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7、8月間，是無數高考學子喜接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然而今年7月14日，在陝西省榆林市，一位叫景統仕的考生父親因無錢給女兒上大學而自殺身亡。這位在農田裡操勞一輩子的父親懷着對女兒的愧疚永遠離開了親人。這又是一起“考生父親自殺”的悲劇。記得去年陝西省寶雞市一位考生父親在兒子小丁接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後也因為學費問題跳樓自殺。我們應該反思：為什麼“學費殺人”的悲劇連續發生？

　　景統仕自殺經媒體報道後，他的女兒景艷梅所報考的大學已經表示將為她開闢“綠色通道”，提供相應的貸款、資助或勤工儉學的機會，還有不少人表示願意幫助景家兄妹(景家還有兩個孩子學習成績優異)。而去年復旦大學還專門設立了“愛心助學基金”為貧困學生提供幫助，小丁也如願以償地上了復旦大學。貧困學生考上大學後形成了這樣一個怪圈：考上大學→無錢上大學→父親自殺→媒體報道→學校(社會)資助→上大學。對於一些貧困的孩子來說，為什麼考上大學卻要父親付出生命的代價來換取上大學的機會？

　　這個令人悲痛的鏈條警示我們，必須儘快採取措施保證貧困學生能上得起大學。就目前而言，我們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其一，把貧困學生上大學的學費保障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部分納入國家預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目前歐洲一些國家比如丹麥、英國都有國家保險和社會保障，實行“全民保障”。擁有合法居住權利的學生入學六周以後就自動進入丹麥社會保障基金保障網絡；而在美國、加拿大，學生入學之後也會辦理保險，擁有一個“社會保障號碼”。貧困學生考大學，就進入了這種社會保障之中。這是一個制度化問題，需要制度化解決。

　　其二，加強民間扶貧幫困的力量。現在我國民間的慈善機構還剛剛起步，還未成熟起來，但是在一些方面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讓更多的陷於困境的群眾看到了希望。但是，在有的地方，民間慈善機構的作用和地位還沒有得到體現。比如景統仕的女兒考上大學後，她曾經向榆林市一家慈善機構求助，寫了申請，但是也沒有回音。雖然我們不能把景統仕的自殺歸罪於這家慈善機構，但是，如果這家慈善機構能及時地幫助景家，或提供相關的信息，也許悲劇可能會避免。在西方發達國家，一些民間的心靈熱線很普遍，社會各方面都能通過熱線表達自己的一份愛心。

　　其三，把對貧困大學生的救助當成一種投資，變無償救助為有償救助。現在我們雖然可以為貧困大學生提供銀行貸款，讓他們貸款上大學，但是這種好事操作起來卻很不順利，比如，銀行擔心大學生畢業後或因找不到工作，或乾脆一走了之，不還貸款，因此，貧困大學生貸款上大學實際上很難。這裡有個對學生的誠信度問題，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要轉變觀念，把給大學生貸款當成一種投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說：“即使不管社會地位及知識上所能得到的好處，念大學本身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投資。”因此，商業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助學貸款業務，幫助更多大學生完成人生旅途中的第一項投資。

　　貧困大學生上大學，是一個重大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各方面認真坐下來討論，以形成切實可行的方法，讓“學費殺人”悲劇不再重演，使貧困學生能順利、安心地繼續學習深造，這不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社會每一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