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大陸有影響的媒體紛紛以顯著的欄目報道了北京大學的改革。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可避免引起海內外知識分子的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北大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大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有着難以割斷的聯繫。

1989年的悲劇發生之後，北大的靈魂就被徹底閹割了。雖然有錢理群等少數人拒絕忘記的呼聲，但是，他們的聲音甚至沒有得到青年的響應。多數北大學子用民族主義的大旗掩蓋自己對專制淫威的屈服，用狹隘的功利主義麻醉了自己的良知。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北大歷史上最荒唐的一頁，那幺，過去的十年，則是北大最缺少道義精神的一段歷史。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多少與無知和幼稚有關。被激進思想俘虜的青年，並不想放棄自己的道義責任，而是錯把毛澤東迷信為道義的化身。而六四之後的北大，許多人對平庸而又自私的xxx曲意迎合，是很難僅僅用無奈來開脫的。

道義精神的墮落，加劇了北大在教育和學術方面的頹勢。北大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大陸中國日益提高的經濟地位越來越不相稱。好大喜功的大陸領導人，撥巨款要求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此次北大改革，即是在這個充滿虛榮與功利主義的口號下發動的。

與功利主義的動機相一致，北大這一次改革的過程，也極具功利主義的色彩。負責起草改革方案的張維迎，藉助媒體炒作，很快就使自己成為北大改革的象徵性人物而大出風頭，而應該對改革負責的北大校長反而讓人感到態度曖昧。這不僅使北大的中青年教師產生了被突然襲擊和出賣的感覺，而且，也讓局內外的人士都對改革領導者的決心和能力產生了懷疑。

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身在香港的甘陽，殺將進來，發表長文，代表利益受到衝擊的北大中青年教師質問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甘陽雖然搶到了風頭，卻失去了輿論的支持，因為，對於多數局外人來說，北大改革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大陸高等教育嚴重落伍於世界的主流，是不爭的事實。而導致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則是大陸當局為一黨之私，長期禁錮思想，壓制學術自由，不許大學自治的結果。這是大陸的知識分子心裡都非常明白的。問題是，大陸高等教育的困境不僅在於當局的保守，還在於教職員工的鐵飯碗，令許多人的私利與改革相衝突。

張維迎等北大改革的策劃者，試圖利用大陸領導人好大喜功的心理，暗渡陳倉，首先抽掉鐵飯碗這塊重要的基石。這個策略能走多遠，現在還很難肯定。但是，從目前輿論的活躍來看，北大改革已經打破了高教改革的僵局，又一個潘多拉盒子的蓋子被打開了。

北大改革的真正意義，其實與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並沒有多少關係。我相信，沒有多少人真相信北大能夠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大學自治的土地上，怎幺會生長"世界一流大學"呢？

如果真能廢除大學教師的鐵飯碗，北大改革對大陸最積極的意義是大大削弱知識精英對國家的依附，這不僅為大陸的高教改革，也為大陸的政治和其它制度的改革，創造機會。

就北大本身而言，廢除鐵飯碗並不一定意味着新生。關鍵是引入什幺樣的評價體系。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北大改革的策劃者沒有表明自己的真正立場。搞得不好，改革的結果是北大將在未來扮演一個反動的角色。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從甘陽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到了這個危險的傾向。甘陽的這篇文章，題目是"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甘陽顯然意識到自己第一篇文章犯了螳臂擋車的錯誤。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不再糾纏北大改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是要為未來的大學樹起一面民族主義的旗幟，讓改革後的北大作對抗西方文明的領頭羊。我對中國知識精英玩弄民族主義越來越持警惕的態度。因為我認識到，許多人這樣作的目的是維持大一統，維持少數人對政治和文化權力的壟斷。改革以後的北大知識精英，能夠抵禦壟斷思想和文化市場的巨大誘惑嗎？回顧歷史，我為此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