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要悄然進行的北大改革，被媒體爆炒並史無前例地上升到了“癸未變法”的高度。一場象牙塔內的改革，竟吸引了如此眾多的眼球和口水，無論是改革的設計者還是改革的推動者，都是始料未及的。

　　社會廣泛關注的背後，在於這是一場見微知著的變革，在於這場改革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正處在一個“顛覆”的時代，所有的制度都被重新考量和梳理，所有的體制弊端都成為眾矢之的。這就給這場改革賦予了窺視中國全局改革前景的“非典型”意義。

　　縱觀這次改革的措施，主要是打破鐵飯碗，引進學科淘汰機制，讓一些在研究和教學上沒有成果的教授講師們不再獲得續約，一些長期沒有成果的學科加速淘汰。同時在新的機制下，北大也將聘請更多非北大畢業的國內外其他大學的學者。

　　引進競爭機制固然要比繼續因循守舊好得多，但在為北大改革叫好的同時，不禁產生如此疑問：思想自由是學術的生命，離開了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尊重，再創煌煌之學風可能嗎？“構建世界一流大學”之夢能圓嗎？

　　在北大百年歷史上，1917年蔡元培發動的那場變革使北大日新月異，在於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進行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不但聘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來校任教，還延請持復辟政見的辜鴻銘等舊派人物執教。一時間北京大學人才薈萃，聲譽鵲起。

　　蔡元培改革的成功，在於以他的人格感召，按照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對知識分子的自由和尊嚴給予充分尊重，激發創新的活力。“構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並非是一紙政令所能完成的。

　　無庸諱言，目前中國學術之積弊，在於學術官場化，學術研究與政治聯姻關係日漸緊密，政治標準成為學術評價的標竿。目前，學術官場化的傾向在中國大學中的蔓延已經達到一種無法阻擋的態勢，窒息着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這一點已經為世人所詬病。

　　在這種畸形的評價機制之下，所謂的學術成果大多淪落為政治理論的翻版，這一點在北大歷史上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1970年，北大相應當時的政治環境，決定教師會做工會種田，文科要以政治人物著作為基本教材，外語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學”，理科教材要不斷總結中國工農兵的發明創造，批判吸收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結果，這種建設“世界上最先進、最革命”大學的努力，成為一場噩夢，與建設世界上最先進大學的目標漸行漸遠。

　　通過對改革的爭論，北京大學裡管理和行政人員效率低，一些高官以學者身分竊據校內高位，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受到猛烈抨擊。誠如改革的反對者所認為的，如果不能打破累積多年的“官僚厚冰”，即使憑藉競爭機制引進大量尖端人才，試圖打破的學術積弊會很容易借屍還魂，創新北大也就會永遠只是一個夢。

　　和人們的期望相去甚遠的，是此番北大改革沒有對現存利益進行大刀闊斧的調整和分配，反而把教師放在了被管理者的位置上，走向了“學術自治”的反面。

　　所以，此番北大改革中的引進競爭機制雖然是個亮點，但僅僅做到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改革還需要北大“掌門人”能有“老掌門”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的寬廣胸懷，尊重知識分子的自由和尊嚴，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如此，北大改革才能不負“癸未變法”之稱，振興北大也就不會僅僅是一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