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復旦大學三年之癢

石扉

　　“我進校時是上海醫科大學，讀書時是復旦大學醫學院，畢業時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不知道將來又會是個什麼牌子？”

——摘自復旦大學日月光華BBS社區“楓林視點”

　　校名之爭

　　2000年4月27日，創建於1905年的復旦大學與創建於1927年的上海醫科大學正式合併，成立了新復旦大學，原上海醫科大學成為新復旦大學醫學院。

　　然而在三年後的新復旦大學楓林路校區——上海市醫學院路138號的原上海醫科大學校門上還掛着的卻是“復旦大學”和“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兩塊牌子。

　　教育部一位官員在總結高校合併的經驗時曾說，高校合併的核心問題是“三子一情”，即牌子、位子、票子和“歷史情結”。首先就是牌子，也就是校名，這是名分，也是無形資產，是你吞併了我，還是我們共同組建新校名。

　　原上海醫科大學和原復旦大學合併後首先碰到的也是這個問題，兩校合併後新成立的大學由邯鄲路校區（原復旦大學）和楓林路校區（原上海醫科大學）兩部分組成，新校沿襲復旦大學的校名似乎沒有多大爭議，但原上海醫科大學被拆分，2000年7月27日組建了復旦大學醫學院，上海醫科大學的牌子從此從楓林路校區大門上消失了，這讓很多原上醫的教授職工以及上醫畢業的校友們感覺心裡不是滋味。

　　在原上醫以及附屬華山、中山醫院的一些教授們的強烈要求和多方努力下，合併兩年後，復旦校方終於同意在校門口掛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銅牌。

　　其實後來發生的這個校名之爭在合併之初便可尋端倪。

　　當初兩校合併時，在合併大會後召開的原上醫校區院士教授座談會上，復旦校方承諾同意在“復旦大學醫學院”校名後用括號註明“原上海醫科大學”字樣。

　　據記者查閱教育部辦公廳編發的2000年第33期《高教管理體制工作動態》文件，當時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上海醫科大學的知識產權不致流失。而上醫的教授們則表示“括號中原校名保留的期限定在復旦醫學院的成就超過原來成就的時候，讓我們為儘快拿掉括號而努力。”

　　是什麼使教授們終於又念念不忘“上海醫學院”這幾個字呢？

　　“掛這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牌子，裡面還是經過了一些曲折和風波的。”
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改名事件，病理學專家、博士生導師朱世能教授回憶起來還是有些激動。朱擔任過近十年原上海醫科大學副校長，現在是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對兩校合併前後的一些情況有相當了解。

　　朱世能認為，“當時有一些特殊情況，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所以不能說兩校合併就一定是個錯誤，但還是要承認，在合併工作上還是走得過於倉促了，之前準備時間不夠，之後磨合得也不盡如人意。”

　　“上醫和復旦是兩個學科形態和歷史傳統有很大不同的學校，醫學學科有他自己的歷史積澱和發展規律。也並不是強行劃撥在一塊牌子底下就能解決問題的。”

　　朱世能說，就為了掛“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這塊牌子，這些老教授們通過各種方式向上面反映情況，不屈不撓。有一位任政協委員的原上醫教授曾直接向當時分管文教的上海市某位副書記反映這個意見，這位副書記認為不妥，理由是“復旦”小“上海”大，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這塊牌子本末倒置不倫不類。

　　教授們於是開始發起簽名，著名胸外專家，中山醫院88歲的石美鑫先生領銜起草簽名信，在徵集得原上醫以及附屬醫院600多名教授簽名後，這封要求恢復上醫校名的公開信還被寄往海外，通過上海醫科大學波士頓校友會和西雅圖校友會又徵集到了200餘名校友簽名。

　　“這這封最後徵集了917名教授簽名的信通過相關途徑送到了教育部、衛生部以及復旦校長王生洪、黨委書記秦紹德等處。”石美鑫並不介意跟記者提起這件往事。

　　記者拿到了這封簽名信，在信中教授們從上醫的歷史淵源、醫學學科生態、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上陳述了6點更名的理由。

　　不僅如此，教授們認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這塊牌子決非本末倒置，裡面的“上海”二字並不簡單的是地名，而是一塊人稱“北協和、南上醫”的著名醫學品牌。

　　信中質問：“既然武漢的同濟醫科大學與華中理工大學合併後命名為華中理工大學同濟醫學院；湖南醫科大學（解放前原湘雅醫學院）與中南大學合併後命名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華西醫科大學與四川大學合併後命名為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這些醫學院都恢復了以前洋人們開辦時用的校名，惟獨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上海醫學院校名卻不予保留，實在難以理解為何復旦大學就無此雅量？”

　　與此同時，秦伯益、陳灝珠、湯釗猷、顧玉東、聞玉梅、桑國衛、侯惠民、池志強顧建人等10名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向時任上海市長的徐匡迪院士上書，請求上海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參照‘同濟’、‘華西’、‘湘雅’等醫學院合併後的命名原則，將原上醫正名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這些行動還是收到了效果。2002年4月9日，復旦大學召開校長辦公會議，作出決定：為充分發揮原“上海醫學院”無形資產的作用，“復旦大學醫學院”正式更名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石美鑫並不滿意這個結果，他認為名字雖然改了，但只掛了個牌，事實上復旦校方並不太情願改名，所以更不願意對外宣傳改名這個事情。

　　他的夫人，原上醫病理學教授陳忠年說，當時復旦校方對更名這個事情內部傳達了“幾個不許”的紀律，包括不許宣揚，不許鬧獨立等，所以基本上很多單位都不知道這個更名的事情。“你看一直到現在，很多報紙提到我們的教授還是叫復旦醫學院某某教授。”陳一邊說，一邊隨手翻開一份今年6月23日的《文匯報》指點給記者看。

　　“石先生是我的老師，原上海醫學院老院長。你想連這樣高齡的老先生都要站出來發話了，這一定是有理由的。”

　　在朱世能看來，這些老教授們要求恢復上海醫學院這塊牌子，這個舉動既飽含75年名校感情的歷史情結，也意味着對兩校合併三年來學科生態和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反思。

　　單一制還是聯邦制

　　上海主要有四所醫科大學，其中第二軍醫大學是直屬總後的軍隊院校；上海鐵道醫學院已經併入同濟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是市屬高校，一直為上海市青眼所加；相比較而言，按照當時國務院和教育部的高教資源戰略調整部署，原來直屬衛生部管理的上醫大脫鈎併入其他教育部部屬高校，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姚泰教授現在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生理系一名普通教授，作為上醫大最後一任校長，他也許心裡最有理由感覺到委屈，據說兩校剛合併的時候在楓林路校區食堂用餐，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和他同桌。

　　姚是贊成合併的，記者注意到姚泰的名片上印的是復旦大學醫學院，而朱世能的名片上則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姚泰認為自從上醫併入復旦後，資源更豐沛，有利於學科發展，上級部門投入多，教職員工的收入福利等都有所提高；另外，一個培養了衛生部長及眾多兩院院士的醫學名校成為一個出了蘇步青、謝希德、談家楨等世界級專家以及無數著名學者的綜合性大學的醫學院，走一條高校綜合建設之路，也可謂珠聯璧合，兩不辱沒。

　　作為上醫大曾經的校領導，石美鑫和朱世能都當過家也知道柴米貴，和姚泰一樣，他們並不反對合併。同樣，和其他眾多的原上醫教授一樣，他們有意見的是《高教管理工作動態》中提到的“關於合併後的管理體制，大家一致認同實質性合併的原則”。

　　教育部一位司長曾經提出，高校一旦合併就必須一步到位，宣布合併後必須做到一個班子、一套機構、一套制度、一個財務、一個發展規劃，實現人、財、物、教學科研和管理的“五統一”。一個學校只能有一個教務處、一個團委，更不能有兩個專業類似的院系存在。

　　原上醫大很多教授對這點有自己的看法。

　　“什麼是實質性的合併？醫學有自己的學科特點和發展規律。如果不尊重高等教育的歷史文化生態，不考慮學科的自然演進過程，強行在短時間內大規模的打亂原有體系，進行全新的重組，把權力集中起來，我覺得這種實質性的合併，效果不見得會理想，甚至還不如鬆散型的聯合”。

　　朱世能指出目前存在的幾個問題。首先是原上海醫科大學的學科體系被完全打亂拆分了。一所有70多年歷史的醫學院本已經形成了自己相對穩定成熟的學科體系，形成了和附屬醫院、臨床基地等互動的教學聯合體。但原上海醫科大學學科體系中幾個學院現在都已拆分出來，成為和復旦上海醫學院平級的學院，如復旦公共衛生學院、護理學院、藥學院等。

　　陳忠年對預防醫學也從上醫分拆單列出來百思不得其解。“我國醫療基礎特別薄弱，很多窮人看不起病，所以上醫創始人顏福慶先生特別強調的就是預防醫學，將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結合起來，立足疾病預防。這早已經成為了上醫的教學特色。”這位白髮蒼蒼的女教授說

　　原上海醫科大學有中山、華山、腫瘤、兒科、五官科、婦產科等幾所著名的附屬醫院，在臨床教學和科研上已經形成了非常高效的良性循環。

　　“其他的不說。我實在搞不懂合併後這個附屬醫院管理體制將如何理順？”朱世能說，中山、華山醫院都是三級甲等醫院，院長屬於副局級，業務上由衛生部委託上海市衛生局管理，合併以前上醫大本身是正局級，派一名副校長兼任院長，在行政上和業務上都名正言順。現在復旦校方和衛生系統沒有半點淵源，如果由他們直接管理很難管好。如果由醫學院來管，合併後醫學院本身已經降為處級，如何去管理比它還高半格的附屬醫院？

　　“現在中山、華山等原上醫附屬醫院都已經改為復旦大學附屬醫院，實際上正確的做法應當叫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醫學院和附屬醫院的教學與實踐本身是渾然一體的，怎麼可能分開呢？”石美鑫說，他本人也是中山醫院的著名胸外科醫生。

　　其他的一些做法也有點讓人看不懂。憑空多了很多程序，一位曾負責外事工作的老師說，以前上醫大國際交流事務非常頻繁，經常有很多老師被邀請出國，做訪問學者等。合併後辦理相關手續麻煩多了，多了很多程序，有時侯都來不及辦理手續就誤了會期。

　　被很多醫學教授詬病的還有出版社的問題。

　　按照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署的相關規定，一個高校只能有一家出版社。合併後原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就併到了復旦大學出版社裡。“一個原來在醫學出版界名氣很響的出版社就這麼消失了。這樣做對醫學院的科研教學究竟是有好處還是有弊端？我建議你去查查這三年來的科研成果和論文專著發表數量，和三年前比較比較。合併的步驟有必要這麼匆忙麼？”

　　“最重要的是兩個學校的校風和學科傳統是迥然有異的。醫學講究謹慎、細緻、認真、小心又小心的反覆求證，每個醫生手底都是無數條人命啊！這些個5年甚至7年、10年漫長的猶如修行般的醫性醫術醫品修煉，你能想象這個和復旦文學院裡慷慨激昂的詩人風格突然並存麼？”一位教授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清華大學後，也碰到過這個校園文化融合的問題。

　　“其實並非權力越集中就管理得越好。也並非綜合性大學才能出成果。比如日本的大學就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鑑。誕生出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的東京齒科大學甚至不是一家完全的醫科大學，這並不妨礙它一樣出成果。”

　　當過6年上海醫學院院長的石美鑫先生更是指出，其實當初上海醫學院都沒有必要改成上海醫科大學。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其實也是一個單科性的學院，並不妨礙它成為可與哈佛媲美的世界名校。

　　“學院改大學，大學兼併、合併。這些都應該是遵循教育規律慢慢演進的。可惜我們這裡主管官員急着要出政績，他們有任期，是等不及的。”石美鑫自嘲，他說這些並不怕什麼，“現在說錯話又不打右派”。

　　朱世能說，凡此種種，歸根結底想說明一點，高校之間的合併、兼併與資源重組，希望更多的是一種遵循高等教育客觀規律的自發演進，而不是有形之手的拔苗助長。因為這樣做最後的結果往往是欲速則不達。

　　原上海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合併後復旦專職工會主席、現上海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熊仿傑認為，事實上有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所謂實質性合併後單一制體制下簡單的一刀切辦法並不一定能奏效的。

　　如合併前衛生部投資5000萬元的紅旗小區分房問題，屬於上醫分房制度的歷史遺留問題，使新復旦領導非常頭痛，最後的處理措施也讓沒分到房的教職工意見不小。

　　有教工在BBS上發言提出：“既然由復旦校方處理起來有難度，那麼解鈴還需系鈴人，為什麼不願意放權下來，讓楓林校區教代會來討論這個問題呢？更何況，學校做出要沿用邯鄲校區97年的分房標準也是未經楓林校區教代會（甚至是教代會主席團）討論的。如果在楓林校區召開教代會，即使這個不公正的標準再次通過，那我們中青年教師無話可說，因為畢竟它已經合法化了。”

　　在一些行政處理細節上，甚至有為了體現實質性合併的成果，刻意將分處兩個校區的教職工互相交錯安排上班的做法，使合併後校園本已分處兩地的辦學成本更加高昂。

　　“這是典型的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為什麼就不能安排得更人性化更經濟一點呢？”一位原復旦教師說。

　　合併還是兼併

　　我國許多大學保持着自己一定的特色與優良的文化品位，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們的辦學理念。如北大的兼容並包原則，浙大的求是精神等，這些不僅成為他們的傳統和風格，而且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浙江大學高教研究專家王勝橋認為，一所成功的大學，必然有一種良好的大學文化。我們常說：大學是一個大染缸、大熔爐，都是指大學的環境對人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作用，這種環境主要是大學的文化格調和氛圍。因此要使高校合併獲得成功，不可忽視合併後的大學的文化整合與重構，如果忽視這種大學文化的變遷和對原有文化的整構，那麼後果將是嚴重的。

　　原上醫人最耿耿於懷的就是合併後上醫的迅速“復旦”化。“幾乎所有與上醫有關的東西都在慢慢淡出記憶。這是不是一種強迫遺忘？”對一些老教授和學制橫跨兩校合併史的原上醫學生來說，更是感覺一夜間變成了復旦人，而且是被“邊緣化”的復旦人。

　　其實復旦和上醫是幾乎沒有任何淵源、呈平行發展的學校。不象北京醫科大學原來就是老北京大學的醫學院，再合進來還可以說得過去。

　　復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原名為復旦公學。“復旦”二字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名句，意在促人自強不息。1937年抗戰爆發後，學校內遷重慶北碚，並於1941年改為“國立”。1946年，學校又遷回上海江灣原址。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復旦大學成為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復旦創始人是馬相伯、李登輝先生。

　　上海醫科大學創建於1927年，原名"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1928年更名為江蘇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1932年定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1936年楓林新校舍和中山醫院同時建成，全校全遷至楓林新址；1949年由重慶遷回上海；1952年改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上海醫科大學。上醫創始人是顏福慶先生。

　　“1927年前中國的醫學院都是洋人在華創辦的，英美辦協和、湘雅、齊魯、華西；德國人辦同濟；法國人辦震旦；日本人辦南滿。”石美鑫說，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由醫學教育家顏福慶先生創辦的上醫則是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醫學院。

　　兩校在歷史傳承和學科生態、文化脈絡上都自成一體，這一點從兩校的校歌和校訓上也可見一斑。

　　復旦校歌開始便是壯志高歌“復旦復旦旦復旦”；上醫校歌則始終小心謹慎的詠嘆“可喜，可喜，病亦新兮醫亦日進；可懼，可懼，醫亦新兮病亦日進”。

　　復旦校訓是“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上醫校訓是“正誼明道”，辦公樓就叫“正道樓”……

　　在合併後似乎被復旦光華遮蔽的日子裡，上醫人似乎更小心翼翼地維護着原來屬于楓林路的那些榮光。不論是在復旦的日月光華BBS上，還是在原上醫的楓林在線論壇上至今都保留有“楓林視點”欄目甚至“兩校合併”專題。

　　上醫人最引以自豪的就是兩校合併前後的一些數據，上醫教職工人數甚至比復旦規模還要大一倍以上。新學校16名兩院院士中上醫就有6名，29個國家重點學科上醫占據了13個。1994年10月，上醫通過了衛生部"211工程"部門預審，上醫人念念不忘這是上海高校中第一所通過預審的大學。

　　上海市防治非典專家諮詢組名單中，從顧問到組員全部是清一色的原上醫專家，讓上醫人驕傲不已。

　　2000年合併後召開的一次學代會上，開幕式在邯鄲路校區，在上醫學生的強烈要求下，為了平衡，閉幕式只好轉移到楓林路校區。在閉幕式上復旦學生合唱“復旦復旦旦復旦”，上醫學生一個個緊閉雙唇，眼含淚光。

　　原上醫黨委書記彭裕文是復旦現任黨委副書記，在幾次講話中他強調必須認識到文學、理學、醫學是復旦三大支柱，總是被上醫人解讀為老領導對上醫的重視；而現任復旦黨委書記甚至要為當年合併時的三點承諾，時不時面對醫學院老教授們的當面質詢。

　　朱世能教授還有一個職務是上海醫科大學校友會總會長，他很樂意被人稱為朱會長。對於那些老人們來說，最難解開的是校慶的結。在上醫大校友會上，他告訴海外校友：上醫合併入復旦後，復旦曾宣布有兩個名稱不變：一是上海醫科大學派出所；一是上海醫科大學校友會。

　　但情況還是慢慢在變的，朱說，現在上海醫科大學和復旦大學在美國休斯敦市的校友會也已經決定合併，成立了“休斯敦復旦上醫校友會”。

　　5月5日是復旦校慶，10月27日是上醫校慶。既然已經合併了，上醫的校慶自然就消散於無形，無從提起。

　　“2005年是復旦百年校慶，你說我如何去說服這些海內外的校友們給復旦校慶捐錢？”朱世能說，“復旦能不能象北大一樣給上醫一個自己的校慶空間？或者給更多一點自主權，象北大醫學部那樣的空間？”

　　“上醫78歲就有了自己的百歲校慶，看來22年光陰是虛度了啊。”石美鑫諷刺道，“我就不懂，為什麼不能象國外的大學一樣，學院有學院自己的校慶紀念日？好比將來台灣和大陸統一了，國慶還是一樣的，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也好，什麼也好，難道不能有自己的建區紀念日麼？合併了這個問題就提都不准提了，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氣量大小的問題。”

　　原刊於《中國改革》2003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