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已經把中國人弄到神經兮兮的。往者不論，且說今年，先是傳王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最近媒體又在炒中科院唐孝威與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擦肩而過”。大意講，唐孝威1979年曾在德國的丁肇中實驗小組與日本物理學家小柴昌俊共事，兩人各自回國後，相約進行有關高能粒子的合作研究。中方由於經費問題最終放棄，小柴卻因此獲得2002年 的諾貝爾物理獎。所謂“擦肩而過”的說法，即源於此。

　　錯過機會，當然要反思。反思的結果是：體制王八蛋；外行領導內行；科研經費大權操於行政幹部之手。只不過這一竿子打得夠遠，一直打到二十多年前。

　　邏輯就是這樣：假如當年中科院肯投錢，唐孝威也許可以和小柴昌俊分享諾貝爾物理獎，中國人就可以不再繼續為諾貝爾獎發神經。

　　討論這個假設的現實可能性，我覺得沒有意義，而且我也沒有專業領域的發言權。我只想從經費問題來談談這件事。

　　據報道，當時的經費缺口，僅初始費用一項，中方計算是千萬元人民幣，小柴昌俊則提出希望中方投資億元以上。大致來說，至少是一個涉及數千萬元的科研合作項目。據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何景棠講，當年中科院應該拿得出這筆錢。

　　很遺憾我沒有查到1979年(或者1980年)中科院的科研經費是多少，因此也就無法計算，千萬元人民幣(取下限)到底在經費總額中占到何種比例。但是以常理推之，如果這個比例太大，項目不獲通過那是很正常的，畢竟還有很多其他項目要做，不可能都給你一家。這跟體制沒關係，跟審批者是否外行也沒關係，只與預算有關。說到底，一個窮字。

　　那麼，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唐孝威的研究項目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中科院看走眼了？

　　為此，我查閱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網站，發現在該所的“大事記”裡邊，唐孝威赴德前受到方毅接見，乃是1978年一欄中惟一的“大事”。也就是說，當時中科院對此是高度重視的。我們可以想象，特別是在計劃經濟年代，重視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什麼。計劃經濟本來就具有高度集中資源去做一件事的特徵，試想，如果不是經費上實在為難，唐孝威的合作研究計劃如何可能夭折？

　　這件事，恐怕最終還是要放在當年中國的總體經濟環境中審視。

　　一千萬，哪怕一個億，在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麼。但那是1979年或者1980年啊。據《“九五”檔案》，1980年我國人均國民總產值460元，按當年全國9億人口計算，1980年的國民總產值(當時的提法)也就4000億元左右。而一千萬甚至一個億，在當年全國總產值中占多少比例，恐怕小學生也算不錯。彼時百廢待興，什麼都等着花錢，國家有可能拿總產值的幾千分之一去尋找幾個高能粒子嗎？要知道，當年首要的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呢。

　　這個賬，科學家不必算，行政幹部卻不得不算。行政幹部們算了賬，安排了經費，卻在二十多年後僅僅因為一個“可能”的諾貝爾獎而挨罵，他們冤不冤？

　　罵人多容易啊。罵體制就更容易了，反正也不會回嘴。可是這公平嗎？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把衛星打上天也就罷了，莫非還要讓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再去發現幾個高能粒子，好在二十多年後“可能”得上諾貝爾獎？這是什麼邏輯？連賭徒都不會去做的事，如何現在一幫人就理直氣壯地嚷嚷出來了？

　　摸摸自己的腦袋吧。如果連手也燙，我送你一支體溫計，非典時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