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同一天有兩則引人注意的報道：其一，南方某市由一位留美回國據稱是“藝術編導”博士的人辦了一所“哈佛女中”。這是“嚴格按照國際標準”，“以哈佛大學的辦學理念”所創辦的一所“高級女子中學”。其二，北京大學正在醞釀的教師聘任制度的改革在教育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一所地位很高的大學的校長在對北大表示欽佩的同時，希望該校正在某地籌建的研究生院“能一步到位地實行與國際接軌的新體制”。這兩則報道反映了一個共同現象：在目前中國大陸正在進行或醞釀進行的教育改革中，在中國教育界，“與國際接軌”已成了一個流行的詞語，並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主導的觀念。

　　然而，什麼是“與國際接軌”呢？首先，在當前世界各國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着一種有“嚴格國際標準”的“國際軌道”嗎？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占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口和學校，但顯然，人們所說的“國際軌道”與此無關，他們指的是西方的教育體制。但是，西方是否有統一的教育體制或軌道呢？眾所周知，歐洲的教育體制與美國有很大差別，而且歐洲大陸與英國亦不相同。事實上，在多數倡導“與國際接軌”的人們的概念中，“國際軌道”其實就是指美國的教育體制。但是，即使就美國一國而論，那裡存在着一種統一的教育軌道嗎？

　　那些心目中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人們，首先就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他們忘記了任何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美國是一個大國，它有着與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歷史：它是二百多年前由一些彼此完全獨立的殖民地協商聯合而成的，所以至今美國各州依然有獨立的立法機構和多種很不相同乃至相悖的制度，而美國的教育則是美國這種社會特點的典型體現。在美國，不論大中小學，都沒有統一的教材，也沒有相同的管理制度。學校可以是私人、社團、社區，或各級地方政府開辦的；學校的規模可以從幾十人到幾萬人不等。學生的招生和考試，教師的聘用和提升，在各地和各校都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既然不論是歐洲或美國，都並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教育軌道，那些聲稱在“與國際接軌”的人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

　　以第一則報道為例，且不論該校的方針與“哈佛大學的辦學理念”毫不相干，也不說該校取名“哈佛”是否有侵犯他校名權之嫌：該女子中學建在某個著名的“國家旅遊度假區，校址原來是休閒療養的古竹山莊”。“該校嚴格按照國際標準，控制規模為五百人左右，班級人數在二十五人以下，從小學到高中一應俱全。全校師生比例為1∶5 左右，實行‘家教’、‘研究生教育’、‘導師制’相結合的方式”。不論在歐洲和美國都絕對沒有這樣的“國際標準”。美國教育部最新的數據表明，一九九九至二○○○年間，美國正規中學(regular secondary school)的平均在校人數是七百八十五人。美國的初等教育一般分作小學(一至六年級)，初中(七至八年級)，高中(九至十二年級)；有的學校小學和初中在一起，有的初中和高中在一起，但極少有“從小學到高中一應俱全”的學校。在美國一到中學就並無“班級”一說，都是學生按照要求各自選課。全美中小學師生的比例在一九九九年的統計數據是1∶16.6。在美國當然不會有人用“研究生教育”和“導師制”來教中小學，因為那顯然違背教育的常理。更為荒唐的是，主辦該校的那位“留美博士”居然說“在歐美發達國家，女子學校要占三分之一”。這真是驚人的濫言！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在歐美曾經是男女分校上學。這從任何意義上說都與國家的“發達”無關，而恰恰是因為當時婦女在社會上所受的種種局限所至。隨着歐美社會的發展，男女分校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少。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少年兒童大多數在公立學校讀書，而公立學校按照法律規定都必須是男女同校。現在美國還有為數不多的女子或男子學校，一般由私人或教會所辦。二○○○年全美的中小學生在私立學校就讀的人數只有1.2％，而在女子學校的比例就更小了。這位自稱在美國“從事了八年素質教育”的辦學人，對美國的教育卻沒有常識性的了解，實在讓人疑惑。就因為打着這種似是而非的“國際標準”的招牌，此事居然被當作範例在《人民日報》頭版報道，可見“教育與國際接軌”這種誤導的概念在時下中國社會上的影響之深。

　　北京大學的改革與上面的例子完全不同。本人對北大為提高教師質量而試圖打破教師鐵飯碗的努力是非常贊同和支持的，但同樣的問題在於是不是要“與國際接軌”。在大學教師的聘用制度上，也並不存在任何“國際軌道”。歐洲是各國不同的；在美國也不是單一軌制。美國大學教師普遍有三個級別：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正教授(full professor)，但有的學校同時也存在着授課教師(instructor)和講師(lecturer)這樣的職稱，其待遇因校而異。不同級別之間的晉升年限和比例，以及獲得終生聘用的級別，都是因校而異的。以哈佛大學為例，首先，所謂哈佛從來不留本校畢業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應屆畢業的博士留校任教在哈佛並不鮮見。但以往哈佛最好的(或自以為是的)博士畢業生多數是不願留校的，因為哈佛的慣例是很少從本校的助教授和副教授中提升正教授；而一般只有正教授才是終生聘用，從助教授到副教授最多只能受聘七年。但是，這種傳統從來就有不少例外，而現在則已基本被打破，因為在時下美國高校激烈的競爭中原有的傳統導致了哈佛不少的人才流失。越來越多哈佛在校的副教授被提拔為正教授，而且有的副教授就已是終生聘用。同時，即使在哈佛內部，各學院(哈佛有十一個學院)在教師的聘用和晉升上，做法也不完全一致。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是不是存在“國際軌道”。假設說，存在着一種統一的美國式的，或西方式的教育體制，中國是不是就應該與其“接軌”呢？如果應該，是不是可能做到與其“接軌”呢？假設那位辦“哈佛女中”的“美國博士”所說的“國際標準”真的存在，中國能做到全國中小學師生的比例為1:5嗎？當中國還有大量的農村失學兒童，廣大農村學校的條件和質量還亟待提高的時候，難道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去在國家旅遊度假區里辦符合那種“國際標準”的“高級中學”嗎？這不僅是一個理論的問題，或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歸根到底，這是一個時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民族心態的問題。教育“與國際接軌”的實質，是中國的教育究竟是要中國化還是美國化。回到“哈佛女中”，該校招徠學生的承諾就是“確保學生考取國內普通高校、藝術院校或出國留學”——這裡的目標顯然是一個比一個高的。毋庸諱言，出國留學，尤其是去美國，是不少中國大學生，尤其是尖子大學中尖子學生的奮鬥目標。中國的大學實實在在地為美國的大學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博士研究生的候選人。當中學和大學的校長們在竭力“與國際接軌”時，莘莘學子們當然就努力上軌了。

　　中國的教育非“與國際接軌”不可嗎？體育是需要“國際接軌”的；中國人要參加奧運會，首先當然得接受國際規則。但是這種“接軌”不一定只是我們去接別人，比方說圍棋，就是西方人來接東方人的“軌”。貿易也需要“國際接軌”，當然我們得明白那種“軌”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中國的各項制度，包括教育在內，也都必須去接別人的“軌”嗎？難道只有人家的“軌”才是正軌嗎？舉例說，學英語當然是好的，那是一種交流的工具。但現在有的大學提倡教師用英語講課，把這當作“與國際接軌”的具體措施。難道有語言學上的研究表明任何學科(除了英語文學)用英語可以比中文表達得更好嗎？更重要的是，若如此，我們還要不要和能不能建立現代各學科的中文語彙體系呢？

　　尤有甚者，近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英語查房”為題刊登了一幅照片，北京某著名大學的教學醫院組織醫院臨床醫師、實習醫師及進修醫師進行英語查房，“通過英語彙報病歷、討論治療方案，提高醫師專業水平”。這就實在讓人費解了。難道在中國的醫院裡中國的醫生們在一起討論中國人的病例，用英語會比用中文更有助於提高醫生的專業水平嗎？再者，病人也是查房過程中重要的參與者，那麼是否只有會講英語的病人才有資格住進該醫院呢？否則醫生與病人怎麼交談呢？若不然的話，醫生和護士用英語談論病人，而病人卻聽不懂，是不是對病人的不尊重呢？而且，若是查房不與病人交談，還談得上“提高醫師專業水平”嗎？

　　再舉一例：中國高校教師的職稱一般分作講師，副教授和教授；而現在某些學校為了“與國際接軌”，將講師改作助教授。如上所述，美國也有講師，並不等於助教授。而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的教授分兩級不行，一定要學人家分三級呢？據說這樣可以更便於國際交流。從何說起呢？是覺得助教授比講師更好聽嗎？那麼英國和英聯邦國家的職稱“讀者”(reader) 豈不是太難聽了嗎？類似的現象是現在時髦的畢業生袍服，完全模仿西人。畢業典禮非穿袍服不可嗎？就算要穿，非穿那種肥大的袍子和戴平頂吊穗帽不可嗎？那是別人的傳統，不管好不好看，其中有文化和歷史的內涵，而那對我們是沒有意義的。學士、碩士、博士都是中國古代的頭銜，中國的服裝更是豐富多彩，難道我們不能設計出中國人自己的學位服裝嗎？

　　平心而論，美國，或是廣義的西方，在教育上是有許多東西值得中國人學習的。我在哈佛大學讀教育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博士學位，對此有切身的體會。但是美國的教育並不是一個典範，它有種種嚴重的問題和弊端。舉例說，美國的校園犯罪現象是非常嚴重的，一九九七年美國公立中小學中所報告的犯罪事件達四十二萬四千八百起。在哈佛教育學院，教授和學生們時時在指出美國教育的弊病，探討如何才能改進美國教育的現狀，而國內的某些同胞們為什麼卻要把美國教育當做楷模，試圖照搬美國的教育模式呢？而且又怎麼可能照搬呢？世界上並不存在任何一種抽象的教育制度；每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歷史地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不可能照搬到另一個國家。我們為什麼要忘記這起碼的學理和基本的思維邏輯呢？這絕不排除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但是任何學習都必須是理性的，反思的，批判的學習，否則，就只可能是東施效顰。

　　毫無疑問，中國的教育面臨時代和世界的挑戰；在中國經濟改革不斷深入的時候，中國的教育改革勢在必行。以北大為例，我主張其聘用制度的改革可以更加大刀闊斧地進行。但改革是創新，而不是去落他人的窠臼。改革的前提是我們對自己教育的信心，而不是對它的拋棄。這不只是民族自尊心，更關繫到教育改革的具體內容。以中國和美國相比，美國的綜合國力強過中國，美國的科技水平高過中國，這是事實，但並不能說美國的教育質量就一定比中國的好。具體地講，以我個人在美國數年的學習和觀察，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本科乃至碩士，就整體水平而言很難說美國一定比中國好，應該說各有長處和短處。美國教育真正強於中國的在它的博士水平，而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是美國科技研究的主力之一。美國博士研究生的水平歐洲人也不得不承認，儘管他們從來在文化上看不起美國人。但美國博士的水平並不只是由美國的教育體制決定的，它同時取決於美國強大的獨一無二的國力。不論是在基礎還是尖端學科，從事研究的美國博士生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國留學生。換言之，美國以其優厚的待遇和可觀的學術前景吸引和招徠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二○○○年在美國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包括研究生)的總數是514723人，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數(主要是研究生)是54466，占其總數10.6％；中國台灣的人數是19234；占5.7％，中國香港的人數是7545，占1.5％；三者總共的人數是81245，占其總數的17.8％。可見，如果以為美國領先的科技水平就是其本國教育質量的直接結果，其中就可能有誤會。反過來說，美國的大學每年都在科技領域招收大批的中國博士生，如果不是成績和實力都超過多數美國考生，他們能被錄取嗎？這本身難道不也是中國教育質量一個具體的體現嗎？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着自己悠久的教育傳統，這是人類文明的一份財富，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欽贊。不論是對中國教育的傳統還是現狀，在對其批判和反省的同時，我們也有理由有基本的信心，而大可不必以為凡事都是別人比我們好。

　　我們民族的宏偉目標，是將我們國家建設成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而不是有美國特色的)現代化強國。中國的特色蘊含在她那五千年來立於天地之間的偉大文化之中，這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做人之本。教育制度是文化的硬件，我們正在思考、醞釀和着手的教育改革，關繫到中國長久的未來。在向美國，向西方，向世界各國學習的同時，我們只有立足於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國情，才能建設起真正中國的現代教育。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不是去和任何人“接軌”，而是創造和建設我們自己的軌道。中國和中國文化對當今世界現實的價值在於她有可能建立起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社會形態，那將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復興和人類文明可喜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