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一家調查公司披露，在關於江蘇省的“十大暴利行業”的調查中，除包括房地產、汽車、電信等行業外，“中小學教育”也名列其中。僅去年南京就查出中小學各種違規收費1647萬元，清退違規收費1420萬元，查處亂收費案件210件，處理責任人125名。而報告更進一步披露“擇校費”並沒有上繳財政，其分流狀況除了用於學校基礎建設、物品採購、教師福利外，由於監督不足，相當一部分以回扣等形式到了個人手中。家長們用自己辛辛苦苦積蓄“贊助”給學校，竟然培養了一批腐敗分子。

　　無獨有偶，重慶教育系統去年公布的亂收費問題也顯示，中小學亂收費金額達1300萬元人民幣，占重慶市查出亂收費金額的四成。

　　不久前，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市部分居民中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有半數以上的居民認為家庭教育支出增長的速度過快。而全國2002年價格舉報的六大熱點中，教育收費問題已經連續三年在投訴熱點中排在第一位，在所有的立案價格違法案件中，教育亂收費的比重已經接近30%。2002年全國查處教育亂收費行為更接近兩萬件，觸目驚心。

　　好學校“門票”抵輛好車？

　　孩子升小學、初中、高中，本來是高興的事，可是同時又是很多父母開始煩心的時候。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很多地方的學校在取消“小升初”考試，實施電腦派位後，“優秀”已不再是擇校的優勢，而三大辦法幾乎成了“慣例”：一是靠關係；二是交錢；三是各種特長證書，還得看學校認不認。

　　“要求入學的條子竟重達1公斤。”某著名大學附屬中學校長曾因“條子”而煩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近幾年，為了孩子能上重點校，家長几萬十幾萬地往外掏一點也不新鮮。

　　據了解，一所重點學校的費用每年打底就得三四萬。有消息說，某市曾有一所重點高中明碼實價：低於分數線的，一分交一萬，可謂“一分抵萬金”。據了解，今年的擇校費最高的已經被炒到12萬，區重點一類學校的收費也都不下5、6萬。難怪有家長不無感慨地說，現在想讓一個孩子上好學，僅門票就相當於一輛好車！

　　重點小學的學生許多通過各種門路或者關係交錢，不參加電腦派位，有的學生即使派到普通校，也會千方百計轉出來。在普通校就讀的學生和家長心理十分不平衡。動輒數萬元擇校費，仍讓不少家長趨之若鶩。

　　“勒緊褲帶也要讓孩子上好學校，那可等於半隻腳踏進了大學門。”在採訪中，一位姓夏的學生家長這樣告訴記者。在這位望子成龍的家長眼裡，能否進好學校就是能否進好大學的標誌。與夏先生一樣，更多的家長把孩子的未來寄托在千方百計上好學校上，節衣縮食，甚至借款。更讓家長痛苦的還不是如何籌錢的問題，而是背着“縮衣節食”、“東借西挪”下來的錢袋，卻欲投無門。

　　從事專業經濟評論的魏雅華說：“一個稍好點的學校入學要交將近5萬元錢。這個數字大大地刷新了前些年被稱作‘貴族學校’的學費。而有的學生只有考試分數夠了才有資格交這些錢，分數不夠走後門的話，一個名額要十萬元。”甚至在同一街道辦事處內的兩所中學，從這家轉到另一家，就要交轉學費8000元。

　　誰抬高了教育的門檻？

　　一批重點校成了教育亂收費的重災區。僅以江蘇省去年對2851所小學、1547所初中進行的督察來看，就累計查出各種違規收費1647萬元。這些錢，都是學生家長辛辛苦苦的積蓄、無可奈何地“贊助”給學校的。

　　事實上，很多學校的贊助費和擇校費不僅沒有上交國家財政，沒有像學生家長想象的那樣用於教育事業，而是一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物品採購，其中由於監督不足，相當一部分錢以回扣、賄賂等形式流到了某些人手上；一部分用於教師福利，而這一部分實際上是很少的。

　　家長也不自覺地為中小學教育的暴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望子成龍的家長趨之若騖地為孩子擇校給教育暴利加了一把柴。

　　很多家長望子成龍心切，為了讓寶貝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學，“攀名校，擠重點”之風發展到了極點。名校資源是有限的，家長的“名校熱情”是無限的，這種非理性的教育消費熱情成了名校“高收費”的砝碼。漲價，漲得越高，拼搶得越凶，競爭越激烈，從而中小學教育就“暴利”了。

　　一些省市重點校所謂的“贊助費”、“建校費”，讓學生的家長敢怒不敢言，生怕自己的孩子被逐出校門。

　　有學校的負責人對記者說，高收費有效地調節了學生的分流，使許多“不暴利”的中小學校承擔義務教育的公益目標。畢竟重點中學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非理性地往這些學校里擠，普通中學如何招得到學生？“高收費”成為一道門檻，一些因“高擇校費”望而卻步的學生流向一般中學，正是這種分流，讓許多村辦的、鄉辦的、鎮辦的普通中學在數量上保留下來，普及義務教育。

　　還有的校長們居然振振有詞，說這就是“市場經濟”：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一位中學教師卻認為：“為小團體和極少數人牟取不正當利益，才是某些人對刺激擇校需求、額外高收費樂此不疲的真正原因和原始動力。” 　　教育產業化“助紂為虐”？

　　“教育暴利的實質是教育暴力”，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受教育權和平等權是公民重要的權利，必須予以充分維護。“中小學暴利”的出現，實際上是公然踐踏這一原則，實際上是對公民公平受教育權的暴力，教育的資源應得到公正的分配和使用，每一個未成年人，不管是窮人的孩子還是富人的孩子，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而依靠國家教育資源牟取非法利益，其嚴重後果，就是把負擔轉嫁到本來就不富裕的學生家長身上，使得他們陷入貧困，也使得少數學生難以為繼、只好輟學。當各種名目的高收費學校藉機向社會斂財，為小團體和極少數人牟取不正當利益的時候，許多人受教育的權利就遭到侵害和踐踏。

　　在我國對教育投入尚不可能完全滿足需求的情況下，人們能夠理解作為補充的某些市場行為的方式，但義務教育最終成了某些群體和個人謀利的工具，是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據了解，樂此不疲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高收費的學校，往往隱藏起其中的利益動因，堂而皇之地打出“教育產業化”的幌子，加以搪塞和誘導。有專家指出，“教育產業化”是有特定範圍的，對投資者而言，職業教育和各種校外教育機構，把教育當成產業無可厚非，民辦教育也應允許合理回報。但是，在高中和義務教育階段，在國家作為投資主體、本身就是靠納稅人的錢維持和發展的公立學校，如果還反過來打納稅人的主意，並非“教育產業化”，也不是“投資行為”，而是依靠國家教育資源牟取非法利益。

　　從事專業經濟評論的魏雅華認為，這是利用手中資源牟取暴利而不是“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是在競爭充分、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自然形成的“市場經濟”。

　　國家對正常的教育收費歷來有明確的規定，學校要收取學生的費用，需要履行嚴格的報批手續。但是一些地方為了牟取經濟利益，無視國家規定，自立名目、自定標準，收費項目花樣翻新：考試費、補考費、夜自修費，甚至還有電扇費、桌子板凳費、危房集資費……一些學校辦校中校、特長班；一些高校在畢業生辦理就業手續時收取“出省費”、在辦理專科升本科時超過規定標準收取教育補償金等；有的物價部門核定只收1000元，但到了學校就如吹氣泡一樣放大到5萬元……這些收費項目弄得學生、家長眼花繚亂，應接不暇，苦不堪言。

　　有教育專家告訴記者，造成“教育暴利”的原因不盡相同，但主要的癥結仍要歸結於歷史上所形成的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問題。在義務教育經費本來就偏低的情況下，小學和初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在微觀領域又進一步向“重點學校”集中，使教育資源配置不公正現象加劇。由於這個問題的背後是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這個短期內還難以改變的現實，因此它的解決仍然任重道遠。

　　暴利“黑手”凸顯法律“灰色地帶”？

　　“中小學暴利”給全社會敲響了警鐘。教育的暴利真的是無藥可救了嗎？教育暴利要成永久的暴力？

　　當一些中小學校牟取暴利時，損害的不單是受教育者家庭的利益，還有教育自身的未來和社會的秩序。有人士認為，作為一個主要社會資源是全民所有的國家，窮國辦大教育的現狀，更有必要解決教育資源公正配置的課題。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消解，使中小學教育得到實實在在的均衡發展，而不是讓中小學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在義務教育階段，所有適齡兒童都要接受國民教育，而這種教育實行的是免費原則，這是以法律的名義確定下來的。

　　教育界有人士認為，教育暴利的背後凸顯出的實際是利益問題，政府、教育部門、學校都各有利益。各個利益主體都把學生當做唐僧肉。

　　中小學收費在法律上是一個灰色地帶，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不收取學費，而在實施細則中又規定可以收少量雜費。而究竟什麼是學費，什麼是雜費又沒有明確的界定。各種名目的合理與不合理收費就都裝進了雜費的筐子裡，變相收費重複收費就競相出爐。

　　實際上，對亂收費的問題，多年來各地各部門也並非坐視不管，一些地方性的制度和管理辦法也屢見於報端。有關部門還出台了教育收費公示制度，對亂收費“學生有權拒絕繳納，並有權向價格、財政主管部門和教育行政部門舉報”。也有人建議，可以嘗試平衡師資力量和辦學質量，實行教師輪換制度；或者把教育收費權統一由教育主管部門或統一協調的委員會等組織予以協調。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北京市教委今年就出台了規定，“嚴打”高中亂收費，規定今年各高中在招收擇校生時，收取的擇校費將嚴格控制在3萬元以內，如果出現亂收費等現象，將被取消招收擇校生資格。

　　而解決問題最關鍵的還在於，要讓亂收費者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有人士呼籲，應加強對教育收費審計、監督，加大對義務教育公平、公正的投入，維護每個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權。只有做到這點，教育收費才有可能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