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人事體制改革斷想

作者： 陳思和

一

我國的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呼聲，已經不止一兩年了，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無法真正對教育發生影響。但是儘管如此，許多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還是在許多局部地方作了有效的改進，譬如這次北大方案中的關於不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聘用教師一條，我認為是極好的表率。據我所知，上海的復旦大學、華東師大等高校的部分院系都已經採用了這種引進人才機制，而北大能夠這樣來選用人才則更有意義，因為從全國各學科的教育狀況來說，北大的教育質量是最好的，他們敢於不從自己教育培養的學生中留任教師，既有可能吸引全國以致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進北大，也意味着把北大的優秀學生分散到全國高等學府去應聘工作，給全國高校的師資提供一種學術風氣，同時還有打破學術上的門戶之見、防止近親繁殖、建立教育人才市場上公平競爭的機制等好處。前階段上海有些大學進行了後勤分離、評聘分離、定級定崗、聘終身教授等人事改革，我認為也是有效的。這次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引起的風波，主要問題是把改革矛頭對準了目前大學裡最有活力、也是最主要依靠的青年教師，這是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情的主要原因。本來，青年教師是歷次高校體制改革、經濟分配中得利最少的一部分，他們對改革的呼聲最高，可是這次改革方案卻沒有把他們的積極性和他們的實際利益充分體現出來。當然，關於北大的改革方案及其論爭我都是在媒體上讀到的，未見過正式文件，無法對具體的條文表示意見，說話也未必能對症下藥。所以我只能離開關於北大改革這個限定的題目，就我在實際工作中所感受到的問題提出一些想法來討論。

二

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這一點不用懷疑。目前高校存在的問題很大，根子在於教育指導思想的含混不清，造成現代教育觀念上的混亂。現在最流行的觀念是把教育看作是一種產業，最流行的口號是把大學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但是教育與產業的差異，在於教育必須是從未來國家民族的需要出發來制定他的方針，我們培養一個學生走出校門，要求他報效國家，其實他是不可能馬上發揮作用的，他真正能夠為國家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發揮自己特有的專業能力，大約要十來年的時間。從專業培養來說，本科畢業後的學生讀到博士生畢業起碼五六年的時間，再加上四五年的工作經驗，才能獨立發揮作用。那就是說，我們在預設學生能否真正成為國家所需要的專業人才、能否真正培養出一流的人才，都必須充分估計至少是十年以後的世界發展形勢和中國的發展形勢，充分估計十年以後的世界學科發展動向與學術趨向，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制定教育方針和教育計劃。高校要培養如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往遠處着眼，就是為國家的未來發展塑造怎麼樣的民族性格。

這種重大使命與目前瀰漫在教育領域從上到下的浮躁風氣，即以急功近利地適應市場需求或者盲目追隨世界發展趨勢為宗旨的所謂產業化、創一流等辦大學的方針目標的設立是不相適應的。要建立一個對未來十年的國家社會發展和學科發展的科學評估機制，必須注意到兩個方面：一是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大致趨向及其科學性與正義性；二是中國在這世界發展趨向中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以及保護自身民族根本利益的對策性準備。這兩個方面都包含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一面和矛盾的一面，冷戰時代裡中國曾經處於意識形態的敵對勢力包圍顛覆的危機之下，教育方針的核心思想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可以說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指導思想，它強調了矛盾的一面，即中國在世界發展趨勢中對抗性和自我維護的一面，而對於以後中國的發展及其與世界關係的調整缺乏考慮，因此在打開國門以後就發現我們的各項科學水平離開世界先進要求還差得很遠，學術視野的偏狹與知識結構的貧乏造成了差不多一代甚至幾代人材的斷裂。如果政府在文革結束後不是迅速恢復一批在1930~1940年代接受西方教育的老專家的學術地位來影響和培養青年一代學者，不是迅速制定出國留學政策讓大批青年出國深造，我們今天科學事業與教育事業的發展是不可設想的。

目前大學的人才培養受到經濟市場的制約，急功近利的思想又從另外一個極端來影響教育方針，大量適應市場需要的課程和學科應運而生，衝擊了正常的學科分布和教育投入，許多基礎學科都遭遇了冷落和輕視。而這種現象之所以會成為一種不可遏止的流行思潮，又是與過於片面強調中國與世界發展趨向接軌的一面有關，這也包括目前在大學教改中起作用的海歸派的指導思想。海歸派有一些西方教育辦學的知識，但也應該說這些知識大部分是感性的片面的，沒有經過中國環境下實踐的檢驗。當海歸派缺乏對中國教育現狀的基本同情，急於確立自身立足地位而設計出許多不切合實際的改革方案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尤其嚴重。中國與世界發展趨向的接軌必須是建立在國家民族在未來競爭中自身利益的維護和發展之上，必須考慮到民族文化的人文傳統的承傳發展和在全球性經濟體制中的自身利益與民族獨立意識，如果不把這個重大策略考慮進去，那麼，隱藏在所謂“與世界接軌”口號下的教育究竟在為哪個國家培養人才的質疑並非是故意找茬生事。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吸收西方教育的經驗，我覺得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的一段話是意味深長的。這位校長這樣說：“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必須是發源於本土的種子，而不能在枝繁葉茂、發育成熟之際，從英格蘭或德國移植而來。它不同於棉紡廠，運營6個月就可以滿足一種迫切需要。一所大學不是靠多在報紙上發表一些社論，大量發布廣告，或多拍幾封電報就能建立起來的。……美國的大學在成立之初就決不是外國體制的翻版，……它在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自然緩慢地成長起來，並體現着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各階層所共有的目標和雄心。”據說查爾斯·艾略特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四十年之久，對美國大學教育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他是在一個本身缺乏人文傳統的國家裡建設一座世界一流的大學，他首先要求的是把美國的大學與歐洲傳統下的老牌大學的經驗區別開來，把大學的人文傳統的培養和建立與急功近利的市場化和產業化趨向區分開來。我以為這就是哈佛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所在，那些可敬的教育家和管理者們在校園裡辛勤營造的是文人精神的氛圍和傳統，而不是像建立一座棉紡廠那樣，僅僅以出產品為宗旨。相對照之下，我們的流行的教育改革的思路中，急功近利到最好即刻就聘請一個外國人來當院長或者校長，似乎就可以證明“與世界接軌”了。而這種辦學幼稚病和可笑的洋八股念頭恰恰占了目前有識之士進行教育改革的上風。

由“大學必須是發源於本土的種子”的觀念生發開去，就不能不強調人文精神貫穿教育的重要性。以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改制為例，蔡先生走馬上任提出的改制方案，是引進西方“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這是西方民主體制下辦學的基本方針；廢除校務會議用英語交流的規定，解聘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洋教員，使中國教授真正成為治理學校的主人：培養學生以強調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相結合，而不是提倡“做官發財思想”；停辦迎合社會市場需要的商科工科，擴充文科和理科等基礎學科，讓大學朝研究型發展，等等。這才奠定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礎，也確立了北大為中國第一學府的地位。可以說，蔡先生改制的北大正是從本土發芽的種子，這已經被中國近百年歷史實踐所證明。辦好民族教育不能不依靠真正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些西方國家大學所達到的量化指標。這次批評北大改革方案的聲音主要來自人文學科的教授，我想其原因，除了那些以理工科的思路來量化大學學術評估機制的做法確實戕害了人文學科外，也是因為人文學者對於未來中國與世界的發展關係上的潛在危機認識更加敏銳和深入。

三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動學校教學科研的發展，更好地促進人才流動，改善引進機制，使教師真正成為大學的核心，以最大可能來發揮教師的積極性，能動地培養出具有紮實基礎知識、獨立的思想人格和世界性眼光的大學生。這是我對於大學教育在當前社會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我對大學制度改革的一種期望。

但我覺得，現在有一些基本的原則沒有搞清楚。譬如說，打破“大鍋飯體制”總是對頭的，但是由誰來打破它呢？好像說來說去都是在對付教師。有人在解釋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是：整個國家在改革，所以沒有理由獨獨讓教授的崗位穩如泰山。我覺得這是非常糊塗的觀念，是一種政客的語言而不是一個教育家的語言。要知道我們國家的改革措施中並非人人公平競爭，國有企業中工人和幹部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沒有本質的不同，但是企業破產工人下崗，卻未聽說廠長和經理失業，其實對於搞垮一個企業真正負有直接責任的，正是那些享受大鍋飯好處的廠長和經理。所以我覺得盲目地用“大鍋飯”體制來比喻社會主義體制也不一定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還分國立的和私立的，國立大學就是國有的。國有企業虧損，生產上不去，可以引進外資，調整產業結構，國家經濟照樣能發展。大學不一樣，大學是培養國家人才的機構，它關涉到國家的未來發展的競爭能力，大學教育極需要穩定。現在一說到大學要穩定就是針對學生鬧事，其實更重要的是教師的穩定，只有教師的穩定才能使他們有好的心情來看社會發展，用這種好的心情來感染學生、影響學生和培養學生，這是國家穩定的關鍵所在。我說的大學教師穩定，說簡單些就是國家要讓教師能夠安居樂業，衣食無憂，居有屋，行有車，這樣才能使他們安心教學搞科研。現在好像改革之風吹來吹去都在威脅：學校也要打破大鍋飯，教師也要下崗，可是教育工作中行政管理機構龐雜繁瑣，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都嚴重窒息了教育的活力，為什麼就沒有人把這些迫在眉睫的弊病放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里去解決？

像北大清華復旦這樣一批重點大學，我以為教師就應該是終身制的，這些大學的教師應該成為全國學術精英，不能設想，沒有他們還有什麼國家的學術傳統？國家應該在當前經濟改革引起社會動盪之際，儘可能保護教師的工作積極性，確保他們的工作崗位。社會上許多部門都可以動盪瓦解，唯獨教育領域不可動盪，大學要保持絕對穩定，只有保障了教師的終身崗位才能保證真正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解放，才能使大學不跟着市場經濟狼奔豕突惶惶不可終日，才能使大學成為舉世滔滔中的一片綠洲，才能讓教師以良好的心態來搞好教育，讓青年一代以良好的心態來接受人文傳統和科學知識。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維繫國家的未來命運和學術的持續性發展，也保證國家生產力的持續性發展。

有一種說法：一流大學裡要求每一個學者都是一流的，而不是平均一流。從理想的要求來說這應該是一流大學所追求的目標，但是從實際出發，世界上哪一座大學能說其中的教授個個都是一流的？這一流的標準又是什麼？優秀的標準都是相對的，一個學校有20%的真正一流學者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否則，連“一流學者”也成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的奮鬥指標了。北大改革者的理想是好的，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首先我們就不具備一流的行政管理水平和服務設施，不具備一流的教育體制和教育指導思想，在高校的日常工作中有多少時間是消耗在非學術和非教學的無聊會議及各項應付性工作中，如果個個都是一流學者有沒有可能來面對那麼許多的日常事務？所以，盲目地提出不切合實際的改革要求，只能是掩蓋了更需要改革的一些問題。

在一個具有深厚人文基礎的大學裡，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做到教育體制健全、教育指導思想明確、行政管理科學化、學校服務系統完備、教授治校能真正發揮作用，那麼，即使是平庸一些的教師也能夠勤勉工作，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這些前提失措，那麼，優秀教師一流學者也會無所事事不務正業。過去幾十年來高校一直是社會主義大鍋飯的體制，幾十年的歷史都證明了真正阻礙學術的只能是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和控制，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工作積極性，只要政治上寬鬆，堅持思想解放，學術自由，學術就會繁榮起來。現在教育決策者過於強調經濟的作用，把金錢視為釣餌，把大學視為產業和賺錢機器，用放高利貸的方式來規範學者的學術研究，如果用這種眼光來看知識分子的勞動，肯定不能真正認識知識分子的勞動價值。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天生就是不為稻粱謀而存在的，他們的學科研究可能沒有給自己帶來實際的效益，但是他們還是必須去苦苦地研究，探索，那是為什麼？因為國家民族的根本發展需要這類知識分子所從事的精神勞動。這種精神勞動對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來說，既是一種絕對的內心歡悅，他必須興致勃勃地去研究探索，同時也是一種神聖的責任，整個人類的精神生活需要由他們來提升。因此他們的工作壓力也是極大的，往往一個課題研究需要付出極大的勞動，有時在學術上真正推進一步需要付出許多年的努力。如果沒有終身制來保障他們的學術活動，對整個民族文化發展都是不利的。

我走過許多發達國家，名牌大學教授都是終身制的，美國教授的終身俸制度是很普遍的，不像有些文章說的，只有很少人才能拿到終身教授的職位，一名博士生畢業後在大學謀求教職，從進入“終身俸考核”（tenuretrack）起，到獲得終身俸，一般要經過七年時間。當然考核制度比較嚴格，淘汰率也很高。但我們現在一個博士生畢業留校任教，如果不是破格聘任的話，大約也要七八年的時間。美國大學的教師崗位有兩個系列，一個系列是合同講師制（instructor），走這條道路意味着永遠不能拿終身俸，另外一個系列在競爭中還是可以通過努力達到的。在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大學教職都是終身的，沒有聽說過大學教授需要擔心下崗。在美國，如果誰拿到大學的終身教職後還可以跳槽，去應聘更高待遇的學校，終身俸教授可以到死也不退休，如果退休又能拿到很高的退休金。這才叫做安居樂業。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教授要有終身教授的制度？以美國為例，美國當初設立終身俸制度的理由，是為了保護“言論與學術自由”，保障大學教授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見解，無論是否違背美國政府的觀點或學校當局的意見，比如說沒有終身俸的大學教師有可能因為反政府遊行之類的行為、或者在課堂上講授一部被查禁的小說而被學校當局開除，而對於一個獲得終身俸的教授就沒有這種顧慮。在美國尚且如此，在中國這種特殊環境下就更需要這樣的保障。

四

北大的改革方案里有對教員實行分類管理，教師崗位分為教學科研崗位和專任教學崗位兩類，我以為是可行的，但並不說明教學工作就比科研工作差。優秀教師的教學工作同樣也是科研的一部分。我看到有的文章批評教師學術成果不豐，用“無所事事”來形容，這是不妥當的。全世界的大學都沒有像中國的大學那樣重視學術研究成果。一般來說，國外教師的課程量比中國教師要多得多，一個大學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學，只要他上好課，達到了規定的工作量，上課能夠受到學生的歡迎，就是完成了他的工作。學術成果是第二位的，因為作為一個教師的“事”主要是在課堂上培養教育學生。著書立說談何容易，非苦心孤詣反覆推敲不能成其為學說。許多老先生一輩子也沒有寫過幾本書，即使是大師級的人物也就是幾卷文集而已。他們大多數的工作都是上課教學和指導研究生，卻有崇高的榮譽。怎麼能說這樣的教師是無所事事呢？再退一步說，人文學科的許多學者的精神勞動，就是需要在無所事事地讀書、討論、思考中產生的。就像錢鍾書說的，學問大抵皆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不能搞大兵團作戰。現在對教師的考核的方法非常可疑，幾乎每年都要統計有否新的著作出版，既要求上課又要求科研，指標都定得很高，就是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完成。到頭來就是心力交瘁、弄虛作假，媒體上經常揭露的那些自己抄襲自己的現象，都是這樣給逼出來的。一個再好的學者哪裡可能每天產生新思想和新成果？

一個大學以培養專業人才為它的主要目標，各式各樣的大學就應該根據不同的目標和分類，為國家培養多樣的、全面的人才。這是最主要的大學目標。而上課和指導研究生是培養高級專業人才的基本途徑。科研當然應該從事研究，但是在大學裡從事科研工作也應該與培養學生聯繫起來，學校不是一般的企業也不是專門的科研單位，不能脫離了教育學生這個“本”來從事科研活動。以文科而言，總是要在人文知識訓練和人文精神培養的總體目標下創新知立新說，培養學生大膽突破傳統偏見，顛覆陳腐觀念，訓練出敢於創新的思維能力。上課就應該把最前沿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展示給學生，教育給學生，這也就是科研的一部分。科學上的探索（包括人文學科）是極為艱難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在研究中有獨立思考、創建新說的能力，但至少人文學科的學者應該有學術的敏感和識別能力，有大膽吸取新成果的能力，他們只要在教學過程中能夠採用、傳播新的科學成果，並把它施教於學生，就是一種稱職的行為。學校不能片面地把學術研究和教學割裂開來，把科研看成是每一個教師的工作業績。這樣人為的逼迫人人搞科研，結果只能像大躍進時代那樣，使本來可以通過學習搞好教育的教師的時間和精力被無情剝奪，去浪費在炮製大量平庸之作的過程中。尤其是現在許多學校為了申報博士點或者滿足其他指標，都不斷耗費錢財去印製許多明顯不夠水平或者沒有個人見解的學術著作，最不能原諒的是，或者為了盜名爭利就不斷炮製偽劣的學術著作，然後利用上課的權利把那些偽劣學術著作強行推銷給學生，不但科研上敗壞了學術風氣，而且造成教學上的低水平和混亂，害人非淺。但所有這些都可能在量化的考核科研指標體系裡獲得通過和鼓勵。

所以，如果不把教學和科研對立起來，就很難說搞教學就不需要科研作後盾。我舉兩個自己的例子，我在二十年前剛留校任教時，我的老師潘旭瀾教授對我說，上好一門課要以30：1的時間來做準備。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需要用30個小時的時間來準備1小時的講課內容，這話太誇張嗎？如果就事論事，當然是不需要這麼多時間，但青年教師基礎不好，許多書都沒有讀過，為了在課堂上講得有根有據，就必須儘可能多地掌握相關知識，講解一個作品，最好是讀這個作家的全集或者傳記，這樣一來，大約30：1的時間安排也是不夠了。我當初就是按照潘老師的要求去做的，我從一開始上課就受到學生的歡迎，與其說是口才的問題，不如說是有了科研做後盾。還有一個所謂“無所事事”的例子：1990年代中期，我剛評上博士生導師不久，教學任務還沒有現在那樣多，我負責指導一個韓國學生，她研究胡風文藝思想，而胡風文藝理論是以晦澀難讀聞名，加上時代背景和複雜的宗派鬥爭，一個外國學生要弄清楚不很容易。我那時在韓國做訪問學者，真的無所事事，反正也很閒，她就回到漢城來跟我讀書，我與她一起逐篇通讀胡風選集，就一篇篇讀，一句句講，這樣隔一天講一次，每次講八小時以上，哪裡是春秋筆法哪裡是奴隸語言全都講清楚了，錄音磁帶就有幾十卷。這個學生也很有悟性，後來寫出來的論文非常出色。她回國後很快就擊敗了本國的同行競爭者，取得了一份很好的教職。我相信這樣的教學對外國學生來說很重要的，是提高他們的科研能力、培養真正的外國漢學家的必要措施。可是現在我就不可能再這麼做了，因為沒有時間，不無所事事就只能是匆匆忙忙的教書，蜻蜓點水的指導。現在看起來好像每個人都很忙碌，但未必真的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當然，我這麼說並非否認對教師的考核。但我想對大學教師的考核應該充分考慮到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考核應該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師風師德的考核。學校以“立人”為宗旨，學校里通過教育要使學生學會怎麼做人、怎麼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所以，師德師風是第一要義，對教師的最要緊的考核。如果教師在道德品質上不能為人師表，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學裡都是不被允許的。陳獨秀當年在北大被解聘，不是因為編《新青年》宣傳激進思想，而是他私下裡去八大胡同逛窯子，還鬧出醜聞，北大就把他解聘了，蔡元培也沒有辦法保護他。第二方面是考核教師的教學工作。如果教師上課不負責，敷衍了事，或者上課效果極差，不受歡迎，那也是不被允許的。至於科研工作，項目指標等等，不應該成為教師的考核標準。科研是一件嚴肅的事情，科研是否上得去是衡量一個學者是否優秀的標誌，但不是衡量一個教師是否優秀的標誌。優秀的大學教師一般也應該是優秀的學者，但是不能把這樣的標準絕對化，搞形式主義。大學對教師的要求應該分出等級，待遇也應該拉開距離，對於教學科研崗位上雙肩挑的優秀教師應該給以崇高的榮譽和更加優厚的待遇，由他們來承擔學科帶頭人的重任。但大學永遠也需要一般的教學人員，可以只承擔上課教學，不一定要做什麼科學項目，對於普通教師，沒有必要逼着他們浪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錢財。大學的教師考核制度是很複雜的現象，做得好可以調動積極性，讓教師各安其職，把教學科研都做好；搞一刀切是最容易的，也最省事，那就是對教師什麼都要求，結果什麼都做不好。

結語

我說要給教師安居樂業是因為中國的大學裡一向缺乏安定感。1950年代以來大學歷來是搞政治運動的重點，知識分子不得安寧；文革結束後總算有一段較好的環境，中國的學術和教學很快就上去了。那時知識分子得到尊重有了信心，老教授樹起了權威，像我這一代學者的成長都離不開老一輩教授的精心培養，正因為那時候他們有較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較高的社會榮譽和較好的工作心態，十幾年以後成果就顯現出來了。自從社會轉型以來，市場經濟的觀念衝擊學校後，教育體制的改革聲不斷，但是很奇怪，越是深化改革，應該改掉的計劃經濟的模式卻觸動很少，而總是在折騰教師一頭，各種各樣的壓力、考核總是施加到教師的頭上，總以為教師是在吃大鍋飯，這樣的輿論下教師怎麼能有好的心態來從事教學和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