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只有中國獨有"業餘科學家"這種現象？因為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熱愛科學，在科學研究上有創新精神，而中國的科學教育沒有教會他們起碼的科學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樣做真正的科學研究，而且導致他們沒有起碼的科學鑑別力，做出來的"研究結果"不過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鑑別不了自己的錯誤，卻自以為是創新或者是重大創新，這是中國科學教育悲哀的集中體現。西方發達國家的業餘的科學愛好者接受了較好的科學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國的業餘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研究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地努力研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如解決哥德巴赫猜想，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業餘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們有"獨立"思考，有"創新"精神，有"新"見解，但略為一看他們的文章，連現有的知識都沒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學方法、不具備起碼的科學基本功，有邏輯錯誤、基本常識錯誤等業餘水平的錯誤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雖然大部分的業餘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但也有一些"業餘科學家"以自己的錯誤為正確，自以為是偉大的發現、是中華文明的復興的標誌、狂妄自大地抨擊愛因斯坦等科學巨人以及堅持科學原則的中國科學家，還非常善於鼓動、影響媒體、官員、和非此專業的科學界人士。而且，由於中國的理工科、文科分開的高考的影響，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國文科水平特別低，因此訓練出來的大學文科生特別缺乏科學素養，更不要說科學鑑別力，偏偏中國的報紙雜誌，除科技方面的專業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擔任編輯、記者，當然他們很容易被善於吹噓、唬人的"業餘科學家"迷惑，而且或許因為容易炒作，便進一步推波助瀾，而且，有些官員、有些非本專業的科學界人士也因為缺乏科學素養或者缺乏必要的謹慎而被鼓動，支持了這一切。結果，中國出名些的或有名的"業餘科學家"，不是妄人，就是騙子。例如著名的"水變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產生根瘤，而且具備共生固氮的能力的"發現"，被中科院院士李慶奎教授和微生物學家樊慶笙教授否定後，王曼新便在媒體上大肆攻擊他們，等等。

　　中國大陸在現在的情況下，由於缺乏學術自由，面對歷史悠久的"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如果真的萬分不幸地產生了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他也會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寧願做一個管子工，或者沿街叫賣的小販。我在大學一年級還傻乎乎地相信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到了三四年級，以我的無法與愛因斯坦相比的科學素養，以我從科學哲學、科學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學想法，我已經開始用科學驅逐在中學、大學學到的馬列主義哲學垃圾。例如：怎樣才能夠獲得真實的感性認識？大躍進的畝產幾十萬斤被餓肚子的人們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災難卻給大多數人形勢大好的感覺等已經告訴我們，科學的歷史證明了：前提條件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複性。感性認識如何上升為理性認識？是靠直覺。理性認識如何被檢驗？靠直覺把握規律、概念所導出的個別推論與具有可重複性現象之間的對應。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等不過是最多適合於定性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廢話，根本不適合於定量的自然科學，一旦用於自然科學必定鬧出許多笑話，記憶裡面文化大革命中確實也出了很多笑話。

　　學生在中學、大學應當學習的是與科學歷史相結合的科學哲學，而不是陳腐、落後的馬列主義哲學，這樣才能夠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素質。

　　（我曾經在北京遇到一個用馬列主義哲學否定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業餘愛好者，看完他的論文和某個大學教授的類似論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為他的真誠而笑不出來。我告訴他，科學以是實驗為基礎的，你的實驗基礎在哪裡？不能夠靠哲學做基礎的。你有一個牛頓的公式，但要用這個公式統一物理學，解釋全部的現象，必須仔細推理、計算，然後得到結論，全部適用，不能夠你說全部能夠套用、全部適用這一句話就行的。你不能夠說我做了這些，要物理學家做什麼？愛因斯坦這樣做了，可沒讓物理學家沒飯吃。你要否定愛因斯坦，就要比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本領還要高，你從你的公式裡面產生了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多的可以被未來的實驗驗證的推論嗎？一個都沒有。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經理，別想什麼統一物理學了。）

　　（我覺得：說"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以自重的哲學家，比這真誠的業餘愛好者還不如。正因為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卻有這些無知的話語反覆灌輸，中國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業餘科學愛好者。）

　　中國的科學傳統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實孱弱。一方面，由於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和政治運動的影響，對理論創新的"確證"、"可靠"要求過高，不切合科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中國本來就不存在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傳統，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後，由於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耗資巨大，由於中國的貧窮落後，中國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難於象歐美各國那樣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導致中國人特別缺乏全面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意識而不自知，在需要自發地獨立進行嚴格、全面、系統的實驗的地方，卻特別容易疏忽這一點。

　　大約二十年前，全國的"特異功能"研究熱集中地展現了中國科學實驗傳統虛弱的悲哀。在當時，"特異功能"並非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熱及全國，經久不退，則顯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時疏忽了實驗發現並非是有了"眼見為實"的實驗現象就夠了，科學實驗要求的是全面、系統的實驗去確立實驗發現（可重複性只是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最重要要求）。至於某些"特異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對科學實驗必須具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複性，這就是反對科學的堅實根基，連最起碼的科學素養都沒有，沒有資格說是科學研究。

　　而反對者們[9]也大多不知道以嚴謹的科學研究標準去反對，只是以馬列主義的大道理去壓人，導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滿和反彈。如果沒有後來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標準來反對並成功，這場大爭論就會成為中國科學的莫大悲劇。

　　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報道：（中央電視台採訪朱麗蘭時的報道，時間已經忘記了。）中國的科學家率先發現了一個實驗現象，但在此基礎上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並最後獲得諾貝爾獎的卻是外國科學家。一個實驗發現，和經過全面、系統的實驗得到的重大發現，在科學上的價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國在教學、科學觀念、體制及經濟基礎等方面上不能更進一步，這樣的情況還會重現。

　　現在，中國科學的浮躁和腐敗在全面蔓延。張頌之在《學術腐敗的社會根源》[10]中說："當代中國學術界的腐敗現象已是有目共賭（賭即睹）的現象，……數十年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及意識統一與控制，可以說把知識分子的靈氣與良知都改造了。這方面的影響多年來已有人注意，如對於學術的扼殺及扭曲等，但是對於思想統一於意識，所塑造的學人道德的淪喪，卻注意不夠。……在黨性原則失范的今天，幾乎是道德真空地帶的學術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強性束縛，也沒有內在的學術規範以自律。假冒偽劣就成為學術界在經濟時代的大爆發。……其次是現行的學術體制自身的弊端。我們的學術體制無疑是教化的產物與機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領導。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寶。各單位似乎都制定了種種量化標準，諸種行為數量化。……如果說我們今天有學術規範的話，那最基本的規範就是不要違背經旨。經學要求不貴創新，資助了抄襲之風。"

　　這樣低下的科學研究標準，必定導致科學水準的下降。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1999年度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排名從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報告，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學鑑別力問題

　　科學學的創始人J.D.貝爾納曾經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討論過各國科學的特點[11]："英國科學的特點是……特別講求實用和類比。英國人的一個缺點是他們幾乎完全缺乏有系統的思維。英國人的方法在容易解決的科學問題中最容易奏效。法國科學從未失去過其出眾的特點--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闡述。美國科學發展特別帶有個人主義的特徵……。印度科學既由於它的不少概念和實驗方法別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於它獨立進行工作時極端不可靠和缺乏鑑別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國科學和美國科學的缺點，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內容過於繁瑣、故弄玄虛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況下，也缺乏鑑別力和精確性。"

　　J.D.貝爾納對未來中國科學的期許最高："只要有了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發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重讀貝爾納對各國科學特點的討論，尤其是看到貝爾納對中國科學未來的美好預言，與中國科學的現狀相比，如此天壤之別的差距，真讓人心情沉痛。貝爾納對日本科學缺點的評價可以原封不動地套在中國科學上。這一切是為什麼？為什麼中華文化的特點：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沒有能夠表現在中國科學上？當然，本文前面的闡述已經是部分性的回答。貝爾納如此看重"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學研究中，"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學研究的標誌，有分寸感意味着相當高的鑑別力，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必須運用、非常重要的科學鑑別力，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和把握能力。 貝爾納評價蘇聯科學的"一個大缺點是沒有足夠的鑑別力，不過這也是意想得到的。鑑別力是由長期經驗和歷史悠久的學派所培養出來的。缺乏這種鑑別力是熱情的年輕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時間和經驗才能把它糾正過來。"

　　就從丁文江創立地質調查所開始，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已近百年，時間和經驗累積已經不能說還少，但中國的自然科學仍然顯得鑑別力低下，表現如：對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進行客觀評價，而是進行自我拔高（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處於"常態科學"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許多領域，大談哲學而不是老老實實地探討科學、技術的成果與問題，基本上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美其名曰"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或說是做學問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學指導或有哲學出現，卻不知道或躲避這一點：沒有創新，學問和哲學再高深也不過是鸚鵡學舌。）；還有一些更惡劣的現象如：自以為得意地創立了"××學"、"×××學"、"××史"、"××論"等等，卻並無扎紮實實的創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簡單的列舉分類，當然，這在中國的人文社科中比較普遍，但中國的自然科學中也存在這種現象；還有，一些人為評職稱而大量製造學術垃圾論文、專著，以致於泛濫成災，可那些學術垃圾製造者，不但很少會遇到嚴厲的批評而使他們的學術信譽、科學信譽大減，這些學術垃圾反而幫助他們甚至使他們獲得獎勵和職稱，等等。關於這些方面，新語絲等網站有較詳細的資料。

　　至於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鑑別力非常低下，幾乎不存在，但還有極少數人正常地從創新出發，評價中國人文學科喪失了原創力，認為中國的文科雖然"論文""專著"泛濫，但把一個小問題研究透了並且有所創新的都很少。

　　學者、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決不是一些人所以為的，和巫術一樣，是由科學家所做的、象巫師那樣呼風喚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給科學家一大筆錢，科學家們拿出一堆誰也看不懂的論文專著。它還不是工程建設，給了錢，給了設備，給了擁有充足知識的人，就能夠保質保量完成某項工程建設任務；更不是大多數人以為的科學家坐在實驗室的儀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實驗，實驗結果出來了就是科學發現。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中，科學研究、學術研究也絕對不是某些人以為的抄許多的書，集中在一起，符合學術規範的就是研究。（說這樣話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實實在在地說，只有創新以及與創新有關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如：發現新的實驗現象，提出新理論、解決未嘗被解決的新、老問題，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對水平低得多的一些與創新有關的必須進行的研究也是科學研究，如：自然科學中發現新的實驗現象後，別的科學家必須做重複實驗，以進行驗證工作；還有必要的評價：如指出新的創造所存在的優點、缺陷、問題，還有必要的綜述，等等。但知識複製，如教學，如在中國非常盛行的抄來抄去以拼湊論文和著作，這就不是進行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在科學研究的創新中，是經常要運用科學鑑別力來作出判斷的。如在科學實驗研究中，會經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數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數能夠出成果，極少數會引導到巨大的發現。一般只有科學鑑別力很高的科學家能夠敏銳把握住機會，也不會被令人激動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實驗或理論方面的科學研究中，選題，以及做怎樣的實驗來驗證理論，實驗中出現的現象是否是真的發現，進行理論研究時需要判斷理論的經驗基礎是否堅實、邏輯推理是否嚴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義、價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義、價值如何等等問題，都需要科學家運用鑑別力作出判斷。

　　在科學史中，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楊振寧、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設想後，女物理學家吳健雄領導了一個實驗小組，要通過做實驗來驗證，在一次實驗中，由於儀器故障，實驗結果大大出乎意料，否決宇稱守恆定律有餘。有人大為激動，主張報告，而吳健雄則正確判斷是儀器故障而未報告，顯示了吳健雄極佳的鑑別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體輻射時想出了已經被實驗驗證的正確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卻很不滿意，從科學的標準出發，對自己的公式的價值作了很正確的鑑別評價："但是，即使輻射公式絕對精確的可靠性被認可，只要它僅僅具有由僥倖的直覺所揭示出來的規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達出比形式意義更多的過程。由於這種原因，正是在我系統闡述這個定律的時候，我開始全力以赴地賦與它以真實的物理意義。"最後得到了具有突破意義的量子論。

　　普朗克非凡的科學鑑別力，使他繼續努力，終於得到了意義深遠的偉大發現。

　　當然，因為缺乏科學鑑別力而在科學界鬧笑話的也不少。倫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發現X射線後，曾有法國人發現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N射線，還獲得大獎，最終的研究結果發現，所謂的N射線不過是心理影響而已。也有一個日本人突發奇想："螢火蟲不也是發出熒光----射線嗎？於是進行實驗後，煞有介事地報告：螢火蟲能夠發出射線，導致底片產生陰影。其他科學家重複實驗後指出：螢火蟲產生的氣體（至少部分地）導致底片產生陰影，並不是螢火蟲發出射線，使得這個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為丟臉。

　　科學鑑別力在人才的發現、選拔和創新成果的傳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鑑別力的。現代的科學研究是職業化的研究，受科學研究組織的影響相當大。科學的繁榮主要依靠進行研究的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昌盛，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興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於創造的大學者，運用其良好的鑑別力鑑別年輕人的創造性成果並提拔富於創造的年輕人，為富於創造的年輕人提供進行科學研究的良好環境和條件，替補年老的、創造力衰退的學者，並為後來者提供榜樣，激勵學術領域的新人努力創造，這樣，學術機構和學派才能夠保持活力，不斷創新，而不是暮氣沉沉，尸位素餐。

　　科學創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創造為基礎的，否則很可能是毫無意義的重複或者因為忽視、沒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經被解決的老問題，而科學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創造有重大價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創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視；而錯誤的結果、觀點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覺而引用為研究的基礎，因此需要大師們進行鑑別、討論、推重，寫綜述，作評論，並影響鑑別力較低的學者，以利於科學研究。

　　在中國，如此重要的科學鑑別力，理應隨着時間的推移、經驗的累積穩步提高，但為什麼中國科學的鑑別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學鑑別力作為一種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把握能力，可以說是個人或整體運用科學研究標準而表現出來的，良好的鑑別力的前提當然是中國科學要有良好的科學研究標準，在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退步、低下，中國科學界實行等級化的量化考評的制度，同行評議非常缺乏的情況下，中國科學肯定不能夠表現出照理說是本應具備的良好鑑別力。

　　那麼，如何促進中國科學的進步？

　　一言以蔽之：難。叫喊得最響亮、幾乎延續了十年的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範討論只是重新打學術規範的基礎，很重要，但對於提升中國社會科學其實幾乎沒有用處。如果學者沒有自己的創新，論文中再規規矩矩、巧妙聰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過是符合學術規範的抄襲，它與不合學術規範的抄襲，都是抄，唯一的區別只是技術上是否遵循學術紀律的底線規則。其實，中國的嚴肅、認真的學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妨礙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難關，它給中國知識界的進取心、創新、信心、勇氣、朝氣等都打擊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導致中國科學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難關，它使人文學者、科學家喪失了勃勃朝氣，連自然科學都沒有例外。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也不進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卻指望通過自以為是的量化（等級化）考評、獎勤罰懶的辦法來提高中國科技水平，但這卻是導致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下降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任何學習過科學的人都能夠理解：在科學中引入數學（定量化）是為了得到精確的知識，它的前提當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確。量化（等級化）考評的前提是：對學者、科學家的論文等工作成果的評價，定性準確。但對科學家、學者的富於創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準確評價都很難，因此，學術成果、科學知識的創新是很難進行量化考評的。普通的學者，往往十幾年、幾十年後才清楚他人的創造的意義、價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師才能夠迅速地鑑別、鑑賞第一流的創造，例如偉大的愛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確實清楚他的三篇論文的意義、價值。在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流大師還沒有產生。

　　在中國缺乏高水平鑑別力的一流大師的情況下，對學者的科研成果的評價連做到定性的準確都很困難或沒有做到，那麼中國的學術機關，沒有對學者、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評價，沒有以定性評價為基礎，進行定量的量化考評，就只不過是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學研究水平不同、質量不同的論文、專著，當成是質量相同的論文、專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撿到（核心刊物的）籃子裡面都是菜"，這就是鼓勵濫竽充數。

本人對此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的思考結果簡潔地說就是：以趨利避害的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加上兩個前提條件：一、每個人總是對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對別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並且能夠估計出學術刊物中本專業較低水平論文的水準和編輯、評審對論文的偏好；二、雜誌、出版社必定要持續地辦，一定要發表論文、著作；由於量化考評制度是自動地把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看質量高低，只看作達到此等級雜誌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嚴密推論出：1、理性人的最優策略是儘量多做達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發表達到學術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論文，最差的策略是儘量做自己能夠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這個制度既是自動認可學術垃圾和學術腐敗的制度，也是自動緩慢地降低中國科學技術水平和鑑別力的制度（注意：直接應用於工農業等產業的工程技術方面可能並不一定如此，由於直接運用於各個產業的工程技術實用性強，有可能做到能夠根據某項創新的具體應用情況，如增加的效益等進行定量考評，這樣的量化考評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於中國工程技術領域的進步發展的）；3、如果學者人數不變的同時，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下降更迅速。如果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不變的同時，學者人數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緩慢上升。當然，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推行這一政策的結果必定是：中國科學的論文和專著數量有了大增長，質量和總體水平卻大幅度下降。就象當年中國的大躍進那樣，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不是虛報，就是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結果鼓勵產生的或逼迫產生的廢銅爛鐵特別多。因此，在自然科學、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學中的工程技術領域中，量化考評制度必須儘快廢除。

　　當然，量化考評制度的優點是簡單、經濟，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學很重要的大專等級的大學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實行這樣的制度。

　　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流行的砸鐵飯碗的改革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學者們還是端鐵飯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還會有比較多的優秀學者堅持科技研究質量高於數量，一個創造性成果高於許多重複性、低水平結果這樣的常識的。但砸鐵飯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評制度同時實行，生存或者毀滅（出版或銷聲匿跡）的壓力迫使學者們只能夠做低水平的研究，多發表低水平的論文、專著。

　　量化考評制度對中國科學的危害幾乎已經成為共識，但國際互聯網和學術雜誌上卻還有辯護聲，認為量化考評當然更加精確，最新的辯護是來自吳志攀(北京大學副校長) ，他在《文科學科制度評價標準的幾個問題》[12]中說："從適合於文科學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學科成果計量化分析，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計量化才能客觀地衡量學科發展，才能與同國際同行進行比較。……有些高校，為了提高在SCI發表論文的數量，採用'工程化'的方法來進行（例如，'千篇SCI論文工程'）。從哲學中的數量與質量的辨證關係來看，促進論文發表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覆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促進論文發表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的理由和邏輯，吳志攀在文中沒有拿出任何經驗的證據，也沒有從公認的前提出發做任何論證，就想當然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定性的正確是精確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怎麼可能是"科學"、"精確"的？促進論文發表數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導致降低論文質量的結果。中國現在的情況正是論文數量多了，科學水平卻下降了。當年中國的大躍進時期，也是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是虛報，或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這對中國的危害已經是眾所周知。本人當時覺得很奇怪，如果這是幾百字的短文，只是說一下自己的觀點而不作論證，那還正常，但這是幾千字的文章，不應該這樣。筆者不由得想起錢寧在《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中說的話："一些文科專業的留學生，儘管在國內發表過不少'大作'，到了國外，都發現自己一下子不會寫文章了。中國學生論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滿了各種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歡將前一段提出的假設性論點不加論證地便在下一段轉換成論據。"但吳志攀文章的後面部分情況還算可以，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寫，或許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國文科學者寫論文時極其容易犯的錯誤吧。

　　中國實施量化考評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不得而知。雜誌上與國際互聯網上的討論認為可能有這樣一些原因：中國科學要與國際接軌。大學教授是鐵飯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卻在外面兼職掙錢，因此要量化考評；晉升機會有限，教師之間相互評比矛盾大，必須如此。外行領導不懂學術、科學，就搞這樣的辦法，自己既輕鬆，又能夠表現功績，等等。

　　但這樣一些（善意的解釋）原因與它給中國科學帶來的危害相比，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難也能夠克服。在我看來，量化考評制度之所以實行，是因為有關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獲得利益的結果，只有中國的科學技術以及富於創造力而又堅持科學研究原則的研究者還有碩士、博士研究生--中國科技的未來受到嚴重傷害。這個制度讓領導者既輕鬆舒服，又能夠用數字表現其領導下的政績，領導者的上級也一樣。而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是在單位領導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在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的改革的旗號下，幾乎快變成一年、兩年、三年任期的臨時工了，既然無力與這樣的考評體系抗爭，也不可能與掌握自己聘任、升級、解聘權力的領導相抗爭，那就只能夠適應現實環境，多研究、多寫、多發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紮實實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務，就聰明巧妙地進行自我複製。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襲，反正中國任何的大學生一進入大學都至少要受到抄來抄去的政治教科書的抄襲教育，這樣一個量化考評制度又是自動承認這一切的制度，就進一步地獎勵、鼓勵了這一切。

　　結果，目的是提高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量化考評制度就導致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從趙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墮落與中國的學術腐敗--從學術打假談起》[13]一文來看，趙平波認為"……把學術研究等同於製造產品，既有數量要求，也有'質量'要求，全國一級刊物以上，最好是國際SCI收錄。這種'學術產業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學術腐敗，那才叫奇怪。"還有，科技界流行的、國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更有利於科研成果的評獎，"……"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中國的學術腐敗更嚴重地表現在'大錢不評'。院士等學術精英們拿了大錢，無人能評，也是無人敢評的'大項目'，……具體生產出來的'成果'卻是沒有研究經驗者的研究生或寫手們的偽劣之作。"趙平波還詳細講述了它對中國研究生培養和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當然，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的質量下降必定會進一步降低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他的最後的某個結論本人並不贊成："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們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顯然，他們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認為，中國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

　　本人不贊成趙平波的最後的一個結論，也不贊成在網絡上見到過的一篇《如何防範科學家欺騙政府》（記憶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觀點，原因在於：本文貫穿始終的闡述，一直在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至今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帶來的惡果，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中國還未能夠建立保護學術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國仍然是官員的權力凌駕於科學研究標準之上。惟有中國大陸才出現得了這樣的事情：一個官員，就憑着他是學校的領導，就能夠說：我們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們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這樣的混帳話語，在中國的香港、台灣都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不用說在美國、歐洲。本人剛看到這樣的話時，第一個反應是勃然大怒，而仔細思考後發現，他有意無意地說出了中國科學技術管理體制的真相，說的是真話。中國的學術管理體制就是這樣混帳、弱智的管理體制。

　　張五常在《衡量學術的困難》[15]中說："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 Gale Johnson關於升級的衡量準則。……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確實，大師們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資料表明：在科技發達的西方，如美國、德國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學，是由大師們決定學者的升級、聘用等的。而在中國，眾所周知，這是由主管學術機構的官員們決定的或者是由官員們所決定的學術委員會來決定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官員確實擁有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擁有的學術權力，從學術權力上說，他們確實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國的官員們能夠承擔好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承擔的學術職責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能夠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處於領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並且能夠憑着自己的科學鑑別力選拔同樣富於創造性、能夠接替自己的優秀人才。但誰都知道，中國的官員們根本承擔不好、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因此，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責任，首先就應該追究擁有最大的學術權力的官員們的責任。但要追究官員的責任，他們會覺得非常冤枉，因為他們的不應該擁有的學術權力，是中國曆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體制導致的結果。因此中國的官員們根本不應該有這樣的學術權力，學術權力必須歸學者。因此中國的官員們，真正必須進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學習，把學術權力歸還學者。

　　在中國較為普遍的選拔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擔任學術機構的長官的辦法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學術大師擔任官員後必定缺乏時間與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就會逐步離開研究的前沿，不再富於創造性；再者，以前是富於創造性的，不一定一直會如此；現代科學已經發展到了專業繁多的境地，幾乎沒有人能夠同時精通多個領域的研究，一個領域的專家對同學科的另一個領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這樣，又會使他們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從學術權力的來源來說，中國這個辦法，學術權力來源於政治權力的授予，最後的決定權還是來源於政治權力，因此還是不好的辦法。

　　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所擁有的學術權力來源於在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學術權威，韓水法在《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16]中較詳細地介紹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制度：教授職位固定而且開放，教授（教師）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別談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選的決定權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體教授（師）手中。另外有人介紹，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的獲得沒有名額限制，只要有足夠的創新與水平，都能夠獲得。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在教授們珍惜自己的學術機構的聲譽的前提下，每個教授的學術權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項如聘用人員、人員升級，就要對其專業成果進行民主討論，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就會憑着非凡的創造和高水平的科學鑑別力，進行高水平的評價、鑑別，建立或進一步地增強學術權威。至於同學科非本專業的大多數教授，雖然不能夠精深掌握被討論的成果的專業知識，但還是能夠基本理解那些知識與大師的評價，最起碼能夠理解大師以及其他人的評價，並清楚作出這些評價的理由是否成立。這樣，大多數教授的投票是受學術大師影響的，學術大師的學術權威就正常地轉變成了學術權力。而且，一個大師、教授，如果不再進行研究，不再有創造性成果產生，學術威望、說話的分量就會下降。

　　在這樣的一個制度環境下，同行評議、學術共同體、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了，學者們的最優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創造性的研究，誰還會拼命製造學術垃圾？困擾中國科學技術的大問題：有數量、低質量甚至沒質量就得到了解決，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低下的幾個原因：缺乏同行評議，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缺少學術共同體，缺乏學術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關鍵的制度上得到了解決（如果仔細分析這四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中國的科學技術就會逐步進步。

　　一種制度、體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勵和約束，決定人們取得什麼種類的技能和知識、採取何種行為以獲得最大的報酬，決定被淘汰的行為、知識、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強制個人和組織適應並重新學習的機制，能夠使得整個社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獎懲，人們執行制度時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級、獎勵、懲罰直至解聘，人事權力也是對事業影響最重要的權力。

　　所以，中國的學術浮躁與學術腐敗盛行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權力緊緊抓住對中國科學技術至關重要的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不放手的必然惡果。而且，中國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導致很難對學者未良好承擔學術責任提出良好的職責要求和道德評判。

　　決定中國科學發展的制度必須採取西方早已實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辦法。

　　本人偶然在新語絲網站上看過一篇文章，介紹美國的人文學科雜誌中評論和書評很多，占大約五分之二。本人認為：這是美國科學研究標準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科學雜誌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有許多客觀、高水平的學術評議的話，確實能夠全面提高中國科學的科學研究標準和鑑別力，但這要求出版自由為前提，美國有，中國卻沒有。

　　中國目前能夠看到的學術評議，不外乎三大類：說好話的，不痛不癢的，具有殺傷力的學術批判，卻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因為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基本上只會是高水平的學者對高水平的學者進行學術批評，雖然這樣確實能夠逐步提高中國科學水平，但他們願意這樣做嗎？在沒有出版自由的環境裡，別人出版論文、專著很難，說真話也拘束，不能夠暢所欲言，編輯、評審也要對一些文字進行斧正。這樣的一種情況，誰的日子都艱難，高水平的學者恐怕不願意做什麼學術批評，給其他的處於困難中的高水平學者添亂。

　　依靠科學家的個人努力和夾縫中的機會能夠偶然獲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絕不可能出現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還是老老實實地把科學的基礎打好吧。

　　中國何時才能產生一大批傑出的創造性人物和創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對此能夠有所裨益。

　　真正的學術自由，徹底否定、認真反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運動，而不是破壞科學的基礎和發展，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棍子；

　　中國科學需要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政治權力高於科學研究的遺毒必須肅清，不能夠由政治權力決定科學研究標準，必須由學者自己決定、重建科學研究標準，重視創新，科學才能夠得到發展。大學要以教授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進行理論創造立足於經驗基礎，注重嚴密推理並得到日後可以被實驗驗證的預見，而不是堆砌新名詞、使用不嚴密甚至虛假的學術詞語譁眾取寵；

　　進行實驗研究時重視理論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統的實驗，而不僅僅是注重可重複性以及得到一個實驗發現甚至僅僅重複外國的實驗就滿足；

　　有了這些，或許中華的科技就能夠在更高的科學研究標準上發展。

　　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