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腐敗兩個案例

南方周末　 　2002-01-24 09:34:04

□李虎軍

巴爾的摩事件

　　這一事件曾被認為是學術欺詐的最好案例。

　　事件的主角是現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著名美國生物學家戴維·巴爾的
摩。巴爾的摩在３７歲時即獲１９７５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他也是《南
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３月一篇報道中駁斥所謂核酸營養的三位諾貝爾獎得主
之一。

　　１９８６年４月，特里薩·嘉莉與巴爾的摩等人在《細胞》雜誌合作發
表了一篇論文。此後不久，嘉莉的同事瑪格特·歐圖勒提出論文數據有造假
嫌疑。一時間，除科學界以外，新聞界、政界紛紛介入，事態被擴大化。Ｄ
ＮＡ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詹姆士·華森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０日《自然
》雜誌撰文回憶說，美國國會甚至小題大做，就巴爾的摩是否利用聲望縱容
嘉莉舉行聽證會。

　　１９９１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ＮＩＨ）調查小組的報告泄露後，
巴爾的摩被迫辭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職務。後來，ＮＩＨ的另一個獨立調查
小組推翻了該調查小組對嘉莉的全部１９項指控。

　　這個調查小組發現嘉莉實驗數據的許多錯誤，但這些錯誤是隨機和無方
向性的，而不是被蓄意歪曲。嘉莉終於得到平反，她在研究上所犯的錯誤並
非有意欺詐，對巴爾的摩的指責自然也煙消雲散。

　　但是，由於傳媒對這一結果報道力度不夠，此事至今仍給許多人留下一
個錯誤印象。在中國，巴爾的摩依然被一些不明就裡、以訛傳訛的媒體和學
者樹作學術腐敗的典型。

　　巴爾的摩事件引發了人們的思考。科學史家丹尼爾·柯維勒斯在１９９
８年出版的《巴爾的摩事件》一書中寫道，歐圖勒當時被媒體渲染為揭露欺
詐、挑戰權威的英雄，而有關方面主要依賴墨跡鑑定來判定實驗記錄是否真
實，而不是進行嚴肅的學術審查。評判學術研究中是否存在不正當行為，由
專家組成的監督機構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受到非學術因素干擾，由外行去
扮演一些不必要的角色，會不會把本來簡單的事情越弄越糟？

德國：不再空喊

　　１９９７年１月，德國兩位著名的癌症研究人員弗里德海姆·赫爾曼和
瑪麗昂·布拉赫被赫爾曼實驗室的一位博士後舉報。兩人被懷疑在德國馬普
分子醫學中心工作期間，有４篇論文造假。布拉赫承認迫於赫爾曼的壓力偽
造過數據，但赫爾曼否認了一切。

　　調查小組介入後，發現的造假論文數量越來越多。當年８月調查報告發
布時已經發現３７篇，赫爾曼和布拉赫也被迫辭去所在研究機構的職位。

　　這一事件給德國科學界敲響了警鐘。同年１１月，德國主要的基金組織
————德意志研究聯合會和最大的科研機構————馬普學會通過了《關
於提倡良好科學實踐和處理涉嫌學術不端案件的指南》，並在２０００年１
１月進行了修改。這一指南如今已經被絕大多數德國高校所採用。

　　關於不端行為，該指南強調科研人員不能偽造、修改數據，不能出現剽
竊、欺詐行為，更不能強行占有他人（包括自己學生）的成果；規定了處罰
學術不端行為的具體措施，例如載入個人學術記錄、解除職位等；條例還將
一些不端行為，如侵犯他人隱私、侵犯知識產權、偽造文件和技術記錄等，
與適用法律進行對比。

　　另一方面，馬普學會認為，“提倡良好科學實踐，防止學術不端行為，
比揪出少數已經出軌的人更重要”。條例要求科研原始記錄中不能有塗改，
並且認真保存１０年以上；要如實承認別人的成果，引用時應標明出處；研
究成果在正式發表以後，才能向媒體公布等等。

　　在德國馬普學會，對青年科研人員的科學道德要求非常嚴格。青年科研
人員到馬普學會工作時首先要接受培訓，學習何為學術不端行為，何為良好
科研實踐，並要求在一些文件上簽字，承擔相應責任。

　　具有可操作性的條例，對德國科學界道德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１９
９９年，馬普學會就按照條例對在１９７９年《自然》雜誌一篇論文中偽造
數據的馬普醫學研究所所長彼得·西貝格進行了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載入西
貝格的學術記錄。

　　當然，有了條例，也不是那麼立竿見影。就拿赫爾曼和布拉赫事件來說
，５年過去了，進展卻不盡如人意。一個新的調查小組藉助圖像處理軟件等
方式，辛辛苦苦地核對涉嫌論文，並在２０００年６月公布說至少有９４篇
論文確定或很可能造假。不過，據《自然》雜誌２００２年１月３日報道，
德意志研究聯合會迫於壓力，從調查小組公布的論文名單中撤掉了２篇。這
一舉動引起了調查小組的不滿，稱德意志研究聯合會無權改動調查小組的報
告，“事情看來只有在法庭上解決了”。

　　（本文在撰寫中使用了中科院院士、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張
存浩先生提供的相關資料，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