然科學的學術團體的章程上說：“當今之世，非競爭無以求生存，非合作無以求發展。”他將競爭與合作的關係說得非常貼切。這裡所說的競爭主要指的是對外的競爭。至於內部，則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合作精神。

在人才招聘的時候，因為招聘的名額所限，說一說末位淘汰也未嘗不可。把人招進來了，卻天天高喊要把你末位淘汰掉，要是我就無法忍受。其結果，一是一些人不能忍受早就一走了之，二是留下了，為了不被“末位淘汰”就要想法把別人壓到末位去。這實在是一種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好辦法，結果就是台灣柏楊說的中國人所擅長的“窩裡鬥”。比方說，力學系需要一位能教彈性力學的教員，在招聘的時候，有3個人報名，只能取一名，另外兩名被淘汰，這就是末位淘汰。可是對招聘來的這一位，還是天天喊要“末位淘汰你”，一旦社會上發現了比他強的，就要把他炒魷魚，他能安心教書嗎，他能與別的教師合作嗎。哪他只能要麼走人要麼貶低別人。在即將要被炒魷魚時而能夠讓賢的是非常罕見的。

如果系內本來就有3位教彈性力學的教員，領導不對他們的前途適當安排，只是說，要在三位中把一位末位淘汰掉，其結果只能使這三個人之間打得一塌糊塗。

末位淘汰所以是不科學的，因為人的才能不是單參數的。常識是單參數的事物可以排序，從而可以定出末位來。而作為人才的複雜系統，很難排出次序，一個人創新能力強，另一個人對已有的歷史結果比較熟悉。各有特色。一個系和一個學校需要多種人才，就像是一支樂隊要有各種人才合作才能奏出好的樂曲。有的人能力很強，不過紅花雖好還要綠葉扶持。一個系既需要學術上的領頭人，也需要能做各種輔助研究和教學工作的人。好的領導就是要把各種人安排在最適於充分發揮他的作用的崗位上。

力學系在80年代有一個由一位副教授和兩位講師組成的課題小組，他們的成果解決了國內工業建設中數以百計所急迫的難題，他們親密合作了十多年，開創了多個國內第一，獲得了兩個部級二等獎和一個國家二等獎。然而這個小組卻在提職聘任的密鑼緊鼓中給打散了，從此就什麼也做不出了。

我們有些領導或理論家認為，似乎只要是合作或合奏，這些人就一定是南郭先生，他們只要聽獨奏。須知現代的科學技術是大科學的時代，單槍匹馬是很難得到有份量的成果的。人類基因測序、蛋白質合成、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人造衛星的成功發射，基本粒子的發現、大型計算力學軟件的編制等等成果都是許多人合作的結果，有時是若干所學校同行共同攻關的成果。片面地誇大競爭，無視和有意無意地貶低合作的重要性，過分地誇大其中的某個個人的作用而貶低集體合作，恰好是近代科學的敵人。

教師的水平是有高低之別的，這種高低之別是要經過較長的時期全面了解和教師學生共同推定的。近十多年來，我們的科技領導人員卻喜歡簡單地把研究人員排隊，一定要排出個首位和末位來，而且每學期都要折騰教師來排。他們並不懂得如何全面地評價一個教師，教師的基礎如何、表達能力如何、道德修為如何、求知慾與知識面如何、創新能力如何、實驗和計算能力如何、獻身科學和教育事業的思想準備如何等等，他們一概不問。他們最後只落實到發表了多少篇論文，以發表論文的數目來把教師排隊，

數文章是最簡單不過的事，這種人的智商已經低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何況為了這種愚蠢的數文章，每年還要對所有的教師折騰幾次，要他們填表申報發表的文章。更加荒唐的是有的學校，竟制定每年發表文章數目的所謂“＊篇文章工程”高指標計劃，把指標攤派到人，實行按文章數給教員發獎金，對完不成文章數的教師課以罰金或剋扣工資的辦法。

在這種可笑的排隊下，許多難得的人才被埋沒掉了，許多合作得很好的集體被拆散了。

四、 最需要改革的是領導

看了上面說的這些事也許會認為可笑。不過這些改革的條文和做法都實實在在是當今我校或兄弟學校所出台所實現的。都是當今主持學校的有頭有臉的領導們做出來的。人們現在對領導做的各種蠢事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問題出在領導者的素質問題上。在學校來說，就是校、系兩級領導的素質問題。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康生為了反駁“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發明了一個“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的理論。並且註解說，梅蘭芳只懂旦角一行，他當劇團團長，要領導生、末、淨、丑，各行，他也是外行領導內行。康生在北大做報告說，你懂的是具體業務，我懂的是社會的人，所以我要領導你。這種理論一出，就為各行各業中的瞎指揮找到了理論根據。奇怪的是，這幾年在北大的一些領導中，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的觀點，又流行了起來。我自己就不只一次地聽到領導們親口這樣說，這恐怕有兩層原因：

一是校長們是外行，為自己高居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尋求理論根據。恕我不敬，現今的校長們對教育都是外行。這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即使是在“反右”以後，甚至在文革的極左時期，北大的副校長的名單中，還有像周培源、傅鷹、季羨林、魏建功等這樣的知名學者，現今的校長名單中怎樣。就是像許校長你這樣院士的學者，但長期並沒有從事過教學，對於如何辦學恐怕也是知之甚少吧。至於若干年前，為了美化領導，北京的一張報上說，在20世紀北大的傑出領導人是蔡元培、胡適等，而在21世紀，北大的傑出領導人就將是某某了之類的報道，只能作為教師們飯桌上的笑料。

校長們在學術地位上的退化，直接導致系主任的迅速外行化。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還沒有一任系主任是開不了基礎課的，或是不講基礎課的。而現在這種什麼也不懂瞎指揮的系主任就不是個別的了。記得，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校長寫了一本書，談到他的辦學原則時，其中之一是，要使有學問的教授有更多的發言權。北大的現狀如何，請聽一聽一些老教授們的意見。

二是我們現在學校工作的主要內容已經大大異化了。在早先，或在現在的國外，校長和系主任唯一的任務是管好教學，其他事情都是社會上來管。而我們的校長和系主任，還要管吃飯、睡覺、托兒所、附小、退休、養老、諸多事情。有一位系主任調坎地說：“我現在管的事是市長應當管的，而市長管的卻是我應當管的。”一切都顛倒過來了。不錯，吃喝拉撒之類的雜事，本來是市長應當管的，卻要系主任來管，教師的提職定級本來是系主任的事卻由市長來管。甚至一個學生違反了交通規則，公安局也要打電話給系主任要他把學生領回來。更不要說，在鬧法輪功時系主任得首先抓法輪功，鬧非典時系主任得首先抓非典。

我們的社會組織把這麼多的雜事架在學校上，難怪專家學者管不好學校。即使是地道的學者，在擔任了一個時期的校長或系主任後，在如此繁雜的事務面前，也要脫離教學退化為外行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而這也就註定了學校的教學和科研要滑坡。

學校天生有許多與教學無直接關係的雜事，在西方和49年以前的我國大學，是實行兩套人馬，一套是教學人員（faculty），另一套是職員(staff)。與教學科研直接有關的事職員不能過問，只是教學人員的事，職員的任務是保證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條件。

而我們現在是，職員服從也只服從於校長和系主任的調度，因為校長和系主任掌握他們的生殺大權。教授很難指望能直接指揮職員為他的教學做點什麼。我自己就有深切的體會，辦公室的下水道不通了，向有關部門打了四次報告，都沒用，最後不得不自己花科研經費請校外的修繕公司解決。學校里任何人都可以管住教員，學校的任何處都可以對教員下達各種指令，一會要報表，一會布置什麼緊急任務要完成，一個收電費的“節能辦”女職員可以呵斥一位資深的教授，一個管教室的勤雜人員可以對遲下課5分鐘的老教授野蠻謾罵（都有事例）。與教學有關的事怎麼能暢行無阻呢。北大有近一萬名教職工，其中教員不到3千人。可以這樣說，校長和系主任就是調動和指揮這非教學的七千多人的龐大的系統來管教員的。

人們為什麼尊敬江隆基同志呢，他對教育是地道的內行，他當過中學校長，當過陝北公學的教務長。可是他卻謙虛地以外行自居，北大的著名教授，他都曾登門求教過，徵求他們對辦學的意見。在他的帶領下，職工自然尊重教學，校長是率領全校職工為教學服務的。

可是我們現今的校長和系主任們，本來有許多事情不懂，有的人根本就是外行，卻要一方面充內行，弄一頂教授帽子戴着，一方面高唱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為自己的瞎指揮辯護。

通過以上的分析看出，不久前出台的北大的人事改革方案，可以說是這類瞎指揮的一個典型。要想克服這類瞎指揮，需要的是虛心學習。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好好以“三個代表”來對照，改進領導，改革學校的運行機制。還要有大無畏的精神，因為許多瞎指揮的措施，例如什麼德育教授，並不是來自學校，而是來自更高更大的人物。

以上的意見，請當作逆耳的忠言。本來是準備只寫給您一個人的，不過請諒解，考慮到別的學校也大致一樣，這些意見也許會有一點參考價值，所以就公之於眾了。

2003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