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走向市場的大趨勢相反，教育主管部門反而加強了“主管”和“統管”高校的力度，不僅搞“跨世紀人才工程”、“211工程”，甚至以建造“世界第一流大學”或者“航空母艦”的名義去合併大學。高等教育面臨“浮誇風”的嚴重威脅。

　　合併大學有助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或“航空母艦”？

　　合併大學造不出“航空母艦”，否則美國的哈佛和耶魯，英國的劍橋與牛津早就合併了。一所大學裡學生多、教授多、專業多，只有統計報表的意義。“世界第一大”與“世界一流”是不同的概念，頂尖的大學並不必然規模宏大，規模宏大的一流大學也不是靠合併其它大學產生的。將一千條魚雷快艇捆在一起得到的肯定不是航空母艦，怕的倒是快艇會成為“慢艇”，甚至一大堆廢鐵。眾所周知，我國高校水平不高、發展緩慢，原因在於高校被“主管”和“統管”。改革二十年了，高等教育依然未脫“計劃指令”的框框。我國高教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在於高等院校管理體制，與學校的大小毫無干係。

　　懂教育規律的人都知道，“世界第一流大學”不是由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建造出來的。哈佛和耶魯，牛津和劍橋，均是強盛文明發展的縮影，積數百年之功方有今日，絕非“主管”和“統管”的結果，更非合併大學的結果。倘若把在北京的所有大學合而為一，或能摘取“世界第一大”的桂冠，但絕不會是“世界第一流”。僅舉一個小例子：美國的二流大學就能做到圖書館每周7天每天24小時借還書，且借書數量基本上沒有限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借還書時間就要短得多，每人都限制一定的數量，如果要寫論文的話，甚至還要動用他人的借書證。而圖書館還是師生公認的服務態度最好的部門之一。

　　合併大學可以“集中高等教育的資源”？

　　由政府來“集中教育資源”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路。國家的教育經費有限是事實，但主管教育的官員們想的不是我國兩千多年社會辦教育的深厚傳統——人民寧可傾家蕩產也要讓子女接受最高程度的教育；想的不是兩條腿走路——通過眾多高校間的激烈競爭來開拓潛在的教育資源；想的反而是走“一大二公”的老路。

　　當年的計劃經濟的確造就了不少如今已經過時的專業學院，但把它們合併到較成功的綜合大學裡並不能減輕國家的任何負擔，反而會因為“位子”問題和“資源公平分配”問題把比較成功的綜合大學也拖垮。這些年來，過時的專業學院紛紛自強，走向綜合大學之路。它們“計劃外”招生，向社會索取高等教育的資源，大大增加了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儘管這些大學的“綜合性”仍嫌不足，但它們適應社會和市場需求的多樣性和變化。有哪個大學在一開始就象今日北大、清華那樣“綜合”？哈佛大學起初僅靠幾間簡易房起家，講授的也僅僅是神學。百年前的北大、清華難道就正規？焉知今日“非正規軍”明日就不能超過北大、清華？

　　又有人指責說，中國的大學因為眾多的學院改制、改名，因此“太多了”，需要資源集中。事實上，用行政而非經濟手段任意“集中大學”的代價肯定要比“大學太多”的代價高得多。不僅如此，中國的大學究竟是太多還是太少？若只有政府衙門和國有企業才需要大學畢業生，我們當然不需要那麼多大學。若我們的售貨員、運動員、工人、農民、和士兵都象在發達國家那樣接受兩年、三年、或四年的高等教育，我們的大學無疑是太少了。我國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遠遠低於亞州比我們更貧窮、人口密度更大的國家；而且我國今日的名牌大學依然僅是五十年前就有的那幾所名校。在有深厚教育傳統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五十年來高教發展的此種結果難道不是失誤？北大、清華的興盛並不體現我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北大、清華的宿舍和教室容不下多少大學適齡青年。在13億人口的國家裡出現幾十個、幾百個如北大、清華那樣的大學才是真正屬於我國高等教育的成就。

　　如同我國的經濟改革，放權是興大學之路，集權意味着高教停滯不前。教育的資源不是靠“集中”來開拓的，教育的資源原本就來自社會。不斷擴大的和多樣性的社會需求是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取之不竭的資源。最好的大學產生於成千上萬所大學不拘一格的激烈競爭，產生於高等教育的繁榮昌盛。更重要的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需要繁榮昌盛的成千上萬所大學來滿足社會需求。其實，我國大學的繁榮並不需要國家出多少錢，只需要給政策，發番號，“鬆綁”。高教界非正規軍的發展“好得很”，它們是我國教育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是科教興國的希望。因此筆者大聲疾呼：請主管部門“刀下留人”。

　　合併大學能減少冗員、削減機構？

　　與政府機構不同，我國大學教師隊伍絕非“冗員”充斥。今日的大學教師，地位不如衙門的官員，收入不如街頭的小販，人數遠少於大學裡行政、後勤，政工、學生管理以及教輔機構的人數，何來“冗員”？北京大學固定人數近萬名——還不算無數的臨時工，但教員只有兩千三百人。事實上，倒是合併大學將大量製造出教師“冗員”。筆者冒昧指出：合併大學將製造“教師過剩”這件事是對我國高校教師的蔑視和侮辱，與其說是“興大學”之道，不如說是“滅大學”之方。大學衰，科教衰；科教衰，國家衰。然而，一旦實行放權改革，高校教師之搶手或可與足球界之甲A球員比美。

　　大學之內非教學機構的確冗員充斥，機構眾多。但是，北京大學教務處難道真的能為相距甚遠的農大，醫科大，北航等大學排課表，管學生？學生真能每天奔波於若幹校區之間上課？若合併後的各方仍然自有一套教務、後勤、學工，註冊、檔案、教室、人事等等機構，何苦還要合併？若並不真的合併，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惜採用高壓手段來取消好幾個大學的番號，斷了人家通過競爭社會資源自行發展壯大的門路，除“浮誇風”又能作何解釋呢？

　　高校體制改革最困難的部分是精簡後勤、政工、行政、學工、和教輔機構。因為人們不肯離開，合併大學並不能使這些機構少一些臃腫，反而可能使之更臃腫，否則每個大學自己早就“消腫”了。這些機構的臃腫還特別與主管部門的機構設置密切相關，與現行的“主管”和“統管”體制密切相關——“不得不管”的事情實在太多。主管部門為“統管”社科研究基金，新設社科司，各大學就不得不設社科處，領報表、審報表，批報表、送報表，並且搞“成果評比”；而各院、系也不得不設專人去聽取和傳達社科處的種種通知和要求，並且領報表、審報表，批報表、送報表，以及開大會，搞令所有教授頭痛的“成果評比”。在發達國家，誰需要研究成果，誰去建研究基金，與政府無關。政府是管分派“教育”經費的，申請研究基金以及成果評估是研究人員與基金會之間的事情。“世界第一流”的大學也僅設一個房間接受和分類整理各基金會的廣告，方便個人查閱。北大設二十餘個處級管理機構，與上級政府機構相對應；每個校方機構每周只要開一次會，院系的管理層每周就得出席二十餘個會，不出席會議以後在校方就別辦事了，正所謂“官多難辦事”。於是，一個五十個教員的系要設四五個“副系主任”，養二十來個行政人員。上面多一層機構，多一層事，下面就多出無數個機構，無數層事。為官的人誰不想干出一番被人看得見的“成績”呢？於是，人人都忙得四腳朝天。越忙越需要增加人手，越增加人手就越忙；機構不斷擴大，事情不斷增加。大學裡充斥冗員和多餘機構的癥結到底在哪裡？如此問題，與大學的數量多少，規模大小有什麼干係？

　　合併大學內的系科有何益？

　　因合併大學之風，大學內部也聞風而動，盛行系科合併，“建大學院”。理由是“有利管理”，“有利專業設置合理化”，“有利精簡校內機構”，以及“有利於國際學術交流”。多餘的學術機構是大學經費支持的“實體研究所”。它們有定編，有系處級別，但除了招幾個研究生之外與高等教育沒什麼關係。若確有社會需求，實體研究所應當能夠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養活自己，或依前蘇聯體制由國家專項撥款來養，滿足政府的需要。國家高等教育經費應當專款專用，有限的高教經費只能用於高等教育，不能用於專職的研究人員。這種研究所在發達國家最富有的大學裡也養不起，也不會養。大學裡的研究所應是“虛體”，是大學內外學術交流的媒介，是跨學科交流的媒介。這種機構不靠大學教育經費支撐，而賴申請研究基金生存；它們沒有定編，沒有永久性的研究人員，也不涉及級別和職稱問題，多了有何不好？

　　今日大學裡的專業設置的確很“濫”，但原因不在教員，甚至不在校方；原因在於主管部門。體制不動，合併系科會傷害教師的利益。今日的大學設幾個專業，以及設哪些專業均由主管部門定奪，主管部門並規定一個專業只能招收學生若干。對於校方和系科的教師而言，沒有“招生指標”教授就無法招生，就沒飯吃。攸關生計，當然是專業越多越好。把一個專業分成兩個專業就可以大大擴充招生指標，如“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本是同義詞，但分成兩個專業，教師就有飯吃了，大量渴望讀這個專業的學生也可以多幾個實現夢想的人。專業設置原非主管部門應當“統管”之事。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有關，與學校創牌子有關，與學者對本專業的理解和理解的變化有關，與主管部門官員無關。現在高校招生量及專業設置同國家教育經費掛鈎，但應當逐漸脫鈎，特別是研究生部分。固定數額的教育撥款分發給校方；至於校方設多少專業，設什麼專業，招多少學生，應當由校方決定，校方自然會視社會資源量力而行。主管官員並不比教員、學生、學校、和用人單位更能預知社會需要什麼專業的人才以及需要多少。若專業的設置權歸校方，教員們自然不會拿一堆同義詞去糊弄主管部門官員。

　　合併系科“建大學院”號稱“便於國際學術交流”。據說國外有各式各樣專業的“學院協會”，我們沒有“學院”就不能“交流”。筆者留洋多年，從未聽說這些“學院協會”是什麼重要學術場合，不過社交聯誼場合而已。學術交流靠的是學者的本事，靠的是紮實的研究成果。有了成果，自然有國外同行上門交流。誰說“學院”比“系”更容易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哈佛大學經濟系、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同行們聽了會笑暈。更貽笑大方的是“胡合亂並”，還增加了疊床架屋的“管理”層次——多出一堆院長，副院長，和處長、副處長。而今世界上哪個“一流大學”把法律系和政治系捆到一個“法政學院”里？若干文科系之上為什麼還要疊加若幹個“婆婆機構”，如社科學院、人文學院等等？其實美國學術機構仍以係為單位，並非“院”比“系”大；而且人家的院基本上與學術無關，院裡也不設系。但“學院”一引入中國就“變味兒”，成了增加機構、提高官職和搏虛名的手段。

　　與合併大學的理由類似，合併系科據說是有利於集中資源“建大船”。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把北大的兩千多個教員划過來、並過去怎麼就能“集中資源”造出“大船”，出世界級的成果？眾所周知，教員沒有“浪費”教育資源，北大開出的工資里有多少是發給教員的？為什麼不去着力合併非教學機構而把教員們歸過來划過去？北大相關學科的教員人數有限，彼此也不陌生。倘要合作，用不着先把機構合起來；合併了機構，不合作的人還是不會合作，何況文科的性質決定科研大多以個人為單位進行，根本不需要合作。《資本論》重要否？其成書與機構合併有什麼關係？

　　高等教育的興旺之道——鬆綁

　　世界第一流的高校和科學家都不是“政府工程”造就的，更非靠合併大學、合併專業就能產生。筆者對此種浮誇風深感憂慮，因為我國高等教育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我國乃是民辦學校鼻祖，有社會和家庭大力投資教育的深厚傳統。但我國最具特色的傳統——社會辦教育——已經快要被“主管”和“統管”沒了。主管部門與高校間的“直屬”關係已發展到荒唐的地步：辦幾所大學，在哪兒開，大學分幾等，什麼課程可以教，設多少個專業，設哪些個專業，評幾個教授，學校有無資格授予某級學位，那個學術項目值得作，哪位教授學術水平高，乃至批准教授護照申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等等，都歸主管部門統管，由主管官員定奪。主管部門甚至一道命令就能把幾所大學合為一個，“航空母艦”一拍腦瓜就建起來了。這方面的損失當然比地方政府的決策失誤要大得多。“統管”和“主管”嚴重地桎梏高等教育的發展，已是眾所周知的不堪之論。

　　實話實說，這些年大學“活”活起來了靠的是計劃外“創收”，靠同主管部門“捉迷藏”。哪個大學願用有限的經費設一堆無用的機構、增加自己的管理負擔？哪個真正尊重知識的國家會認為主管部門官員有資格“主管”剛剛教導和培養了自己的老師，並“審批”和“評比”其學術成果，“審批”自己的老師能否得到護照及出國參加學術交流？在尊重知識的國家裡，政府絕不敢聲言“主管”大學，更不要說“統管”了。主管部門對大學的責任是向大學轉交人民繳納的部分稅收，使儘可能多的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美國的主管部門從未敢聲稱“主管”大學，聯邦政府也不擁有任何一所大學。“公立”大學均為州立、市立、或社區自立，美國私立大學的優秀和獨立性更是舉世聞名。結果是，美國的大學不僅為本國學子提供充分的教育機會，而且給全世界的學子提供教育機會。雖然德國的大學全部由政府撥款，但也只管撥款。如同美國的公立和私立大學一樣，德國的大學實行完全自治。大學自治的原理非常明顯。官員是大學教授們培養出來的，若官員連大學教授們管理大學的能力都不相信，他們為什麼還要到大學來接受教育？剛畢業的學生，一旦成為主管部門"官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主管"教授，這能稱為"尊重知識"？如此“官本位”體制怎敢奢言興大學，興科教，興國家？

我國高等教育興旺發達的有效途徑是恢復和發揚社會辦教育的優秀民族傳統，從上做起，逐漸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改掉“主管”的心態和“統管”的做法，給高等院校“鬆綁”。在能做到這些之前，筆者呼籲停止各類“一大二公”工程，制止高教領域的浮誇之風。

　　原刊於《中國改革》2003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