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國際化”笑話種種

相信這幾年為數不少的文化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時不時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其中的一類就是通知你已被入選(天知道)為某某領域的全國(國際、世界……)五百(一千、兩千、五千……)位著名人士之一，並且將收編入某本發行全國乃至世界的大辭典。作為入選名人的小小條件，你需寄上數目不等的編輯出版和活動費用，或自掏腰包——數目相當可觀——購買數本這樣的辭典，當然，如果您願意繼續慷慨解囊，再寄上一筆製作費用的話，編委會將為您寄上一份燙金的名人證書，讓您可以掛在客廳顯眼處供人朝拜，如此等等。學界的許多朋友對於這類一點就破的騙局，自然從未想到去理會它。
　　此類入選通知不斷地塞進人們的信箱。開始時是些草台班子的複印材料，類似街頭的小廣告，關注的人並不太多。後來則是打着某些部委或全國性團體名號的正式印刷品，那挺有誘惑性的大名鼎鼎的顧問和編委班子，讓人不由得不心動，開始陸續有人擋不住誘惑而自投羅網，結局自然皆大歡喜，有人賺了錢，也有人成了“名”，將這“名”印入名片和出版物的扉頁，或者評職稱的時候亮出來，足可以把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嚇一個跟斗。隨着市場經濟與國際接軌，“名人辭典”的生意也開始“國際化”，發授各種名人頭銜的洋信件自海外蜂擁登陸神州大地，授予單位的名頭大得嚇人，動輒就是什麼牛津、劍橋之類。我曾經一天之內收到四封這樣的信件，有四回機會成為牛津某名人錄當年的世界五千名人，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其實想一想就該明白，這其實只是一個極簡單的數學問題。這世界當下有六十億人，要成為這六十億人當中的五千名人之一，該是什麼樣的人尖子才行!一個國家能夠攤上幾個?就算中國人口多，給你一百個名額吧，有幾位仁兄敢於斗膽站出來說，我就是中國當今最傑出人物的一百分之一?按說，對於這類信件，大夥不過是哈哈一笑，一擲了之。可事情遠非這麼簡單。有幾回因故外出去拜訪幾位前輩同仁的家居，竟在他們客廳的顯眼處瞥見這樣的洋證書赫然掛在那裡，這着實讓我感到吃驚和不安。對方在我印象中是老實本分的飽學之士，我寧願相信他們是不知就裡，而不是什麼僥倖虛榮心理在做怪。
　　一次，我去校門外的書店閒逛，無意間竟發現好幾個知名學人的著作，在封底或護封的作者簡介里，都一本正經地印着曾經於某年入選某權威機構出版的世界名人錄或辭典什麼的事情。應該說這些作者都是不錯的學人和專家，在他們自己的領域都有所建樹，實在犯不着用這樣的玩意兒來給自己壯聲勢。難道真的得有個洋名號才覺得夠面子，才上檔次?如果他們知道，國外所謂的這些辭典和名人錄的編輯機構，與國內那些起鬨蒙錢的草台班子並沒什麼兩樣，完全是個人化的商業投機行為，是一種交易，與名不名的並沒有什麼關係，不知道這些先生該作何感想。
　　儘管如此，此類洋矇事的事情還是屢見不鮮。於是我就這個現象去問熟悉的朋友，結果是朋友笑我迂腐。說這是時下九十年代的風氣，花幾十或上百美元，到國外買個名人證書，評職稱、評獎、選博士導師的時候，用處可大了去啦。有些領導和學術委員會就吃這一套，他們自己對世界上的事情不了解，又天天嚷着要追趕世界潮流，有人就用這東西去糊弄他們，同時也安慰自己，多數的情況下還真能管事。這樣一來，有的時候不知怎麼的，連這些人自己也不知不覺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名人了。你想想，總不能為這事專門派人到國外外調去吧，那得花多少錢。如果按地址電話或傳真過去問，管保回答是板上釘釘的確鑿真實。這叫遠距離矇事——難查。
　　“講學”全球化一般來說，人們總對有機會在國外講學做報告什麼的學者懷着敬意，且不說他們是為國家民族長了臉，爭了光，至少可以證明他們的學術研究已達到了與國際同仁直接對話的水平。早些年，還有的單位組織人馬隊伍，打着橫幅標語歡迎某人從國外講學歸來的事。被歡迎者往往再次被請到本單位的禮堂做報告，繪聲繪色地介紹在國外講學的事跡和趣聞，讓人好生羨慕，又往往為其不為國外高薪、轎車、別墅所誘惑，堅定回國奉獻的精神所感動。碰上有這樣經歷的人競選做什麼主任、什麼長乃至教授博導之類的角兒時，只要想到此公曾在國外“鎮”過洋人，教導自己人還不是小事一樁，於是一律都投贊成票，投過以後還覺得自己很有眼光。
　　可當我也有機會出國參加了幾次國際會議，做了兩回訪問學者，便發現原來事情滿不是那麼一回事，這當中的貓膩多着呢。
　　記得我曾經見過一個名頭挺大且又常常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青年學者的簡歷，給人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有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而是那長長一列在國外“講學”的光榮記錄，的確挺唬人的，教授的職位自然是早早地讓這人弄到了手。繼而他又可以用這個“真”頭銜到國外繼續“講學”，如此循環講學，可謂天衣無縫，名利雙收。那年我正在國外某大學訪問學習，偶然聽朋友說這位仁兄要來講學，讓我也去湊湊趣，捧捧場，我當然也想一瞻該人講學的風采。沒曾想準點到了預定的講堂，除了那位老兄，以及我和我的朋友三個人外，偌大的教室里再無活物。好不容易等了十多分鐘，走進來主持人和另外一個年輕的中國人，後者看樣子是主持人的研究生。於是，一個洋主持，三個中國聽眾(其中還包括我們兩個專業上風馬牛不相及的捧場者)，這一場演講會就算開了場。題目也挺驚人：“九十年代中國的學術轉向”。大意是說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的學術研究重心已從後現代主義轉向了文化研究。如此等等，可聽到結束，我也沒有鬧明白他這說的是美國學術界呢還是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一個小時以後，演講結束，主持人問大家有無提問，諸位無話，我也只好承認自己的無知，不僅提不出什麼問題，由於問題太大，連從哪兒理解都無從談起。既然這樣，主持人只好宣布提前散會，於是大家各自走散。出門的時候，我不無吃驚地注意到，那位做報告的青年才俊正小心地把貼在教室門上那張英文打印的報告會通知揭下來，再細心地摺疊好，放入自己的公文包。我立馬意識到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留一份有說服力的證據，以便在回國後的某一個時刻，用來證明他確實曾經在該大學講學。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而且對國內學術界的致命處拿捏得極其到位。不久以後在一次很隨便的場合，遇到了那次演講會的洋主持，他是該校的一位教授。閒聊中我問他，花如此多的機票和旅館費用，辦一場只有一個真正的聽眾的演講會值得嗎?對方馬上就明白我說的是誰，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咕噥着說，機票和旅館錢都是那位青年學者自己掏腰包，他眼下正在旁邊的國家某大學訪學，因為他組織翻譯了那位教授的一本學術著作，便要求對方請他來訪問三個月。至於我嘛，教授說，我不過請他吃一頓飯而已。即便這樣，這位教授還是表現出因被此事打擾而煩不勝煩的樣子。
　　�ゴ酸幔�在國外我也陸續參加過各種各樣國內來的學者的學術報告會，大多數的時候總給你這樣一種印象，好像是中國人把自己的學術討論會搬到外國來開了。一屋子的人卻沒幾個洋面孔，全是一幫子中國留學生和訪問人員在那裡撐着場面，連提問和論爭都基本是在自己人之間打“內戰”。看着大家用或流暢或生澀的英文在那裡吃力地討論着與中國相關的學術問題，我不但沒有些許中國學術走向國際化的感覺，倒是覺得真正中國的學理問題已經悄悄地從背後溜走了。更有甚者，一篇不知怎麼湊成的講稿，同樣的題目和內容，竟有人今天在這個大學講一回，明天在那個國家報告一通，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話。我曾經有幸於十年前在香港的某學術會聽過某翁談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十年後在歐洲某國再次聽這位先生講同樣的題目，竟然連字句都毫無更改。根據該翁走過的國家算一算，十年來同樣的題目他大概講過不下十次吧，這講義的含金量之高，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就我個人所見所聞，在西方大學裡，一般討論班的課程，如果是涉及到相關國家的內容和問題，任課的教授都喜歡把在本校訪問或學習的該國學者甚至研究生請到班上來談談，無非是讓學生有更直觀地認識和了解相關知識的機會。美其名曰講座，其實就是幫教授上課。就他們的課程教學而言，可以說是一樁再普通不過的事情，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學術資源借用。至於怎樣確定邀請的對象，一般並無特別的要求，只要是那個國家的學人就成。說得好聽點是交流，說得不好聽點就是替人**打工，也就好比你在國內的課堂上發了個言或者講了半節課，實在也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如果連這樣的事也成了所謂為國奪標的光榮事跡和謀取名位的資本的話，也實在有點讓人啼笑皆非了。但偏偏一幫子急於“國際化”的中國學人很有一套弱信息，強處理的招數，從國外銷到國內，聊天變成了上課，輔導變成了講學，討論班上發個言竟變成了學術報告，於是在國內學界眾人眼中，有些人也就搖身一變成了國際級的學術大腕了。
　　有時候我也真的感覺納悶，這樣一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講學怪圈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我想如果將這樣的問題去問那些成功者，他一定不會告訴你真實的情形，因為這是他的商業秘密。於是只能自個兒琢磨去。日子長了，也就能看出一些門道。其實，這當中的訣竅說秘密也不秘密，也和做生意一樣，首先需要一定的投資。先要瞄好一兩個在國外行情看好的洋人學者，主動與其聯絡，然後，或者邀請其來華講學，或者將其某一部著作翻譯成漢語出版。這樣的事情在急於改革開放的中國還是比較好辦的，既容易得到校方的支持，以教學科研的名目用公費去辦理，主要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學生的課程勞動去實現。這一步是至關緊要的，一定要做好。一旦有了交換的資本，剩下的事情就比較順理成章了，唯一的問題是必須臉皮厚一點，膽子大一點才成。再說啦，外國人也是人，外國的學者也不見得個個都是憑真本事換名利，外國的學術界也不盡都是正人君子，校園裡面的學術交易做起來往往是不分中外的，一般講，國際機票、食宿交通、講學報酬什麼的，都不會讓邀請者自掏腰包的。
　　“研究”跨國化前些年在學術研究的圈子裡，如果聽說誰誰承擔了國家什麼基金的項目，那一定讓人羨慕得不得了!有了這樣的項目，在有些單位院校差不多就等於什麼都有了，譬如獎金、獎勵、職稱、房子、提拔做官等等。可而今，隨着學術愈加快速地走向國際化，國家級的項目也開始出現漸居次席的趨勢，原因就在於所謂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的迅速增加。介入此類項目的中方學人往往同時也獲得許多優勢，譬如充足的研究經費、順理成章的出國機會、單位領導的重視，成果的國際化發表和認可等等。這種種的好處，誘使人們逐漸把艷羨的目光投向擁有這類項目的學人。於是所謂的國際合作研究很快成為時尚和學術界眾人熱心爭奪的金饃饃。當然，不可否認這其中的確有不少像模像樣的項目和高水平的研究，但是，也同樣有許多掛了國際合作的牌子，卻讓人大惑不解的所謂研究。其間那些合作雙方錯位落差的辛酸故事，不僅令人頗開眼界，也很能讓人由此而看破幾許所謂國際合作的學術滄桑。
　　記得在我曾經訪問過的一所大學的東方研究院裡，經常可以見到一位矮個禿頂，六十來歲模樣的中國人。朋友告訴我說，他是國內某大學的教授，因為一個合作研究項目，到此地已經三年多了。此後在許多場合我都見過這位老先生，他生活非常艱苦，租住別人家的地下室，每天背個雙肩書包早出晚歸，裡面裝着他的雨傘和簡單的午餐，儼然一個套中人。他從來不去餐廳，甚至連研究所樓下的機器售賣咖啡也捨不得喝一杯，而是啃完自帶的麵包後到洗手間接涼水解渴。有一天，我見到他的合作者兼上司，一個當地研究所里比他年輕的副教授正在“訓”他，說他不應該用電熱水杯在研究室里燒開水喝，這不僅違反研究所的規定，萬一出了火災，燒毀了資料誰負責。看老先生一臉慚愧地接受批評的樣子，連我的心裡也覺得憋得慌。有一天，我偶然走進了他的研究室。那是圖書館深處的一個極狹窄的小隔間，裡面一層層堆滿發黃了的資料，仿佛一碰就會碎落滿地。老先生正戴着花鏡，艱難地弓身在紙堆里查找需要的東西，那場面真是讓人肅然起敬。然而二十分鐘以後，當我了解真相以後離開這房間，回頭再看看那正埋頭在資料堆中的瘦小身影，不禁悲愴頓生。原來那堆資料是用中國南方某地近代方言文字寫成的，屬於東南亞某國華人的重要歷史檔案，被這個一度的宗主國給弄了來，卻沒有人能夠看懂，於是，便以兩個大學國際合作的名義，以低於當地助教的工資，將這位教授聘了來，而唯一的研究工作就是把這批檔案翻譯成當地學者認識的文字，以供他們研究之用。

除了給洋學者做譯員外，我還見到過另一種更受“歡迎”的國際合作方式。例子涉及的當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南方某大學的一位中年副教授，他是作為一項農學方面國際科研合作項目的中方研究人員而被派出來的，作為相關昆蟲學方面的專家與對方一起完成一個項目。據他自己說，他們已經合著出版了第一本英文書，第二本也快完稿了。我曾經數次提出要瞻仰他的英文大作，卻都被他搪塞過去了。直到那年的大年三十夜，一幫子有家歸不了的留學人員下班以後，情不自禁地湊在一起聚餐聊天。言語所及，除了留學人員聚會慣常談論的性與政治兩大主題外，又多了幾分事業成敗與否的慨嘆。在我的一再催促下，老兄終於回宿舍取來了他的大作，嗬!大開本深綠硬皮封面，厚厚實實，看上去着實令人肅然起敬，然而打開一看，全是中國昆蟲的圖譜。見我一臉狐疑的神情，略帶醉意的他有些尷尬地說：“弄這樣的書其實很簡單，這些圖譜都是我們單位多年積累的標本資料，在國內沒有資金出版，我把它們的照片都帶來了。在這裡一組組的描成圖譜，然後加上英文說明，由對方合作者將英文說明略加訂正，立馬就可以出版了。”說到這裡，這位老兄的情緒上來了，眼睛紅紅地發起了牢騷：“這都是我們那裡幾十年積累的資料標本，***老外不用出一次野外，不費一點力氣，只是改改幾句英文，就以合作和合著的名譽得到了成果，而且還作為他們單位的重大成果，到國際會議上對學術界吹牛皮，不就是有倆錢嘛!”看他那憤憤不平的架勢，我的心底不禁生出一陣陣悲哀之情。中國的研究者們，不僅是在合作的旗號下心甘情願地給人家做着譯員和資料員的工作，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正不斷有意無意地出賣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民族的學術資源。如此這般的國際合作研究，其實已經近乎科學上的殖民掠奪了。只不過這一次對方不是用槍炮和鴉片來強行掠取，而是用金錢和出國研究機會來引誘你自投羅網。這樣的合作意義何在?!說到資金和出國的誘惑，我不禁想起近年來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所謂國際合作項目的操作方式。多數情況下，往往是由國外學者提出研究課題、構想和操作預案。一般講，此類課題往往與對中國某一特別領域發展的認識、了解和研究有密切關係。然後由國外機構或基金會提供資金，由中國方面出人出力，直接從本土展開相關的大規模檔案清理、問卷調查、田野作業和其它形式的數據搜集，並對資料做初步的整理分析，由國外方面派人監督、檢查和指導資料的收集工作。然後，再將所有這些資料運往國外進行“科學”的技術處理，譬如用特別的電腦軟件程序加以分析，用某些理論研究處理等等。對於完成的成果，一般講是叫作“成果共享”，但是實際上，一則課題的提出不是中方的思路和需求，因此，相關的資料對於中方的研究而言，並無多大用處。二則即使課題有意義或與中方思路相近，但是本土往往又缺乏這樣大規模的分析技術手段和能力，只有依靠國外。於是，一旦資料送出去，怎麼處理完全由對方自主，而對方當然是按自己的思路去從資料中獲取相關的成果，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樣的成果或結論，與中方的需要和意圖往往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此的“成果”，又如何談得上去“分享”呢?而資料早已漂洋過海而去，怎麼利用已經不是中方所能過問。就算給你留下副本，由於研究的目的、方向不對，又缺乏技術手段和資金，最後只能束之高閣，扔在柜子的角落裡積灰塵。鬧了半天，原來是給別人打工，賣苦力，哪裡是什麼國際合作!而問題在於，明知這是個鬧劇，是一個勞工合同，卻偏偏無數人趨之若鶩，到處鑽營，拼命也要搭上這班車。意圖何在?說起來很簡單，一是為了經費，有了可觀的一筆資金，出差費、生活補貼、買台電腦什麼的都有了，甚至還可以給家裡添台傳真電話機，工作需要嘛。二是為了出國的機會，合作研究之前，不是需要技術培訓嗎，當然是去技術先進的地方了。其間的奧秘，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如此國際合作，說穿了，不過是個洋打工而已。
　　當代學術哈哈鏡國內近年來有這麼一些出席國際會議的學者，他們壓根就不懂外語，實在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弄到手的邀請和怎麼折騰出來的論文外語發言提綱。反正人家是出國了，開會了，交流了。過不了多久，他們的觀感、訪談、會議側記、收穫什麼的，很快就會出現在國內的報刊上。可你要是有幸和他們參加一次所謂國際會議，你肯定會大惑不解，他們究竟是怎樣寫出那些學術聊齋來的。因為除了在開幕的**酒會或者午餐會上見過他們以外，你就不知道他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不僅在各種大會、圓桌會、分組會、專題會上不見他們的蹤跡，就是在安排有他們發言時間的場地，也是一個個不肯露面，不是以各種藉口推脫出席，就是請一位別的學者或者在大會服務的中國留學生代讀發言稿，而他們本人此刻恐怕不是在名勝地點漫步，就是在百貨公司購物，頂不濟的也去了跳蚤市場，至於會議，那不過是出國觀光的藉口而已。等到閉幕宴會的時候，他們倒是真的一個個衣冠楚楚地現身了，在一場紅綠生鮮、聲色男女的狂歡之後，愉快地各自爬上噴氣式客機走了。
　　自打改革開放以來，以洋旗號洋招牌來蒙本國人的，和打着中國文化的旗號去蒙洋人的，這方面的故事日漸增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似乎有某種心照不宣的理由，有關中國人在國外搞學問，謀學位的貓膩事兒，留學人員之間盡可以在茶餘飯後嬉笑怒罵，諷刺調侃，傳經送寶，卻很少有人訴諸文字，發表於傳媒。理由其實很簡單，一旦捅破了窗戶紙，還讓後來的人怎麼混文憑，找工作。
　　有一段時間，我在歐洲的一所大學做訪問學者，做了一些關於西方一些國家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調查。其中自然難免要涉及到中國留學生進入那些個國家以後把中國文學或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儘管改革開放都已二十年，第一代出國人員不僅早已立業成家在異邦，有些人甚至都接近退休年齡，開始考慮根歸何處的問題了，然而他們的博士論文和論著卻很少由外文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其間原因大概也是多多，譬如版權呀、翻譯呀、時間呀什麼的。我既然人到了國外，就不得不抓緊時間，儘可能多搜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未曾想，一旦真走進去了，還真能發現不少有意思的信息。不必說，其中自然有一些有新意、有創見、材料翔實、思想犀利的著作。但與此同時也不乏大量平庸之作。尤其有意思的是，這些論文的論題和內容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無論是不是從事比較研究專業的人們，都喜歡和中國文化及其文學的各個方面搭上關係，做一番所謂的比較。當然，如果說是站在跨文化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的問題，從而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角度、方法和見解，倒也不失為一條有國際特色的研究中國文化的新路。而問題卻恰恰在於，你在其中很難找到類似的探索，倒更多常見的是將中國文化和文學的一些資料、常識和通行的觀點，尤其是古代大家的著述和言論譯成外文或者乾脆是直接借自某些譯本，大量地堆積和拼貼到論文中，然後再與西方的某些著述和觀點，生硬地比較一通，於是就算大功告成。據說其間的秘密在於，就做論文的人而言，可以省心省事，而且由於依託了幾千年中國文化根深葉茂的大招牌，常常能把不諳漢字和中國文史的洋導師唬得一愣一愣的。而就導師方面而言，雖然飽讀西方經典，對中文也曾下過幾分功夫，但無論如何，也還是難窺堂奧，不甚了了，可在學生面前又不能甘拜下風，老實承認不懂，相反，還得裝模作樣地提幾條“內行”的意見，然後投票通過。於是，這頂博士帽就輕易地到了手上。這樣的大作，作為海外學位論文，也頗能通行一時，而一旦要翻譯成中文拿到本土來出版，恐怕就沒有幾個人敢冒這個險了。我想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目前海外發表的中國學者的人文社科學位論著早已是成百上千，而回到本土以中文出版推廣卻極少的原因之一吧。
　　隨便舉個例子吧，我讀到過這樣一篇海外博士論文，題目很有點嚇人，是專題的莊子其人研究，而且據作者在提要中所說，許多世紀以來的莊子研究始終可悲地處在迷霧之中，連莊子有無其人也沒搞清楚，以至西方人也參與到了懷疑莊子有無其人的隊伍中，這對於中華文化來說，可以說是一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基於此，該論文的目標就是要證明莊子確有其人。而且論文說，經過作者的研究，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莊子的的確確是實有其人的。我一看這題目就有些犯嘀咕，細讀那論文的內容，整個兒像一本關於莊子的虛構小說。除了不知是從何處抄來的一些國人論著譯文外，剩下的就是一些筆記小說似的傳聞和作者的大膽想象，實在沒有多少學術性和嚴謹性可言。偏偏就是這樣的一篇東西，竟堂而皇之地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並且到處傳播。寫到這裡，我真為我們的某些漢學家感到臉紅，雖說丟的首先是中國人的臉，可難道就不怕中西同仁們笑話?想想也虧得是用大多數中國的國學家們不懂的外語寫成，在一個陌生的異文化環境中傳播，倘若再翻譯成中文出版，會是個什麼樣的反應和結果，實在不敢想象。
　　儘管中國的學術研究在走向國際化的旅途中，也是人才輩出，成績斐然，但是上面談到或沒有談到的貓膩和矇事的現象也並非個別。雖然就處在初級階段的中國現代國際學術參與而言，一些不規範的操作和庸俗行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難以完全避免和根除，然而，我們卻沒有理由把膿瘡視作艷麗的桃花來流傳珍藏，故而還是擠破的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來擠，從而使人們逐漸能夠意識到這並非什麼好的貨色，進而真正能夠認識和逐漸唾棄這些學術上的醜陋現象。我相信，這對於今後提升本土中國學人的國際學術交往水準和質量，並非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