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二，與郭沫若之間的往事。
李濟和郭沫若都是中國考古界的名人。兩人第一次摩擦是在一九二九年底。李濟在殷墟發現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編寫他的“卜辭通纂”一書，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語所，懇求一觀全份拓片，以為參考。李濟經傅斯年和董作賓同意，同情郭的處境，以最快速度將全份拓片寄去，並特意說明此是尚未發表的，謹慎處之。郭沫若受到後立即私自將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並在以複印後才告之史語所，（雖在其序文中大拍李濟，董作賓即“殷墟發掘”的馬屁）。李濟等對此感到頗為尷尬。考慮到他是在研究學問，剛直的李濟沒有對郭進行法律起訴。但在非正式的場合曾告訴郭，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第一批院士，這是當時科學文化界的最高榮譽。人文組二十八名院士，考古界占了四名。順序是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沫若。李一直認為，郭是一個多學科才華橫溢的才子，在考古學上的學識造詣也是很高的。雖不似前三位從事過田野發掘工作，但考古院士應有其一席位子。李濟是郭沫若的推薦，力爭人之一。
文人相輕，且自古學人對功名看得極重。郭對排名在李濟等人之後，還是被人爭取來的非常不滿意。再加上李濟拒不接受“黨”的指示，使新中國考古陷入一片空白。郭沫若掌管新中國考古界的第一天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濟的名字從中國考古史上徹底抹掉。
抗日戰爭期間，李濟早年在南開教書時的老同事范文瀾在陝北及河北主持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其中好幾個版的教材中，都提到李濟及安陽多次發掘的巨大成績。四九年以後變成了一句話，“解放前也有人做過一些發掘”。
一九四六年郭沫若去南京參加舊政協籌備會，回來寫了“南京印象”一書，用了整整一節的篇幅談李濟和李濟的高尚人品。他寫道，他發現李濟接待他時穿着一件已經退色的破舊汗衫，使他非常感動：“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一面。”這些話在解放後編“郭沫若全集”時統統刪去了。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又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蜥蜴的殘夢”對李濟的“舊中國考古發掘”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一九三三年李濟同魯迅，楊杏佛合影的照片（見前面）解放後在魯迅博物館展出。相片上只有魯迅和楊杏佛，李濟被裁掉，直到八十年代末在一位老學者的抗議下，北京魯博才將照片恢復原狀。在沒有PhotoShop的年代裡，也真難為他們了。
四九年以後，中國的考古學仍然採用李濟的教科書，仍學習和研究李濟的最新著作。不同的是他們把李濟的名字改成了“中國科學院編”。這就是為什麽新中國培養的考古學人士，學李濟的方法，走李濟的路線，卻不知李濟為誰。
把自己捧上近代考古第一人，將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巨人踢出歷史，顯然郭沫若做得是相當的成功，充分顯示了他的又一才華。文化革命開始後，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上作了關於他過去寫過的“幾百萬字。。。的東西都應該燒掉”的“深刻”檢查。李濟看了這條消息，搖搖頭嘆道：“一代才子，可惜一生沒有骨頭。”看到了？李老先生到這時還頑固不化。這能怨我們郭才子心狠手辣嗎？
俱往矣，浪淘盡，千古風流。
當我給李濟塑像時，心情不能平靜。雕人像難，給中國人雕像更難，如羅丹雕巴爾扎克那樣的創作空間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刻畫出這一代學閥的氣質，談何容易。李濟面部由瘦到胖，又由胖到瘦，為他雕像基本上是無中生有，還要通過親朋好友檢視，最後我特意給他穿中裝，以顯示其內心的民族感。我深深地知道：只靠一座雕像是不能表現李老先生的品格和我心中的敬意。我應該寫一些東西，把我所知道的內部真相告訴世人，讓歷史還給李老先生他應得的地位。可能嗎？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盡力。有一點可以值得欣慰的是，國際學術界永遠忘不了他 --- 誰想研究中國古代，誰就一定知道李濟。
寫這一類文章難在不能發揮，每件事要有事實為依據。筆者對此文負責。Email: datougege2003@yahoo.com
註：銅像現在台灣大學。聽說湖北鍾祥縣（李的老家）有意思要一個同樣的李濟像。筆者雕此像未收報酬，未署名，能為這樣一位民族英雄雕像是我的榮幸。如有機會見到此像請勿深究。網民都是蒙面人。
又註：筆者不屬於任何政治或民間團體，很早就加入了美國籍遂能行走海峽兩岸，對郭沫若並無成見，一直認為郭對中華民族是功大於過，極為佩服他的才華。家裡又曾同郭，李兩家有過一些關係。憑良心講，郭對李濟的“除名”是不公平的，太過分了。大概這就是所謂“各為其主”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