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南方周末　 　2003-07-31 11:24:52

　　中國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實驗方案，好的地理條件，但由於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從而失去了一次問鼎諾貝爾獎的機會

　　誰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本報駐京記者　李虎軍　□趙彥

　　唐孝威與小柴昌俊

　　“人們可能不會想到，這項諾貝爾物理獎原本很可能大陸科學家是有份的。”在2003年第5期《科技導報》的一篇文章中，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高能所）何景棠研究員寫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那篇文章的標題非常醒目：《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與中國人擦肩而過》。而故事的主角是中國科學家唐孝威。

　　根據何景棠的敘述，1978年1月，46歲的高能所科學家唐孝威帶領一個中國科學家小組，到德國漢堡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參加丁肇中領導的Mark－J實驗組的工作。這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首次派出科學家小組到西方參與國際合作。而51歲的日本科學家小柴昌俊（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當時也來到漢堡，參加了另一個實驗組的工作。

　　唐孝威和小柴昌俊在漢堡認識以後，兩人對質子衰變實驗都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談論實驗方案。1979年9月，唐孝威回國，小柴昌俊也回到日本。此後，兩人經過多次通信聯繫，建議中日兩國合作建造大型水切侖柯夫探測裝置，以探測質子衰變事例。據介紹，如果探測到粒子物理大統一理論所預言的質子衰變事例，將是粒子物理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成果；如果探測不到質子衰變，這個大型探測裝置用於宇宙線研究，也會有許多“副產品”。

　　要尋找是否有質子衰變的稀有事例，探測裝置必須放在地下。由於日本是一個多地震的島國，缺少高山，即使是日本人引以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000多米高，而在中國西部，幾千米的高山隨處可見。因此，兩人共同建議實驗在中國進行，中方負責尋找山洞並建設深洞實驗室，配備水電運行條件，提供3000噸－5000噸純水；日方則主要負責約1000個光電倍增管及相關的電子學設備。中方經費由唐孝威向中國政府申請，日方經費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請。

　　實驗方案初步確定之後，得到了時任高能所所長張文裕的大力支持。但高能所沒有足夠的經費資助這一實驗方案，唐孝威遂向中科院提出申請。何景棠稱，按當時的科研經費狀況，中科院完全有能力支持這一中日合作計劃。

　　之後，唐孝威帶着兩個年輕人親自到中國西部山區及四川鐵路沿線尋找合適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幾個候選地點。但當他回到北京後，得到了中科院不支持實驗方案的答覆。至此，合作計劃只好作罷。

　　於是，小柴昌俊找到了日本神岡一個地下廢棄砷（砒霜）礦井，獨自進行實驗。而一位美國科學家參觀其實驗裝置後曾私下說：像這樣的廢棄砒霜礦井，按美國環保標準，污染嚴重超標，是不許人進入的。

　　小柴昌俊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探測到質子衰變事例，但他在20年的長期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副產品”。1987年，神岡探測裝置與美國、蘇聯的探測裝置同時探測到了來自大麥哲倫星雲的超新星爆發的中微子信號。沒有建造探測裝置的中國，則錯失了人類歷史上首次記錄到超新星爆發中微子的機會。這一成功，促使小柴昌俊將探測裝置體積擴大10倍，於1995年建成了5萬噸純水的超級神岡裝置。1998年的世界中微子大會上，小柴昌俊公布了超級神岡裝置的更為詳細的重要實驗結果。此後，物理學界已經感到小柴昌俊和美國科學家戴維斯將憑藉宇宙中微子探測方面的傑出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國人有好的物理思想，好的實驗方案，好的高山深洞地理條件，但由於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從而失去了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機會已失，時不再來了。”曾經是唐孝威助手的何景棠這樣感嘆。

　　遺憾深埋在他內心

　　《科技導報》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的一份月刊，在國內科學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何景棠的文章發表之後，很快受到了國內科學界的關注。

　　記者聯繫到了唐孝威先生，想聽聽他本人的回憶和看法，但他婉言謝絕了記者的採訪要求。　　與唐孝威交往多年的香山科學論壇組委會負責人楊炳忻則告訴記者：“今年春節期間，我曾和唐先生談到小柴昌俊獲得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事情，看得出來，他心裡不好受，也不願意再提及當年的往事，但遺憾是深深埋在他內心的。”

　　“唐先生當年從漢堡回國後，曾到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作學術報告，主要內容是在我國開展中日合作質子衰變的實驗方案，鼓勵年輕人參與項目。在唐先生看來，項目通過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張文裕所長是支持的。我那時三十來歲，正處在要做事的年齡，聽報告時非常激動。

　　“我很清楚地記得，項目的思路是他提出的，最後和日本科學家討論後，決定進行合作研究。應該說我方花費不高，科學院是有能力支持這一國際合作項目的。

　　“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科學院不支持。這可能是唐先生科研生涯中的一個重大遺憾，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失去了一次可能形成原始性創新成果的機遇。”

　　事後諸葛亮？

　　對何景棠講述的這段往事，有人評論說，小柴昌俊是以意外發現，而不是以唐孝威與他當初設想的探測質子衰變的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獎，還有人評論說，這不過是事後諸葛亮式的邏輯。

　　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學家李惕碚則認為，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調整研究目標是常有的事情，關鍵是大的方向有沒有抓對，而唐孝威與小柴昌俊那段故事說明，中國科學家是能夠在重大領域提出想法的。

　　還有專家在新語絲網站上發表評論說，大型地下水切侖柯夫探測裝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質子衰變，但同時也可以用來研究太陽中微子的丟失及中微子的振盪等重要領域，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支持這個實驗，中國科學家就很有可能在這些領域作出重大貢獻。

　　楊炳忻更是認為，如果有人對這一問題還有什麼疑問的話，那可能是不了解內情，沒有支持唐孝威與小柴昌俊合作是科研決策的一次重大失誤，這是不容迴避的。

　　此外，提到唐孝威的學識和為人時，很多專家都大加讚揚。楊炳忻說，唐先生早年在核與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就當選為中科院院士，近年來他積極促進學科領域交叉和融合，比如在推進我國的腦科學研究發展方面，也頗有建樹，他一生中保持着謙虛謹慎的作風，至今仍堅持在實驗一線，親自指導研究生。李惕碚也稱唐為一位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

　　不過，對於《科技導報》文章標題中“擦肩而過”的提法，李惕碚認為可能不太恰當，因為“擦肩而過”應指已經做出了非常接近諾貝爾獎的成果。

　　包括何景棠在內的很多專家都認為，即使當初唐孝威與小柴昌俊的合作計劃能夠進行，由於科學研究中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中國科學家不一定就能獲得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

　　還有專家告訴記者，這個合作計劃當年在高能所內部不止討論過一次，會上也有人從學術上提出過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意見也是有道理的，如認為僅有地理優勢還不夠、擔心投入太大等。另外，即使合作計劃啟動了，能否得到後續支持也是一個未知數。據估計，建設探測裝置的初始投入大概需要上千萬元人民幣，而小柴昌俊1995年擴大探測裝置的投入則需要上億元人民幣。

　　但不管怎樣，很多專家稱，合作計劃沒能開展，現在看來確實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對於“事後諸葛亮式的邏輯”的質疑，李惕碚認為，事後諸葛亮其實是有必要的，否則就會永遠喪失時機。他還說，與著名的“李約瑟問題”（即中國近代科技為什麼落伍）相比，中國本土科學工作為什麼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問題同樣複雜，但回答起來更敏感，也更有必要。

　　而據《科學時報》報道，何景棠的妻子擔心寫出這段往事會招來許多麻煩或新聞炒作，不願發表此文，可他最終還是投出了稿件。何景棠解釋說，他之所以寫出這段往事，是希望有關科技部門的領導者、決策者和科學史學家可以從中得到各自的啟示。

　　行政決策的反思

　　一位在中科院工作20多年的科技管理者對記者說，對於唐孝威未得到批準的項目他沒有很多的發言權，但他覺得這很可能是行政決策代替科學決策的一個結果。

　　據他回憶，1980年前後，中國是典型的計劃經濟，中科院的業務管理也當然靠行政手段，許多決策並不像現在要經過專家論證、同行評議等環節。當時中科院有五個業務局，對口管理各研究所，權力很大，各研究所的發展方向、人事任免、經費、課題甚至職稱往往由業務局裡各個處員掌握，由處員提出具體意見，經局領導同意即可執行。

　　這位管理者稱，科學研究是創新性的高智力勞動，其管理較一般性管理難度更大，用簡單的行政手段來代替依靠專家組和科學共同體的管理方式，從體制上說就是一個錯誤，“我當時30多歲，中級職稱，行政級別是副處級，但相關的幾個研究所，還有許多著名科學家都很‘認真’地聽我的意見，由我來決定他們的命運，這多麼可笑！”

　　他還說：“在當時，一個很好的原始創新性研究思路，到了院裡，被一個處員否定的事情極為常見，也許現在聽起來有點殘酷，但這種遺憾客觀上是由當時的行政決策體製造成的。”

　　楊炳忻也認為，畢竟事情已經過去，重要的是從歷史失誤中吸取教訓，不要犯類似錯誤，我們今天講創新，其中關鍵就是要淡化決策中的行政因素。

　　如今，在中科院以及其他一些科技部門，專家自身的作用越來越大，同行評議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但是，有專家告訴記者，目前國內在一些重大科研決策問題上，行政領導的影響仍然占主導地位，學術同行的影響依然有限，科學界甚至流傳着一種“小項目大評審、大項目小評審”的說法。

　　李惕碚稱，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科學思想和方法的創新在一開始總是難以被多數人接受，但在發達國家，有可能由一個課題組或實驗室在正常經費渠道支持下實現，而對基礎科學支持強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得不到國家級的支持，這些項目可能就只有夭折。因此，他建議儘快建立並逐步完善一個國家級的科學發展戰略顧問和決策體系，以及對於國家重大科學項目的遴選和評估機制。

　　按照他的設想，國家可以重金聘請一些高水平的、有公益心的專家，組成專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諮詢和評審工作都必須成文，並對外公布。

　　“在科學上，很多事情是難以判斷的，或許在10年、20年以後，這個委員會的很多意見將被證明是錯誤的。而公布這些諮詢和評審意見，不是為了以後追究誰的責任，而是為了以後能從中吸取教訓，逐步提高國家科學評估的水平，怕就怕我們在走了彎路之後，卻連教訓都學不到。”李惕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