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劉道玉老校長一篇《患難知忠交》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07日16:12:5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劉道玉說：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以不正當的手段免去了我的職務，嘯風得知以後，極力為我打抱不平，親自上書多位中央領導，請求查處。來信說：從蔣南翔秘書處獲悉，中組部已接到批件，要對撤你職一事進行調查。是誰在什麼文件上批的？不管怎麼說，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 　　高按：78歲的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最近連續發表文章：《問責高官與引咎辭職》，《中國高教在轉型中迷失方向》，《誠信是學術的生命線》，《中國的大學和教育部都需要反思》（這一篇，是清華百年校慶前夕，應《看歷史》雜誌發起“清華，你好！”所寫的信，居然還有刪節版和未刪節版）……相當全面地表現了他急於為中國教育事業獻計獻策、制止滑坡，不惜忠言逆耳的的焦慮和真知灼見。前幾天過端午節，人們紀念屈原，我看屈原的兩句詩用在劉道玉老校長身上是頗為貼切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的這些文章許多都發表在中國著名媒體和網站上，比較好找。此刻我想起了他兩年前給我看的一篇不大的文章。文章講了些小故事，然而也可以看出中國教育事業發展和改革的坎坷，要突破體制的桎梏和人事的羅網，何等之難。   劉道玉老校長。（高伐林攝） 患難知忠交 ——憶諍友季嘯風幾件往事 劉道玉 　　我與嘯風司長並沒有共過事，在1977年4月至1979年4月期間，我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時，他在北京商務印書館任第三編輯室主任。我於1979年4月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辭職，獲准於5月初回武漢大學工作。年初，劉西堯調離教育部，蔣南翔重新回教育部任部長。我離開以後，高教司一分為三，變成了高教一司、二司和三司。我估計就是在這時，南翔同志讓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部分幹部歸隊，以克服當時摻沙子進來的大部分幹部不懂教育的狀況。後來得知，中央任命黃天祥同志為高教一司司長、季嘯風同志為副司長。 　　我回武大後，先後被任命為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和校長。此後，嘯風司長就是我的頂頭上司，工作上我們接觸也多了起來。從頻繁的接觸中，我們彼此信任，都熱愛教育，主張說真話，勵志教育改革，痛恨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於是我們成了知心的朋友。下面，我僅回憶幾件往事，以表達我對他的深深懷念！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我篤信改革，身體力行地實踐改革，因為我相信唯有改革才能振興武漢大學。於是，我們選擇教學制度為改革的突破口，先後實行了一系列的新的教學制度，從而營造了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但是，一些思想守舊的人，說劉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搞亂了教學秩序，學風變壞了，等等。群眾中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不足為奇，問題是作為教育部部長的何東昌，也對學分制進行詰難。為了澄清是非，支持教育改革，黃天祥和季嘯風同志決定，於1984年5月派出五人調查組，在武漢大學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深入調查。他們寫出了翔實、有說服力的報告，從而堵住了何東昌之口，也剎住了一股詆毀改革的歪風，這是對武大改革極大的支持。 　　同年，我到北京出差，嘯風給我講了一個笑話。一次，他在教育部醫務室看病，這時何東昌走了進來。他問季嘯風：“你是哪個單位的？”季說：“我是江蘇鹽城地區教育局的。”何說：“啊，你們鹽城地區的職業教育不錯哇！”嘯風感到哭笑不得，沒有再搭理他。到了1985年整風的時候，嘯風在會上講出了他與何東昌在醫務室的一段對話，並尖銳地批評說：“作為部長，首先要認識司局長，他們是部長直接聯繫的對象，如果連司局長都不認識，那怎麼聯繫群眾，又怎麼能搞好工作呢？” 　　在教育部嘯風同志身兼二職，除了高教一司副司長的工作外，他還兼任文科教材辦公室主任。他事業心強、魄力大，決定在全國建立三大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和武漢大學，這對於文科教材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武漢大學出版社承擔了全國經濟、財經、法律類成人教育教材的出版，不僅滿足了當時成人自考的需要，而且使武大出版社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為武漢大學出版社成為全國先進出版社奠定了物質基礎。 　　我因勵志改革而冒犯了何東昌，他以不正當的手段於1988年2月10日免去了我的職務。嘯風得知以後，極力為我打抱不平，親自上書多位中央領導，請求查處。我於2月28日收到他的來信說：“今日從劉益清（註：蔣南翔秘書）處獲悉，中組部已接到批件，要對撤你職一事進行調查。是誰在什麼文件上批的？不知道，估計不是葉選平的，就是你通過鄧墾送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對兩個報告，甚至是小人物我的報告。不管怎麼說，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你有70％的人的擁護，上門慰問者達八百。寒假快結束，大學生回校，感想敢說，會出現什麼情況，難料。” 　　嘯風同志給我來信，稱我為“劉道或劉公”，而落款是“知名不具”。嘯風同志年長於我，學高於我，所以我總是稱他為“學長”或“季公”。由此可見，我們彼此肝膽相照，是親密無間的朋友。 　　“六·四”以後，我因支持學潮而受到清查。他無所畏懼，為我所遭受到的不平敢於仗義執言。1985年，嘯風同志主持編纂《教育大辭典》，他邀請我作顧問，可是“六·四”以後，一些人反對我作顧問，為此事他去找常務副部長張承先同志力爭，但承先同志很為難地說：“此事我實在無能為力，請道玉同志諒解。”他編寫了《教育群言》一書，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武漢大學和華中師範學院部分領導對此都表示反對，而嘯風卻堅持說：“寧肯不出書，劉道玉的文章不能抽掉！” 　　嘯風同志因病在郵電醫院住院，1991年1月19日下午我去看望，我們談論了中國教育中的很多問題。他主編的《中國大學變遷》一書，其中涉及到我的有一段話：“中國著名的化學家，曾獲得法國總統最高榮譽勳章”。他把清樣寄給武漢大學徵求意見，學校在退回的信件上，刪去了“著名”和“獲法國總統最高勳章”幾處。於是，他又寫信給武漢大學副校長陶德麟，問他：“那是不是事實，為什麼不尊重事實？”但一個多月了，他們根本不回復。最後，嘯風自行決定：“反正文責自負，我也不管他們了。” 　　何東昌思想保守，不僅自己不改革，而且還壓制和打擊別人改革，在教育界的口碑實在差得很。他在“六·四”前後的表演很充分，落得了一個“老白貓”的諢名，人們都盼望他早一點下台。1992年5月21日，嘯風寫信給我，開頭他就說：“今有喜訊相告，‘白貓’左王5月下台。此事有人已見諸文字，有人得知上級已跟他談過話，有人從組織部得到了證實。” 　　在朋友和校友的支持下，經過武漢市人民銀行和市教委的批准，1994年3月8日，正式創建了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1994年3月23日，我在給嘯風的信中寫道：“我成立這個基金會，是我對教育改革的鐘情，是我參與意識的反映，也是我十多年教育改革生涯的繼續。我曾說過：‘有人把我從改革的舞台上推下去了，而我要憑藉自己的力量，重新屹立在教育改革的舞台上。今天，我的願望實現了！’改革的路是艱難而又漫長的，我有思想準備，也會知難而進。我願作為教育改革的鋪路石。在今後的活動中，您及其他朋友們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道治（衛道治）受我之託，欲請您擔任本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如蒙應允，請賜復，隨後寄上聘書。請向一良、明義先生一併問候！” 　　周一良是教育部辦公廳的主任，孟明義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高教室主任，他們與嘯風都是基金會的學術委員會的委員，我們都是知心的朋友。只要我出差到北京，我們四人肯定是要聚會的，談得最多的是何東昌和教育改革問題。1994年5月4日，借慶祝五·四運動75周年之際，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了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師大顧明遠先生也是學術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認真地討論了基金會開展活動的計劃，重點是研究、宣傳和實踐教育改革，獎勵教育改革者和有重大創新的教育改研究成果。 　　2000年1月20日，我收到嘯風的信，他在信中表達了他對我國教育的關切和憂慮。他寫道：“中國在騰飛，社會在進步，這是鐵的事實。但許多落後、腐敗現象，乃源於人的素質問題。而要從戰略的高度，從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質，我認為最重要的措施在於教育。張謇在他所辦的南通師範學校中，留下一份題詞： ‘何以救貧？何以救弱？何以救愚？教育，教育！’抗戰前一年，我進入該校，對此名言，深為崇敬，將終生不忘！”他繼續寫道：“目前，中國教育尚沒有提高到‘興國之本’的戰略高度。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年代，許多地方連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現在，人才外流，學術梯隊青黃不接，都不是小事，光靠喊口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的這些看法都是很深刻的，但是國家教育部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不僅教育界的意見不聽，即便是他們身邊的離退的領導幹部的意見也從不徵求。 　　在我與嘯風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深為他忠誠教育的赤忱之心所感染，今天我之所以仍然在追求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他的鼓舞與支持分不開的。可是，在嘯風病重和逝世時，我竟然毫不知情，一個長期受教育部當權者打壓的人，當然是不可能收他們的訃告，以至於我未能對諍友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借寫這篇短文之機，以表達對這位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和錚錚鐵骨的摯友表示深切的懷念！ 　　相關文章： 　　專訪劉道玉（上）：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劉道玉（下）：中國教育怎樣從源頭改起 　　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 　　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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