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中國社會推崇高考“狀元”的“狀元風”已經刮了二十多年了，儘管每次媒體和社會中刮這樣的“狀元風”，都會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批評，國家教育部門也一再反對這種輿論導向，但是，這股推崇高考中的狀元風的風潮在中國社會中好象從來就沒有消退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筆者查閱了一些近代史以來的中國教育考試資料，也詢問了一些年高之人，知道，自1905年中國取消科舉功名考試以後，中國社會中曾經出現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重視人的真才實學和並不很看重人的學歷高低的社會風氣；民國時期的大學，招聘教師主要是看重被招聘者的實際才學，學校招生也是自己出題且要面試考生的實際學習能力。民國時期，中國各行業都湧現出了許多傑出人物，如果今人要去查這些傑出人物的學歷，你可能會大吃一驚的，因為，這些人物中的不少人都沒有正經的讀過什麼大學，他們甚至沒有獲得過大學的畢業。比如，著名戲劇學家和甲骨文專家的王國維，曾經是清華大學教授，被人稱之為“大學教授中的教授”，但是，他從來沒有讀過什麼大學，他的淵博的知識，全部來源於自學。而當時學界中的名流陳獨秀、魯迅、錢穆、梁淑溟、華羅庚等人也同樣沒有什麼高學歷。即使是當時中國自然科學領域裡的許多中堅人物，也大多沒有什麼高學歷。其實，這樣的情況，並不僅見於中國，如果我們數落一下外國許多發明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人生，他們當中的高學歷者和高職稱者也不占多數。比如，著名哲學家康德是在快要退休的晚年時分才獲得大學教授職稱的，康德一生中的所有重大思想成就都不是在教授職稱位置上做出來的;愛因斯坦也是在中學物理教師和收銀員的位置上創造出相對論的，而發明家愛迪生則一生都沒有讀過大學……

早就有人發現過人類社會中的一條規律，這就是，只要人類社會形態一旦等級森嚴化和技術教條化，這個社會就將不可抑制地走向衰敗！同樣，任何一個單位和部門的盛衰規律亦如此。當然，這裡所說的社會身份“等級森嚴化”和運作制度“技術教條化”，並不僅指意教育文化界，同樣也指意人類社會中的所有領域。這就是說，一旦在人類社會中的政治領域裡出現了崇拜權力高官的現象，一旦在經濟領域裡出現了崇拜金錢富人的現象，一旦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出現了崇拜學歷名人的現象，那麼，這個社會中的普通人民大眾的自發創新能力亦將受到遏制和打擊，該社會的衰敗相也就顯露出來了。

中國社會中出現推崇高中生考大學的“狀元風”，究竟是什麼時候產生出來的？筆者經過考證，可以肯定地斷定，這就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才出現的！這就是說，從1905年到1976年這七十年時間中，中國社會中是沒有什麼“狀元風”的。這，就很發人深省了。

如果分析中國社會為什麼會產生推崇高考狀元的不良風潮，大致有以下這幾方面的原因：

1，解放以後，由於新中國初期的教育實行了模仿蘇聯的精英教育法，在加之當時為了貫徹教育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方針，中國的大學全部實行國有化和實行了全國統考制度，這樣，就是在大中小學中實行了重點學校制度和在普通大中學校中實行了重點實驗班制度。這，就直接勾引起了一些學校教師和學生家長潛意識中的昔日科舉爭先後的情結。文革前夕，中國高中的重點精英教育制度已經嚴重僵化，導致了學校中的師生嚴重分化和產生了強烈對立情緒，這就是文革初期為什麼中學中的師生對立和衝突特別嚴重的一個重大原因，也是文革初期的暴力運動為什麼最早發生在中學校的重大原因之一；

2，由於文革前的精英教育制度造成了許多不良後果，文革中，各種矛盾積蓄爆發，造成了中學生中的激烈的“造反”現象，儘管這種“造反”披的是與當時政治形勢相適應的各種革命外衣，但是，教育制度改革的急迫性，已經不可迴避的顯示。1969年激烈的三年文革結束以後，顯然對當時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缺乏清醒對策的中國黨政不得已而採取了一系列他們本身都沒有底的“教育革命”，這樣，就產生了推薦上高中和上大學的情況。非常明顯，這種“教育革命”是倉促的，是暫時性的試驗性的教育改革，雖然其中不乏理想與某種合理因素，但是其並不徹底，問題也甚多。由於推薦讀書中的政治審查導致一大批所謂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被排除在了學校門之外，這樣，又種下了許多日後後患；

3，文革結束以後，在當時“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形勢下，中國教育界無法去全面客觀反省總結新中國以來的教育經驗和教訓，而是在政治邏輯上的“否定之否定為肯定”的導向下，全面否定了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措施，且對1949年——1966年的17年中國精英教育模式自覺不自覺地進行了“徹底肯定”，這樣，就導致了中國教育改革研究在思想上陷入了混沌。所以，1977年恢復高考的教育矯正措施，幾乎就是全面復辟了1949——1966年這17年的仿蘇精英教育制度，1977年以後，中國大中小學中的重點學校制度和重點實驗班制度也相應全面復辟，這再次將中國的學生人為地分成了差生和好生，再次將中國的學校人為地分成了重點和普通，這使得中國學校中的“應試教育”之風重新崛起且越演越烈，直至今天。

儘管中國政府自1986年以來對教育界中的各種壓抑人才和一考定終身的弊端而連連下發教育改革的文件，但是，教育界一旦在政治文化氛圍上陷入“徹底肯定”和“徹底否定”的僵化怪圈中，一旦教育界的制度重新恢復了“考考考，老師法寶；分分分，學生命根”制度，中國的教育改革就從此步履蹣跚了。

分析了以上三個歷史原因，人們自然就可以發現，中國社會中二十多年來屢禁不止的“狀元風”，其實不過就是舊日精英教育制度的一種外在反映而已，不了解這段歷史，人們還以為這僅僅是中國科舉功名舊習慣在作怪，了解了，才知道這其中還有一個1949——1966年中國教育界的仿蘇聯精英教育制度的歷史病灶其中作梗。

將一些僅僅在高考中考出了好成績的娃娃，就冠名為“狀元”，在社會上大勢宣傳，搞得絕大多數考生的自尊心大受傷害，社會的名譽和物質褒獎也蜂擁幾個“狀元”，這，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極其不合適的！甚至是殘忍的！大家想想，不要說你一個高中生，即使是一個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他們在學校里學習的那點知識算得上什麼呢？生有涯，知無涯。學校只是引人進入某個專業知識之門的單位，他在學校中所學習到的知識，是很有限的。這就是說，在學校里學習的孩子，無論他考試得到了多少分數，他都算不上人才，社會也不應該對他們過分褒獎，否則，這就是拔苗助長，就是褒獎幾個而打擊了一大片！這對尚未真正成人的孩子來講，是非常殘忍的！對那些所謂的“狀元”殘忍，對那些落榜生就更殘忍！因為，人生之路近百年，難道一十八年就能夠定格人的一生麼？！

究竟什麼是人才？人才，肯定不是指意的知識的積累倉庫表達！這就是說，人才，是一個社會概念，是相對於人在社會中的功能作用而言的。一個人，無論積累了多少知識，也無論他在積累和掌握知識方面的競賽中得到了多少好的考試成績，他都還算不上是人才，只有那些在社會中能夠比別人更多更好地發揮自己知識能量的人，這，才是人才！

無可否認，自1977年到現今的2003年的26年時間中，這社會上的“狀元風”已經產生了一些質變，特別是近幾年來的新聞輿論中的“狀元風”，已經很難說是在繼續延續過去以往的精英教育模式，而是新聞輿論部門有意無意地在給一些出“狀元”的學校打招生廣告了，因為，這些年，中學都在高價搶奪生源，他們是把高考的孩子當成為自己的“產品”的，學校出了一個“狀元”，就如同學校製造出了一個好商品，這樣，就可以招攬社會中的生源，從而抬高本學校的“調劑生”和“議價生”的價格，從而使得出了狀元的學校教師可以“超常規”的發家至富。由此可見，現在的一些“狀元風”，已經將高考的孩子異化成為了奇貨可居的商品了。

不管怎麼說，近二十多年來在中國社會上颳起的屢禁不止的“狀元風”，其中都蘊涵着中國的教育危機和人才危機，中國的教育，應該從根底上進行改革了！要不，在這樣的風氣之下，中國社會一旦全面進入了一個只重視學歷而輕視人的學力和能力的社會，中國就將進入一個身份等級森嚴化和制度技術教條化的的社會，那麼，國家就將衰敗了。

要改革中國的教育，當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過，筆者認為，首先改革新聞輿論從業人員的素質，端正他們對教育與人才的看法，恐怕是個事半功倍的事情。這就是說，首先，應該改革新聞輿論人員推崇“狀元風”的情況，讓他們懂得推崇“狀元風”是很落後愚昧的現象，然後，再督促新聞輿論將社會的關注點放置在那些對社會作出了實際貢獻的人員的身上去，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使得中國進入一個重視學力和能力而相對輕看學歷的良性社會循環之中去。

人們應該明白，讀書學習，那是個人的事情！無論你獲得了多麼高的學位，無論你個人積累了多麼多的知識，那，都僅僅是你個人的事情！與社會毫無關係，社會沒有義務對你褒獎和尊重。社會褒獎和尊重的，應該是那些對社會作出了各種實際貢獻的人物！不管這樣的人物有什麼樣的學歷，只要他們為社會創造了利益，社會都應該褒獎尊重他們。只要社會樹立起了這樣的人才風氣，中國社會的教育制度才能夠得到根本性的變革，中國才能夠真正富強壯大。

要改變中國社會中推崇“高考狀元”的不良社會習氣，還應該改革中國的考試和選拔優秀學生的標準。現在這樣統一和死板的全國教育大綱，造成了不少記性好和善於考試的學生大得其利，一些有很大科學研究潛力的“調皮學生”則大為吃虧。大家看看，現在的高中生中，學習成績好的大多都是性情乖巧和善解題意女生和少數男生，而大部分敢於突發奇想和喜歡探索的男孩子們，大多在高考中都屬於是中下成績。現在社會中將一些高考成績好的人稱之為“一流學生”，這個“一流”的標準難道就是以會考試為準的麼？！這就是說，目前中國應試教育制度篩選出來的學生良莠，已經給中國人才格局種下了禍根了。當然，這不是說會考試的就不好，也不是說不會考試的就好。但是，當今中國選拔優秀學生的標準，應該更科學合理，應該更符合發掘學生潛力的內在規律。同時，社會上也應該將人才的價值取向，從考試優秀與否轉變到該子的實際工作研究能力是否優秀上去，這樣，中國才能夠產生得出像美國“微軟”和“甲骨文”總裁這樣的傑出技術專家和經商專家。

中國社會中的推崇高中生高考是否優秀的人才價值取向，反映出了當今中國社會在判定什麼是優秀人才的價值標準上，十分的混沌和幼稚！這，是大家應該看到的。什麼是優秀人才？優秀人才的其他素質我們暫不具體討論，但是，凡是優秀的人才必然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他們必然是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充滿了愛心和好奇心的人；二是他們一定是勇於理論和實踐且不斷在探索道路上跌倒再爬起的人，三是他們必然是淡泊名利而注重實際效果的人。這就是說，大凡是人才，他們往往就不是那種謹小慎微和投機取巧的人，所以，他們往往必然又是經常處於在失敗和落魄中的人，因此，社會如何建立起寬容這些失敗者和支持這些還沒有取得成就的探索者的社會運作機制，同樣是社會選拔優秀人才的重要法門。

我們不應該將社會的注意力僅僅放在那些已經取得成就和高職稱的人的身上，還應該多鼓勵和寬容那些失意者和失敗者極其探索者，這樣，中國的社會才能夠產生出大量的人才。大家去看看，古今中外，那些科學家和發明家，那些哲學家和思想家，哪個不是在苦難的探索失意中闖蕩出來的！沒有這樣的苦難探索和失敗，他們也就出不了偉大成果。那些試圖通過投機取巧和揣摸試題等手段去獲得高學位，且利用現在社會看重高學位的風氣，而謹小慎微的走向政治權力、金錢財富和名人聲望高峰的人，他們到底是社會的前進動力，還是社會的阻力呢？這，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要培養出全社會的創新能力，就必須修正中國社會中的一系列人才觀！中國社會要建設出正確的人才標準，就需要在各種制度上去進行科學合理的調配和增刪，使之社會機制能夠造就出大量的敢於創新的人才來。

那些僅僅會考試的“狀元”，不是人才，所以，社會不應該把褒獎和注意力放在這些孩子身上。鼓勵“狀元”，不如鼓勵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創新行為！因為，創新行為中包含了鼓勵當事人的刻苦讀書和行為實踐，而褒獎“狀元”，則僅僅是鼓勵了當事人的讀書積累知識而已。這個包含與否的子母關係式，人們是應該想得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