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監督中國學界

南方周末　 　2002-01-24 09:34:04

■意見　　　　　　　　　　　　　　　　　　　　　　　　　　　　　　　　　　　
□陳平原

　　最近這幾年，中國學界不斷出事，一會兒造假，一會兒抄襲，外行人看
得目瞪口呆，圈內人更是心驚肉跳。以致形成一種錯覺，似乎中國學界真的
“沒治了”。這裡，不妨借用錢鍾書《圍城》裡的妙喻，猴子上樹之前，屁
股也是紅的，只是沒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萬眾矚目，紅屁股就再也無法
掩飾了。大眾對中國學界的醜聞————當然也有成績————日漸強烈的
關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學者形象，將受到越來越多的挑剔與質疑。

　　或許，這應該算是好事，起碼使得中國學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療救的可能。兩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
我曾撰文批評學界之“世風日下”，除召喚學者的良知，更寄望於書評的扶
正抑邪。現在看來，這種呼籲近乎一廂情願。大量平庸、重複、胡亂拼湊的
“論著”並未被驅逐，反而有日漸蔓延之勢；至於連續揭露出來的抄襲事件
，更讓人寢食難安。後者因“人贓俱獲”，很有戲劇性，容易吸引公眾目光
，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反而是前者，瀰漫於空氣中，很容易感覺到，卻
又無法一一驗明正身。對於釀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點
也不亞於後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論事，而更傾向於思考整個中國的學術環
境，謀求制度方面的改善。

　　為中國學界把脈，不難找出許多顯而易見的弊病。有些屬於個人的道德
修養，但更多根源於管理體制。比如，學術評價體系中，存在注重數量而忽
視質量的傾向。所謂“數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實忽略了
精神創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學科，“量化管理”雖有效地刺激了生產，
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客觀上誘惑學者走上粗製濫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
由學術史而規範化的一系列討論，很是熱鬧了一陣。但這種基本上屬於圈子
里的討論，無法轉化為制度建設，就連模仿美國學界編纂“寫作手冊”（《
開放時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號上王笛的《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對《芝加
哥手冊》的詳細介紹，可參閱），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無心犯錯這樣
具體而微的計劃，也都被認定為“過於瑣碎”，不夠“高瞻遠矚”而只能流
產。可在我看來，學術良知的養成固然重要，技術細節以及學術紀律的強調
，同樣必不可少。還有，學界同樣存在生態平衡的問題，在我看來，也必須
退耕還林（草）————這當然是玩笑話，針對的是目前高校晉升職稱時的
過分強調研究著作。我懷疑如今“著述”泛濫，很大程度是被這一規定逼出
來的。學校的主要功能是傳授知識，能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當然更好，但不
應該成為硬性指標。研究型大學的教授必須有專業著述，至於社區學院或專
科學校的教師，則應該主要考核其教學效果。不同類型的學校分流發展，對
於教師，也應該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論文和著作，我以為
是不合適的。最後，我以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國學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
制。

　　誰來監督中國學界，保證其得以健康發展？表面上，這不成問題，發表
文章有編輯部把關，評定職稱有學術委員會審查，遴選“獲獎著作”與“學
術帶頭人”，更是層層推舉。按理說，應該萬無一失。直到新聞界揭發某某
人抄襲或作弊，方才大吃一驚————令人驚訝的，不是有人違規，而是原
先設計好的重重關卡，為何無法防止公開或隱蔽的違規動作。回過頭來，除
了檢討主管部門的失職，還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不管你歡迎還是拒絕，這兩
年的實際情況是，大眾傳媒已經“強力介入”了當代中國的學術紛爭。

　　學術紛爭無處不有，能夠引起公眾關注，並成為一時熱門話題的，必定
是黑白分明且涉及倫理道德者。只有在這個時候，專業上的是非曲直被暫時
擱置，公眾才有能力介入原先屬於象牙塔里的論爭。代表公眾眼光和趣味的
大眾傳媒一旦介入，就不可能遵循專家原先設計的思路，按部就班、有條不
紊地推進，一陣狂風驟雨過後，可能是清風明月，也可能是杯盤狼藉。這也
是學者們對大眾傳媒之“橫掃千軍如卷席”不無戒心的原因。

　　被批評的人，包括其同情者，往往將記者的“刁鑽古怪”、同行的“落
井下石”，以及媒體的“窮追猛打”，解讀為別有用心，或者是一個預先布
置的大陰謀。我則更傾向於將這作為大眾傳媒“譁眾取寵”的特性來理解—
———既代表公眾的正義感，也代表公眾的窺視癖，二者兼而有之。誇張的
語調，煽情的表述，獵奇的心理，以及只求說話痛快，不太講究分寸，所有
這些，乃大眾傳媒不同於學術批評處。對於當事人來說，面對鋪天蓋地、有
時不免言過其實的責難，難免有處罰過度的感覺。更要命的是，迫於輿論的
巨大壓力，為維護本單位的榮譽，行政當局很可能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式，
迅速宣布給予當事人處分。面對此類突發事件，單位領導既有“捂蓋子”的
，也有“平民憤”的。而這兩者，都是基於對大眾傳媒再三追究可能損害自
家形象的擔憂，而很少考慮學術公正問題。在我看來，不當罰而被罰，固然
冤屈；當罰而處罰過輕或過重，也都同樣有失公允。傳媒的介入，可以使問
題迅速得到解決；但也存在一種危險，即解決方案受群眾情緒裹挾，而不是
基於專家鑑定。

　　可話說回來，假如排除大眾傳媒的干預，單靠正常的學術批評，能否實
現中國學界內部的“自我清潔”？對此，我深表懷疑。單讀報刊文章，你會
覺得，所謂的“學界腐敗”，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可落實到具體語境
，你又有是非難辨，甚至法不制眾的感嘆。學界中的許多違規操作，沒有專
門的調查機構，學者個人也不可能花很多精力去追究。你可以發發牢騷，罵
罵街，然後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也有朋友致力於“學術打假”，可學術共同體內部缺乏必要的凝集力，
關於何者是可以允許的變通，何者為不能原諒的過失，以及對於過失該如何
糾正與懲罰，並未形成廣泛的共識。舉例來說，專業著述、教科書、通俗讀
物三者在使用前人觀點時，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問題在於，許多通俗讀物
經過精心包裝，以專業著述的面貌問世；反過來，又有不少專業著述採用通
俗讀物或教科書的寫作體例。以至當裁判吹哨時，當事人很可能說，我玩的
是籃球，不是足球，並沒有違規。相對於體例乖謬、觀點挪用、注釋投機，
抄襲無疑最容易查證並坐實。大眾傳媒由此介入，自在情理之中。

　　這兩年中國學術環境的變遷，包括“學術打假”口號的提出，以及由此
引起的爭議（參見羅厚立《打倒與建立：也說學術打假》，載《東方文化》
２００１年６期；楊玉聖《學術打假、學術批評與學術建設》，載《中華讀
書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與大眾傳媒的介入中國學界內部紛爭不無
關係。沒有傳媒人強烈的責任感與好奇心，同樣具有“七情六慾”的中國學
界，其不太光彩的一面很可能不被暴露，也不會受到嚴肅處理。應該說，大
眾傳媒在幫助公眾行使知情權，以及監督中國學界健康發展方面，實在功不
可沒。

　　可倘若不是證據確鑿的抄襲或作弊，而是稍微聰明一點的“移花接木”
或“暗渡陳倉”，大眾傳媒便無能為力了。公眾需要爆炸性的新聞，喜歡是
非分明的道德審判，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論爭未必感興趣。更何況
，無論是讀者大眾還是記者編輯，其實都沒有資格、也不該致力於裁斷那些
背景相當複雜的學術論爭————其中可能夾雜着理論分歧與個人恩怨，也
可能包含政見迥異與利益衝突。只有像抄襲這樣對錯明了的事件，大眾傳媒
的介入，才可能做到遊刃有餘。在這個意義上，傳媒的“強力介入”，對於
中國學界的健康發展雖有作用，但其效果不該被過分誇大。

　　不管是出於道義與責任，還是希望尊重學術紛爭的複雜性，防止傷及無
辜，我以為，都應該更多地發揮專業學會的監督及鑑定作用。因為，即便是
確鑿無疑的犯規，也有輕重之分，如何處治才恰如其分，非專業以外人士所
能輕易裁斷。鑑於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專業學會也像教育行政單位一樣，
不無保護自身利益的嫌疑，不一定具備公正裁斷的膽識與能力。因此，有關
部門（比如教育部或國務院學位辦）應設立專門機構，接受學界內部的投訴
，負責組織專家鑑定，並公布調查結果，而不是將投訴信交給被投訴者所在
的學術機構，讓其自行了斷；更不是等大眾傳媒炒熱了，再挺身而出，王顧
左右而言他。

　　學界也有“取信於民”的問題，連續發生多起醜聞，受嚴重傷害的，不
僅僅是當事人所在的學術單位，更包括整個中國的學術界，似乎不能掉以輕
心。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