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北大一群即將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在未名湖畔古老的石舫上合影。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年他們的就業也許就少了留校任教的選擇。

　　在燕園未名湖南岸林蔭深處一條蜿蜒小路邊，靜靜地矗立着一尊蔡元培先生的銅像。在先生的像前，時常會出現一束鮮花，這不知名者敬獻的鮮花，代表着北大人對蔡先生的景仰和感激。而事實上，蔡元培從未在燕園裡工作過(蔡先生時期的北大，校園還在北京城裡的沙灘紅樓)。

　　然而正是蔡元培主政改革的10年，成就了北大，直至今日，這所“中國最高學府”還多半仰賴着那個時代造就的輝煌。

　　“北大是改革的產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在談到今天的北大改革時同樣這樣概括。

　　最近一些天以來，這位北大的一把手、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的博士，頻頻參加校內外的各種會議、在中央電視台亮相，闡釋北大人事改革的理念和具體做法，為推進改革的步伐而奔走。

　　而這次改革的最直接推動者，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則把自己隱藏了起來 執筆起草了《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之後，這位牛津大學的博士、中國近年來最活躍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北大校內成了反對改革者的靶子。

　　網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張維迎，裡面不乏人身攻擊。因為這個原因，張維迎在寫了一篇3萬餘言的改革方案說明文章之後，拒絕接受採訪。7月9日，記者在一次會議上遇到張維迎。北大校長許智宏台上講話的時候，他安靜地坐在會場的一個角落裡，不時略顯疲倦地摘下眼鏡低頭沉思。

　　當記者提出採訪的要求時，他一邊說，“我最近很忙，採訪的事過段時間再說吧”，一邊和善地伸出了手。

　　與此同時，走在北大的校園裡，幾乎感覺不到這次改革的震盪，學校已經開始放暑假，畢業生們收拾行囊準備各奔東西。然而論戰仍然在激烈地進行——它們大都發生在網上。在北大的未名BBS和一塌糊塗BBS上，充斥着討論這次改革的文章，而改革方案已經三易其稿。

　　本刊記者/李楠

　　最初，北大校方的想法是將方案初稿下發到各院系徵求意見，把討論的範圍控制在校內，但事與願違，方案很快全文傳播到了網上，一場大討論隨之而起。

　　也許只有北大才有如此號召力——一個大學的內部改革成了全社會的公共話題——“北大改革”的字眼登上了國內許多新聞報刊的封面或頭版；支持者和批評者在電視台的演播室里唇槍舌劍；從北大本校的教師、學生，到全國各校、各路知名學者，乃至海外華人的學界大腕紛紛席捲進來，加入了這場論戰。

　　這就是北大的獨特之處：它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公開、透明和民主的道路。雖然在第一次方案公布之初，就有人在網上建言：北大的改革壞事就壞在太過於民主之上，讓那麼多人隨意地說話，方案恐怕反而很難推行。

　　但這裡是北大，不是一家普通的國企，這裡集中了如此多的才子精英，如此多有表達意願同時也具備表達才情的高人，從學術大家到無名後生。在北大，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如此情形下，想不形成今日之人聲鼎沸、縱論改革、以致於三易其稿的局面都不可能。

　　年輕教師：吃柿子專揀軟的捏，我們成了弱勢群體

　　據統計，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將達3000多人，北大眾多的年輕副教授和講師、以及寄望於取得博士學位後留校的學生們，大都身在其中。

　　改革方案第一稿，做了這樣一個“硬性”規定：“講師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4以上。”此外，第一稿還規定原則上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員，這意味着徹底卡死了本校學生留校任教的可能。

　　年輕的副教授和講師們於是成了方案的第一批激烈的反對者，特別是那些本來按照舊例，能在近兩三年內晉升為教授的人。一時間，北大BBS上出現了無數篇聲討草案和草案起草者“張大教授”(張維迎)的檄文。

　　對於改革動因的揣測也比比皆是，有人說，“北大把國家給撥的18億花完了，沒看到成果，為了向上交待找到新的要錢的藉口，所以必須要搞出點動靜”；也有人說，“改革是某些校領導為了私利而設的‘尋租場’”……

　　反對聲浪使一些原來默默無聞的中青年教師成了“名人”，歷史系副教授蔣非非就是其中一位。這位女教師用真名在網絡上發表了7篇關於北大“癸未改革”的宏論。文中，她給年輕教師們算了一筆賬：他們大都在25歲到35歲之間；他們在6年時間裡做出一流的學術成績；他們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每天16小時，但現在，這一切要一筆勾銷——在一個新體制中拉平到一條起跑線，在1/3的流動比例下競爭。

　　這些主題各異的論述看起來充滿了對改革的指責，但蔣非非的質疑之聲也招致了激烈的反駁，一家媒體稱，“文章充滿了保守與腐朽的氣息，讀來讓人不明所以。”

　　不少年輕教師把改革方案比喻為：典型的“專揀軟柿子捏”。一位要求匿名的年輕副教授對記者說，“這種改革方案是將北大青年教師(特別是基礎學科)徹底地變成了北大乃至社會中缺乏安全和尊嚴的弱勢群體。”

　　他舉例說，在其所在的一個文史哲老牌院系裡，教授的位子已經占滿了，學校不可能再給新的指標，所以未來10年裡，將沒有一個副教授有希望晉升，也就是說他們除了走人別無選擇。

　　這位年輕的副教授表示，在方案設計得如此高的失業率壓力之下，學術研究工作將成為一種純粹為了生存而掙扎的行為。北大原有的最為可貴的學術理想和精神追求將無容身之地。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年輕教師都在批評改革，光華管理學院講師姜國華就是一位年輕的支持者。他說，“工人可以下崗，為什麼大學老師就不可以？”

　　今年32歲的姜國華1995年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本科畢業後，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碩士，然後又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學位，去年12月，他回到光華受聘講師。在和光華簽訂的合同中，已經包含了6年以後如果沒有一定的成果就要離開的條款，因此，北大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對他來講已經不算新鮮。

　　姜國華表示，希望北大通過改革改出流動性，因為如果沒有流動就不會有真正的壓力，而人是需要壓力才有可能做出成績的。

　　“一個壓力大的環境的好處是，可以給人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這樣可以保證最後留下來的都是熱愛研究的人。”姜國華說。

　　記者此前在韓國採訪期間，曾遇到在延世大學擔任助教授的年輕學者韓淳九。據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韓淳九說，哈佛的助教授都非常辛苦，不但要給學生上課，還要做研究，保證能獲得終身教職，而他們的工資卻比學生的獎學金還低。

　　姜國華向記者描述了一個年輕學者在國外成長的大致歷程——攻讀博士一般需要5到6年時間；畢業後運氣好的找到一個一流大學的教職擔任助教授，這個時段一般也需要5到6年；在擔任助教授期間，生活完全和讀博士一樣，被繁重的研究和教學任務所累，如果能順利晉升副教授，拿到終身職位後可以稍稍鬆一口氣，但是如果拿不到終身職位就要離開，到一個二流大學去，再過5到6年這樣的日子。

　　在哈佛，助教授最後能留下的比例大約在15%左右，這一比例在美國一流大學很普遍，只有在一些二流的州立大學才能達到50%。

　　“所以，在美國，能夠當上大學教授是很自豪的，因為在那樣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下，教授們是經過非常大的努力才獲得這一職位的。”姜國華說。

　　一位參與改革的北大教授，也對青年教師將自己定位為弱勢群體、“軟柿子”的姿態不能認同，他說，在北大教書是一種Privilege(特權)，而不是Right(權利)，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包括在北大當老師的權利，“你必須證明你有這個能力，讓別人知道你的教授職位是通過努力掙來的，不是靠蔡元培，也不是靠國家給的錢”。

　　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一次人事改革研討會上，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問，咱們北大一些大院系有一百六七十人，外校同類院系有的只六七十人，但別人出的成果為什麼並不少？他要求系主任解釋，得到的回答是，系裡只有1/3的教師是合格的。

　　根據公開報道的數字，北大在職的教師一共有2235人，其中擁有教授、副教授頭銜的超過1800人。在世界範圍內，這個數字可能也是創紀錄的。

　　北大有三個經濟類院系，專職教員中擁有教授、副教授頭銜的，保守估計不下百人，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舉世聞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只有20名左右教授，但卻10多次獲得諾貝爾獎。

　　人文學科：失意的抱怨

　　北大校園裡的第二波反對聲浪，來自一批文史哲專業的教師，他們中許多人都已經拿到了教授資格，從實際利益上說，改革對他們並沒有直接損害。但受到傷害的，是他們的自尊心。

　　在改革方案中規定，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教師在副教授崗位上最多有4個合同期，共12年，這期間有兩次申請晉升的機會，如第二次申請不成功，從學校通知本人之日起解聘，不再續約。

　　誠如一家媒體所言，“就現有水平而言，北大諸學科中可稱全球領先的，恐怕主要在傳統人文學科。”北大的人文社科重點學科29個，曾經擁有一大批人文學科的大師，比如湯用彤先生、馮友蘭先生、翦伯贊先生、朱光潛先生，以及仍健在的張岱年先生和季羨林先生。

　　儘管相比理工科副教授最多只能有3個合同期共9年，文科的12年還算長，但在這種傳統的歷史性榮耀之下，北大不少人文學者仍將方案斥責為：那些“假貴族”的新興院系所做的硬性的標準化橫向比較。

　　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對記者說，大學之間確實有一些東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比。陳平原認為，北大人事改革的方針過於注重數字，太看重看得見摸得着的指標了。

　　“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文系青年教師對此評價道。在回顧了過去20年的北大變遷後，這位青年教授形容自1990年初至今，北大一直在墮落，而根本的原因是“北大向市場屈服，賺錢似乎變成了她最重要的目的。”“今天的北大是什麼？”他情緒激動地說，“她變成了光華管理學院的北大。”顯然，這位青年教師的批評目標早已不是人事改革本身，他傳達出的是傳統的文史哲等系在過去10年中因被漠視而帶來的積怨。

　　如果說，以往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對中國現代化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現在，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的理由，是因為她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就連北大1998年專為百年校慶而設計的招生廣告，在回顧近20年的“留給昨天”的“輝煌”，給理工科的“輝煌”地盤，也比人文學科的“輝煌”地盤要大得多。

　　老北大的文科輝煌讓渡給新北大的理工科領騷，多少示人以北大退出社會，隱入技術世界的意味。

　　再一方面，大學對文理科學者的回報也大不相同，後者日益成為新興的市場經濟的弄潮兒，既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也獲得重要的學術地位。而文科學者明顯陷入一種哀怨的不滿狀態。職評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學科年輕學者，帶着遺憾、惋惜、憤怒等複雜的心情，撰寫了轟動一時的《北大，魂兮歸來》。

　　但是北大的文史哲專業沒落似乎有其自身的原因，一位北大的青年研究生，對北大文史哲團體發出批判之音：“文史哲事實上早已完全墮落，不復具有它們的原始風采了。曾經在大學前台引領大學發展方向的文科學者，現在既不成為學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為大學的精神靈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動的比較活躍的文科學者，也大半是學術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們已經無力給變化社會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論指引。或者變成了意識形態化了的學者。”

　　本土學者：一流大學不等於是美國大學

　　“如果我現在還是副教授的話，按我的脾氣，我肯定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損失，而不是我的損失。”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這樣對記者說。

　　已於一年前退休的錢理群教授在北大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惑之時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碩士學位。

　　激怒錢理群的，是他所理解的此次人事改革的理念。改革方案第一次徵求意見稿中曾有這樣一條規定：“除少數特殊學科外，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在錢理群看來，改革背後的含義是，沒有留過洋的不能當北大的教授。

　　“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他們膽敢實行的話，結果只能是毀了北大。他們理解的一流大學就是美國大學。”錢理群說，“按這樣的改革，梁漱溟怎麼辦？沈從文怎麼辦？要是聞一多看到這樣的規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和錢理群有着相同憤怒者不在少數——事實上，這條規定再一次勾起了學者們之間關於“海歸派”與“本土派”的爭吵，後者指責改革是海歸派學者企圖搶占地盤的做法。

　　關於教師的聘任制，改革方案的第一稿曾規定“空缺教授崗位1/2以上對校外(國內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於內部晉升。”

　　北大社會學系畢業、現在美國芝加哥攻讀博士學位的李猛對此質疑說，儘管外國學者也在研究“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甚至有不少頗有建樹的學者，但是否在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和中國哲學方面，海外學者的研究水平在整體上、能夠甚至應該成為評價中國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呢？

　　李猛懷疑北大的改革，可能建立文史哲學科在學術評價體系上對海外漢學研究的依附 “以美國學術界的邊緣學科來規範中國大學中最具學術底蘊和研究傳統，也是對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生活與文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部分，這是否是與建設一流大學的努力背道而馳呢？”

　　顯然，李猛把此次改革理解為，它可能使北大未來會立足於通過招聘海外人才，建設中國的一流大學。李猛反問道，“哈佛大學除了在東亞研究領域，聘用過多少華裔教授呢？在整個美國學界，又有多少華裔教授，真正在各個領域是從事前沿性的研究呢？如果我們在美國都無法招聘到足夠的一流人才，我們豈不是永遠也不能建立所謂的世界一流了嗎？”

　　錢理群則認為，“此海歸非彼海歸”，五四時期的海歸學者不但精通西學，同時有着深厚的國學功底，而且他們出國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

　　“如果按照這樣的改革思路，我肯定是當不了北大教授，我一不懂外語，二沒有博士學位，三我研究的問題按照國際漢學界的標準可能也根本沒有價值。”錢理群生氣地說。

　　作為人事改革工作小組成員的李強教授，對這樣的質疑聲音不以為然，他在倫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然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思想委員會學習，看起來屬於通常人們所說的“海歸派”學者。

　　“我怎麼是‘海歸’呢？出國前，我當了20多年的農民，直到今天我也說自己是個農民，張維迎也是陝西的一個苦孩子出身，我們都是地道的‘山藥蛋派’。”李強說，“能用一門外語講課”並不意味着“要用外語講課”，這是兩碼事。

　　這位自稱是山藥蛋派的從海外歸來的教授表示，北大的老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到國外和同行交流，熟練掌握一門外語是必要的。

　　另一群反對者：這是一場不徹底的改革

　　對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三波批評，讓人最難下評判，因為這些批評大多來自一些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的批評，也並非是對北大改革簡單地說YES或NO。

　　出身於北大、現在清華任教的社會學家孫正平說，你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對方案持贊成態度的，更多的是離北大較遠或完全沒有關係的人；而對該方案持批評或保留態度的，則大多是與北大有種種關係的人，或是本身就是北大的教師，或是與北大有某種淵源(如北大的畢業生)，或是對北大有較多了解者。

　　孫正平認為，在大學改革這件事上，至少有兩個問題是更為根本性的，而且在順序上也必須放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面——首先是一種公平而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的建立；其次是破除中國大學中的官本位。

　　確實，如果僅僅從邏輯來看，有了(改革方案)的幾項制度安排，似乎可以大體保證學術評價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國外的有關制度安排也不過如此。但問題在於，國外大學中的那些制度是以其幾百年的大學學術傳統為基礎運行的。而在中國的大學中，這些制度運行的環境並不相同。

　　這是一種目前很有代表性的反對意見：為什麼改革不從學校的行政系統和學術官場化改起？不從這裡改，改革有意義嗎？

　　北大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員？這是個謎一樣的數字，記者最終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數字。最普遍的說法是，北大共有8000多員工，其中教師編制為2235人。而行政後勤人員占有了學校大部分的資源。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的大學經歷了院系調整和知識分子改造，被納入了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地位完全顛倒過來，這種逆轉在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並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的李強教授是老三屆的北大學生，在讀本科期間，曾以學生會副主席的身份跟食堂協商提高伙食質量問題。一個老炊事員的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念念不忘：“讓我提高伙食質量，我沒有動力呀，我和你們系的趙寶煦一年進北大，可人家現在是教授，我呢，還是個炊事員！”

　　一位北大老師曾聽北大黨委的一位負責人，私下裡對現今學校內各種力量做了一個新的定位：教師是大學的主人，行政人員是大學的“看門狗”，學生則是“爺爺”，均需要給予特別重視。

　　然而，在這次熱鬧的大討論中，北大的行政人員們基本保持緘默。一方面，他們不像青年教師們那樣善於表達，另一方面，既然改革還沒有到自己頭上，不如看看再說。有一個網上帖子這樣說，“行政職員對此的態度，多半是‘帶有反對情緒之冷眼旁觀’。因為顯然，一旦教員改革成功，就輪到了他們。所以他們有反對之情緒，內心深處希望改革失敗，或者根本不啟動。但是由於名義上和他們無關，所以他們又冷眼旁觀。”

　　儘管改革方案中沒有明確提出，這一派的反對者已經清晰地表示出了他們，“打破行政辦學，建立教授治校”的希望。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喜歡引用一個故事：經濟學家張五常剛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非常關心什麼時候可以當上教授，根據什麼來評定。張五常於是跑去問，是不是要發表很多論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課？張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授們去談，其他的教授覺得你行，你就可以當教授了。

　　“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說，“它也是北大改革在未來將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這種意見也在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那裡得到共鳴：“在北大外部體制和一些內部生態不進行實質性觸動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憂。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門能否拿出勇氣，以壯士斷腕之氣魄進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不過，對改革不徹底的評價，不應該成為讓改革止步的阻力。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胡大源教授說，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行政後勤的問題無論多大，都不構成不能改革教師隊伍的理由。“這有點像小孩子慣用的把戲，別人也犯錯誤了，為什麼只批評我？”

　　實際上，對北大改革的討論到了這個層面上，已經不僅僅是利益之爭或僅僅是觀念之辨，它已經深入到人們對大學精神的本質、教育機制與社會體制的根本問題的重新認識。

　　無論如何都要進行下去的改革

　　當改革方案開始研究第三稿的時候，北大的改革實質上已經處於膠着狀態。然而這場改革卻是無論如何都要進行下去的。

　　當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在中央電視台《面對面》演播室里說出“北大是改革的產物”時，他的語境是蔡元培先生對北大進行的改革。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應北洋政府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甫一上任，就着手對教員進行改革，辭退不合格的教員，不拘一格地延攬有真才實學的人進入北大。當時，北大各科都聘有幾名外國教員，這些人多是靠使館的關係混進來的，蔡元培頂着壓力解聘了一批外國教員，同時大力聘請新派人物來北大任教。一時間，激進的陳獨秀、自由主義的胡適、保守的梁漱溟以及以怪異著稱的辜鴻銘全都匯集紅樓，理科則先後請來了夏元王栗、李四光等知名學者。

　　蔡元培的另一個功績是建立規則，他主持通過了《北京大學教師延聘實施細則》，並制定了《教員保障案》規範教員的使用。關於教員的辭退，《教員保障案》規定，系裡辭退教授要由教授會開會討論，經教授會五分之四同意並經校長認可後才生效。

　　在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的指導下，北大逐步成為中國新思潮的中心，為後來的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北大的百年金字招牌塗上了底色。

　　雖然閔維方在談到今日北大的人事改革時一再回憶起了蔡元培時代，但很難說此次改革是受到蔡元培的激勵。畢竟，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蔡元培完全靠個人的膽識和見識完成了對老北大的改造，而今天北大創建一流大學的努力則被納入了整個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

　　1994年，北大第九次黨代會就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1998年5月，江澤民在北大百年校慶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這一目標。閔維方認為，這標誌着創建一流大學從學校行為上升到了國家行為的高度。

　　“北大是北大人的北大，但更是全中國的北大，全社會的北大。”對於北大的“公共性”的強調，是校方為改革尋求合法性最經常提到的理由，此外，北大的校領導還列舉出“985”計劃國家給予北大的18億額外撥款等支持。這使得有人覺得這次改革更像是對國家一個“有所交待”的行為。

　　雖然一直有人在指出，今天北大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與當年蔡元培主持的改革的種種迥異，但是無論是哪一派人，對北大改革持何種批評意見，沒有人說改革不應該進行的。

　　對於存在於北大乃至中國整個高校中存在的種種積弊，人們痛恨已久，對於改革的企望，也期盼已久。所不同的，是這場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進行，以何種方式進行。批評者的意見，也是因為深怕由於方式的不當，而使改革適得其反。

　　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陳曉宇的意見看起來更具有建議性——歷史發展中，大學在整個社會中一向是最保守的，學術權力又是大學中最保守的力量，它往往以學術自由為藉口阻礙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果此次改革能夠撼動學術權力，那麼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將是順理成章的事。

　　或者青年學者林國榮下面這段文字，更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北大人對北大的心情：

　　“北大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來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者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越這一水準……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線紗就能牽着他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他就再無法控制；他總是使他的領導者上當，領導者不是過於怕他，就是怕他不夠；他從未自由到決不會不受控制，也從未被控制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他長於想象，而非耐心；長於天才，而非常識；他是最光輝、最危險的大學，天生就有所追求，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嘆息；時而使人憐憫，時而讓人恐怖。但他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請問世界上哪裡還有過這樣一所大學呢？”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