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學術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發生了重大的、整體性的轉型。其標誌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調整。

　　自主權喪失 大學成政府附屬物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學校即已開始在小範圍內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教育系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學管理學校，所屬系科分別併入交大工學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財經學校；復旦大學土木系併入交通大學；交通大學紡織系與上海紡織工學院、上海工專紡織科合併為華東紡織工學院，等等。

　　中央教育部於1951年11月召開了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擬訂了全國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揭開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為原則，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迄1952年底，全國3/4的院校完成了調整工作，其中以華北、東北、華東三個地區的調整較為徹底。經過這一調整，私立高校全部改為公立，各院校的性質和任務均較前明確，工科院校得到了發展，綜合大學得到了整頓，這樣使高等學校在院系設置上基本符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調整工作，以中南區為重點，其他地區局部進行。“調整的原則仍着重改組尚為進行調整之舊的系科龐雜的大學，以利於加強與增設高等工業學校和適當增設高等師範學校；對政法、財經院系則採取適當合併集中的作法，以便進行整頓。”據此原則制定的調整方案於“1954年5月29日經政務院第180次政務會議原則上批准後，即積極進行醞釀準備工作。其後又經過與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經過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務院正式頒布，立即實施。” 1952年院系未調整前有高校211所，1952年調整後為201所，經1953年調整後全國高校總數為182所。

　　院系調整中另一個重點是對高等學校內部結構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學為例說明這個變動過程。

　　南京大學的前身是國立中央大學和私立教會大學金陵大學，調整前有文、理、工、農、醫、法、師範等7個學院共35個系，經過這場傷筋動骨的調整院系調整後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個系，並且嚴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傳統的學科分類組成系科和專業，不僅文理科之間沒有進行真正綜合，就自身專業之間也缺乏滲透和交融。南京大學由一個綜合性大學變成了雖然名義上叫綜合性大學實際上卻是比較嚴格意義上的類似歐美的文理學院，其他的12所綜合大學也大體如此。

　　實際上更為深刻的變化是國家對高等學校的教學過程的全面控制。為了加強對高校的控制，1953年專門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關文件認為“高等學校教師的思想改造學習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調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類高等學校的任務和培養人材的目標均較以前明確，統一招生與統一分配畢業生的制度已經確立，這些條件將便於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門進一步加強直接和具體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將對“全國高等學校的方針政策、建設計劃（包括學校的設立或變更、院系和專業設置、招生任務、基本建設和財務計劃等）、重要的規程制度（如財務制度、人事制度）、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編審、生產實習等事項，進一步統一掌握起來。凡高等教育部關於上述事項的規定、指示或命令，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行。如有必須變通辦理時，須經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轉報政務院批准。”從此以後高等學校喪失了教學自主權。

　　肢解人文學科 大學蛻變為技術培訓學校

　　院系調整的確加速了工業人才和師範類人才的培養，院系調整後工科學生數大量增加。據楊東平先生統計，“1946 年，工科學生僅占在校生總數的18.9% ，1952 年達到35.4%，為各科學生之首，改為了此前以文法科為主的學校和學科結構。通過增設鋼鐵、地質、礦冶、水利等12 個工業專門學院，以及建成機械、電機、化工、土木等比較齊全的工科專業體系，改變了舊中國不能培養配套的工程技術人員的落後狀況。”19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總體來講是適應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建設需要的，為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

　　相反，人文社會科學由於它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而遭到否定。通過學科和課程改造，社會學、政治學等等學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在1949 年就被併入政治學系，政治學系在1952 年調整中又被取消。原來分布在全國的20 多個社會學系經過1952 年的調整，只剩下兩個（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社會學系），1953 年院系調整後，僅存的兩個社會學系也被取消，作為一個學科的社會學到1953 年底在中國大陸上徹底消失。當費孝通在中南海的一個會場上當面向毛澤東諫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時，據費孝通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的手勢和語氣都非常乾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南京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經濟地理，曾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當了普通老師。南京大學的哲學系經過數十年的慘澹經營，曾一度集中了許多全國知名的學者。但正如祖慶年先生所說，1950年代院系調整後，“哲學系竟失去了存在的餘地，老老青青，統統給扔出了南大的大門。”

　　大學、院系、專業、學科、學報、學會是構成現代學術建制的基本單位。中國近代學術建制從清末發軔，經過幾代學人的艱苦努力，到民國30—40 年代已達到相當的水準，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已具備和國際學術界對話的資格。一些著名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等在國際上已有相當之地位，“教授治校、學術獨立、言論自由”在大學裡已成為基本的理念。

　　19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徹底改變了在中國孕育了半個世紀才形成的現代高等教育體制，實際上在高等教育領域裡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經濟領域中全面推行的計劃體制。在這種體制中，大學的設立、院系專業的設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麼、如何教，都受各級教育官僚（科層）機構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被取消後，正如博克所言“大學嚴重依賴政府，並在中央計劃下運行”，大學教師被一個大學因政治原因開除就意味着被整個國家大學系統開除，將沒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調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突出政治的經驗，另一方面照搬了蘇聯培養技術幹部的辦學模式，而且把他們絕對化，教條化。完整意義上的大學，自此從中國歷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謂大學，實質上不過職業培訓、技術培訓學校而已。教育問題專家楊東平這樣總結教育制度：“作為社會的文化和價值系統，它的變革對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響。因而，今天重新認識這種教育制度的變遷和當年的院系調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點和失誤已發展為嚴重的弊端。”此言堪稱精當。

　　原刊於《中國改革》2003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