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的第一屆院士

　　中國的國家級科學院於１９２８年由國民政府建立，稱為“中央研究院”，著名學者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長。２０年後，中央研究院經過評議和選舉，產生了中國的第一批共８１名院士。這些院士分為數理、生物、人文三組，每組院士人數大致相等，其中數理組有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葉企孫、嚴濟慈、李四光、竺可楨、侯德榜、茅以升等學術大師，生物組有貝時璋、童第周、胡先驌、戴芳瀾、湯佩松、俞大紱等著名科學家，而人文組則更是群星璀璨，有胡適、陳寅恪、顧頡剛、趙元任、金岳霖、馮友蘭、郭沫若、梁思成等一流學者。因此，中國的第一批院士可以說是一時之選，深孚眾望。現在看來，當時中國的院士，人文組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數理組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而生物組與世界水平的距離也不是很遠( 當時的生物科學本身就不很發達) 。

　　中國第一屆院士的產生有兩個特點。第一，院士的評議和選舉完全是在學術界圈內進行的，社會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很少。比如，郭沫若和馬寅初是著名的反蔣親共學者，馬寅初曾坐過國民黨政府的牢房，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當選為院士。當時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產生是這樣進行的：民國“三十五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餘人，三十六年由( 中央研究院學術) 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吳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顧、現況及前瞻。轉引自謝泳：從院士到學部委員）。那次院士選舉，原擬選出院士８０至１００名，但第一次投票僅選出６０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才選足８１名。

　　產生中國第一屆院士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學術界的權威們非常注重選舉的公平。主持那次選舉的主要人物是傅斯年和胡適。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曾一再強調要把院士選舉“竭力辦得公正、像樣”。傅斯年和胡適的許多好朋友儘管是院士候選人，但最後並沒有當選為院士。編着有《卜辭中所見之殷歷》、《殷歷譜》等“里程碑式”著作、曾任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並在耶魯大學講學的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就曾給胡適寫信，明確表示在考古學領域的院士人選中，他願意由郭沫若代替自己，因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竺可楨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的日記中寫到：“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竺可楨日記》第二冊第１２５７頁，科學出版社，轉引自謝泳：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之所以比較公平，可以說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中央研究院實際上是一個獨立機構，院長由本院評議會選舉產生，報請總統批准任命。因此，它不受制於其它政府部門。三十年代初，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會議曾下令要中央研究院新建的物理、化學等所從上海遷往南京，但院長蔡元培就是抗命不從，結果不了了之。由此可見其獨立性之強。第二，當時的學術界存在一批出類拔萃之輩，他們本身具有良好的學術和道德素養。學術界領袖的人格力量保證了良好的制度得以正常運行。

　　二、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研究院不復存在，它留下的空白由中國科學院代替。中國科學院的建立是由具有立法會性質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確定的，在《共同綱領》草案中，其第四十三條就是“設立科學院為國家最高的科學機關”。１９４９年９月，在由錢三強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曾建議把這個科學院命名為“人民科學院”，以糾正中央研究院“為科學而科學”的偏向，強調“科學為人民服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根據這項法律，“科學院”成為歸屬於政務院的政府部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科學院副院長。從強調“科學為人民服務”，到任命陳伯達為科學院第一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從一誕生就帶有十分明顯的政治色彩。另外，中國科學院的“政府部門”身份，為它的“官學”特色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雖然從１９５４年起，全國人大決定中國科學院不再是國務院之下的政府部門，但它的具體工作仍舊歸國務院領導。

　　從１９５４年６月起，中國科學院開始籌建學部，到１９５５年６月學部正式成立，前後經歷了一年的時間。當時中國科學院設立四大學部，分別為數理及化學學部、生物學地學學部、技術科學學部，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建立學部，其主要內容實際就是評定“學部委員”，而後者大致相當於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共有２３３名。

　　中國科學院第一屆學部委員的產生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產生有四個明顯的不同點。第一，“學部委員”不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是經過內部提名、內部評定( 叫做“協商”) 、最後報請中共中央( 主要是中宣部) 批准這幺幾道程序。因此，這是一個不公開、不民主、並且由學術界以外的勢力起決定作用的評選，實際應該稱為“挑選”或“遴選”。

　　第二，學部委員的產生，政治因素占有相當的份量。這不僅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學部( 相當與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人文組) ，在自然科學領域這個特點也非常明顯。當時“學部委員”人選的標準主要有三條，即“在學術上的成就、在推動中國科學事業方面的作用和忠於人民的事業”。實際上，當時學部委員的標準只有兩條，一條是政治標準，其內容就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第二條是學術標準。( 劉潞：劉大年憶郭沫若。《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４期。轉引自謝泳：從中國院士制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 。根據這個雙重標準，儘管第一屆學部委員的人數比第一屆院士的人數增加了近兩倍(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增長了一倍多，自然科學學部委員增長了兩倍多) ，但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１８名人文組院士中，有８人沒有成為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 其中梁思永在１９５４年去世) ，這些被淘汰的院士包括出版家、教育家張元濟、歷史學家顧頡剛、社會學家陳達等人。也就是說，人文組院士被淘汰了三分之一以上。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因此不符合選拔標準的陳寅恪院士之所以能夠成為學部委員，是因為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批准。( 謝泳：陳寅恪當學部委員) 。這說明，在這樣的雙重標準之外，還可以有“御筆欽批”這個標準之外的標準。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央研究院院士、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的胡先驌，因為反對前蘇聯李森科的偽生物學而慘遭淘汰。他是２３８個報請中央批準的院士候選人中被砍掉的五個人之一。據說在在一年後討論這個問題時，毛澤東都認為應該讓胡先驌當學部委員，可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卻硬是沒有把這個頭銜還給他認為“是不用戴帽的右派”胡先驌。( 謝泳：胡先驌為什幺沒成為學部委員) 。

　　學部委員產生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大批政府官員成為學部委員。比如，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６１名委員中，就有周揚、胡喬木、吳晗、胡繩、陳伯達等中共高級官員。除了這些黨政官員，其它政治傾向十分明顯的半官半學人士構成了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主體，如郭沫若，馬寅初、錢俊瑞、吳玉章、于光遠、艾思奇、范文瀾、茅盾、許滌新、湯用彤、楊獻珍、翦伯贊、薛暮橋等人。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着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的辦吧，後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 張稼夫：《庚申憶逝》。轉引自謝泳：陳寅恪當學部委員) 。這還叫做“實事求是”！而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中，在國民政府中做過官的，如曾任蔣介石私人代表、中國駐聯合國常駐代表的歷史學家蔣廷黻、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部常務次長、經濟部政務次長、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的經濟學家何廉等人，都沒有當選。王世傑１９１０年與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是著名法學家。他雖然曾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但他以法學家身份當選院士，並且在當選時已經改就外交部長之職。( 謝泳：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

　　第四，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的人數比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的人數明顯增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８１人，其中有２１人在１９４９年左右離開大陸，因此留在大陸的院士只有６０人。( 李揚：多少“院士”留在大陸) 。到了１９５５年，第一屆學部委員出爐，人數一下子達到了２３３人，比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人數淨增１７３人，其中“老院士”僅有４６人。也就是說，第一屆學部委員中，８０% 的人在七年前沒有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們當時為什幺沒有被選上呢？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學術水平不夠。即使考慮到解放後有很多人從海外回國，從院士到學部委員的增長數字也是相當大的。更何況在１９４８到１９５５年期間，並不是中國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期。人數的增多，其結果只能是學部委員整體學術水平的降低。

　　產生學部委員的上述四大特點，為今天的院士制度腐敗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三、從學部委員到院士

　　在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人數除了在１９５７年增加了１８人之外，再就沒有增加過。１９８０年，國家恢復學部委員制度，有２８３人在這一年成為新的學部委員。由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在１９７７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而後者不選舉學部委員，所以這相當於在中國取消了文科院士。這樣一來，學部委員新增加的２８３人全部是自然科學家。再加上前兩屆尚存的１１７名老學部委員( 不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在１９８０年，中國共有學部委員４００名。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國務院決定從第二年起，每兩年進行一次增選學部委員工作。次年，中國科學院選舉出了２１０名學部委員，除去自然減員和其它原因減員，１９９１年中科院學部委員總數為５２８人。

　　１９９３年，是中國院士制度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一年：這年１０月１９日，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宣布成立中國工程院。一個月後，中科院選舉出５９名院士，院士總人數為５４５人。１９９４年中國科學院第七次學部委員大會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規定每屆增選不超過６０名。( 張素亮：中國院士制的沿革史) 。根據國務院兩年一選舉院士的規定，中科院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１進行了四次選舉，分別產生新院士５９、５８、５５、５６名使院士總數為６５３人( ２００１年數字) 。

　　仔細分析這些數字，中國的院士人數在１９５７- １９８０年間，２３年淨增了２０９人，增長大約一倍。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年間增加了１２８人，１１年增長３２% 。而在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的十年間，院士人數淨增１２５人，１０年增長２４% 。總的來說，中國科學院院士在院士總數和年增長水平上，控製得還是比較合理的。不過，這裡面有三個隱性問題。第一，中國院士人數的隱性增長，即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急劇爆炸( 見下) ；第二，中國科技相對水平從九十年代中以來呈滑坡趨勢；第三，中國院士的質量，包括學術水平和道德修養，在過去幾年間出現嚴重下降。

　　說１９９３年是中國院士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不僅僅是因為學部委員變成了院士，更重要的是中國工程院的建立。中國工程院在１９９４年產生第一批９６名院士，其中３０人本來就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 他們是最早的“雙院士”) ，其餘為新挑選的成員。第二年，中國工程院增選２１６名新院士，一年左右時間，人數增長了２２０% ，總數達到３０９人。１９９６年，中國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會通過決議，每屆增選不超過１２０名。( 張素亮：中國院士制的沿革史) 。１９９７，中國工程院增選１１６名新院士，院士總數達到４３９人。１９９９年，中國工程院進行第三次院士增選，有１１３人上榜，院士總數達５４７人。２００１年，工程院再添８１名院士，總數６１６人，這還不包括２４名外籍院士。也就是說，在短短的七年間，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人數增長了５４０% 。

　　與院士人數猛增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儘管中國經濟在九十年代一路高速增長，但中國科技的高層次創新卻呈現了負增長態勢。( 顧海兵：院士制度－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 。根據人大教授顧海兵的統計，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技術進步獎的頒獎數量逐年減少，“２１世紀前２年的國家科技獎勵年均僅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１/ ３，甚至更低。”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目前每年的發明專利數量只相當於韓國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四十分之一。但中國工程院士人數卻相當於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一切，都顯得十分的荒唐、十分的荒謬。

　　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學術水平之低劣，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目前，學界普遍的共識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僅及歐美二流大學副教授的水平，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更要低一個檔次，很多人連歐美三流大學助教授都不如。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鄒承魯就直言不諱地說，“有些院士，說得不客氣些，就是沒有這個水平卻被選上了。”( 李瑩：學術腐敗挑戰院士良知) 。據有人揭露，２００３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中，許多人只在國內刊物上發表了屈指可數的幾篇論文，而有的候選人根本一篇學術論文也沒有發表過。其實，中國國內期刊上的論文對世界科學發展幾乎一點兒作用都沒有，但即使用這樣的論文來充數，對某些院士候選人來說都顯得力不從心。中國工程院豈不成了南郭先生的集中營了嗎？

　　中國工程院的最大特點不僅是院士學術水平低，而且是它把“院士”這個“中國工程技術界的最高榮譽”授予一些政府高級官員。２００１年，鐵道部長傅志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管理學部的院士，據說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就是“客運要快速，貨運要重載”這幺一句口號。( 孫自法：鐵道部部長傅志寰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傅部長的當選，使其它高官如同汪洋大海中的鯊魚突然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們於是蜂擁般地向中國工程院游來。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名單中，赫然出現４２名部長級高官的名字。

　　四、結論

　　院士制度誕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政府的承認來提高科學家的地位。建立院士制度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在學術界內部建立一個權威。在２１世紀的今天，院士制度的前一個功能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不復存在，而要院士制度起到後一個作用，其前提就是院士的產生必須是公正的，學術標準必須是唯一的。

　　縱觀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可以用“每況愈下”來形容它的發展歷程。公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制度被不公正、甚至可以說是落後的學部委員遴選制度代替，這是中國目前院士制度問題的根源。對學部委員同時施予政治和學術雙重標準，並且以政治標準為主，是對學術公正、學術公平原則的粗暴踐踏。不言而喻，雙重標準的實施，必然以犧牲其中之一為代價，就象十項全能冠軍一般都得不到任何單項冠軍一樣。政治標準的加入，必然導致學術標準的降低。另外，政治標準在院士選舉中的實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們喪失了社會良心，這其實就是院士學術腐敗的思想根源。

　　除了制度方面的問題，中國科學家個人素質方面的問題也非常嚴重。多年的政治運動，將大批有思想、有才華的優秀人材淘汰，而一些科技庸才、政客科學家卻慢慢地成為中國科學界的主力。這就是謝泳先生所說的“最好的出局”現象。( 謝泳：最好的出局) 。用時髦的話說，這是“逆向淘汰”。我曾說過，在反右運動中“德才兼備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的人了嗎？這幺一來，中國學術界目前的學術水平低、腐敗程度高的現象不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嗎？”( 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 六) ：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

　　除了反右運動，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斷裂，使中國目前的新一代科學主力先天缺乏一個優秀科學家所應具備的人文素質，因此他們在遵守科學道德、在權力和財富的使用與分配等方面的表現，往往連一個正常社會普通公民的水準都達不到。由於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正在成為中國科技界的中堅，並且很快將成為中國院士的主體，所以如果不從制度上來制約他們的劣根性的膨脹和發展，中國的學術腐敗現象很快就會出現另一個新的高潮。

　　另外，目前院士在中國社會走俏的現象非常值得關注，因為它是中外科學發展史上所十分罕見的。為什幺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根據《中國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條款，院士的義務和權利包括“享受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是什幺呢？據說其政治和工作待遇相當於副省級( 部級) ，經濟待遇是每年１０萬元人民幣津貼。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猛然多出了一千多名吃干餉的副部長。在一個每一百多老百姓就要供養一個“國家幹部”的國度，需要多少人來供養這些副部長呢？

　　除了國家規定的待遇，地方政府和各個單位為了吸引院士，還給予他們額外的待遇。比如，在中國工程院的網站中，就登有這樣一條新聞：“新疆制定‘兩院’院士待遇９條規定”。好在全文不長，抄錄如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規定，凡是在新疆工作的科技人員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在新疆工作期間，除享受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外，享受下列待遇：一是聘為自治區黨政領導的科技顧問；二是參與自治區重大科技、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決策；三是自治區科技廳優先安排由兩院院士主持的科研項目，保證經費的落實；四是兩院院士所在單位根據需要為院士配備助手或秘書，安排辦公室；五是有關單位保證兩院院士著作的出版，為院士出國出境開展學術交流提供方便，簡化手續，保證經費；六是自治區財政每月給兩院院士發放院士津貼１５００元，由科技廳代發；七是醫療保健、交通、外出乘車按副省級幹部待遇執行；八是住房面積可按１５０- １８０平方米標準執行；九是院士所在單位要加強與院士的聯繫，主動向他們通報有關情況，聽取意見和建議。”

　　所以說，現在中國的院士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榮譽稱號，它還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徵，它直接與物質利益和經濟利益掛鈎，它還保證一個人的地位、利益會伴隨他一輩子，永不退休。根據新疆規定的第九條，院士在工作單位簡直就是太上皇，什幺所長、什幺院長，都要看院士的臉色行事。在中國，還有什幺稱號比它更值錢呢？難怪院士在中國這幺走俏。在官本位的官場，院士是高官；在錢本位的社會，院士有厚祿；在以知識為本的學術界，院士是法定的權威；而在優勝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遠的勝利者。除此之外，許多院士還控制着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權力。目前，許多大學的校長都由沒有任何行政管理經驗的院士來擔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學是局級單位，而院士是副部長級別。院士當校長，學校好象也相應地升了半級。

　　一方面是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低劣落後、停滯不前，一方面是院士隊伍的日漸壯大，人數的節節攀升。中國的院士，還有什幺存在的理由嗎？建立院士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確立科學權威。以中國院士如此之低的學術水平，在中國學術界確立他們的權威，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只能是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