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有福利嗎？──為劉曉波的“農民福利說”註腳

（呂柏林）

在公社化時代，農民有福利嗎？劉曉波認為有，只是農民“也沒有國家完全免費供應的社會福利保障，而只能依靠生產隊的收成好壞來決定”。意思是說農民也有部分國家免費供應的福利保障，至少有收成好的生產隊給農民提供福利保障。然而，農民沒有絲毫的福利，不論是國家還是集體，都沒有提供。由於此話不是私下的言論，而是出現在面向世界華人的著作《農民與政治改革》，以為有必要藉機說明一下。

生產隊的收成決定的是平均口糧和勞動工資：糧食總收入扣除徵購糧（公糧──即農業稅和統購糧的合稱）、“愛國糧”（強制收購）、“餘糧”（根本不存在，即使分光收成的全部糧食還得瓜菜代、水代──煮稀飯以滿足肚子一時之飽的需要，但政府不管你有沒有餘糧，都得交售）、種子糧，剩下的為口糧和勞動帶糧。口糧和勞動帶糧的比例有7：3、8：2、9：1等等，比例取決於生產隊幹部中大多數家庭的勞動力多寡。如果勞動力多的幹部占多數，勞動帶糧的比例就會高些，反之就低一些。作為全隊的口糧按人口均分，作為全隊的勞動帶糧按全隊一年的總勞動工分平均計算。口糧和勞動帶糧的價格均按政府規定的統購價計算。分紅是將交售統購糧、愛國糧、餘糧的款額和口糧、勞動糧的折價款連同其他副業收入，扣除所有成本、貸款利息後，按工分均分，記在賬上，從來沒有一分的現金。

會計根據如此計算後，就得出哪家是欠糧款戶，哪家是餘糧款戶。一般地，勞動力多的家庭是餘糧款戶，勞動力少和沒有勞動力的家庭便是欠糧款戶。由於拗口，分別簡稱為欠糧戶、餘糧戶。實際上，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時代，沒有一戶是餘糧戶。

按規矩，年終分紅結算後，欠糧款戶要交清缺糧款以付餘糧款戶的餘糧款。然而，一年到頭誰都一樣捆在田裡當泥牛、田鼠，哪來的現金支付？口糧不分給人家會餓死人，生產隊員不是宗親就是鄰里，不敢凍結人家的口糧，欠款只好記賬。餘糧款戶沒有向欠糧款戶追債的民事債權，自然沒有要求隊裡扣押欠糧款戶糧食以索款的權力。債權也就體現在會計賬上，光榮也就只有賬上的光榮。年復一年，年年如是，光榮盡失。

既然一年三百六十天困在地里田頭的勞役，只能獲得不能兌現的債權，勞動還有什麼價值？於是，出勤不出力便成為不可遏制的集體勞動狀態。

既然生產隊的集體勞役不能為任何一個成員提供肚子的需要，政府又網開一孔地給農奴以自留地耕作權，為什麼就不能在自留地上多下點功夫？既然養家禽家畜不算犯法，還是為城鎮提供奶肉的源泉，為什麼就不能養好養多一點家禽家畜以換買鹽油醬醋的零錢？既然可以從自留地耕作中爭得城鎮人不屑一顧的瓜菜代糧的好處，也能從家禽家畜養殖中掙點城鎮人買冰棒零食的錢以購買鹽油醬醋，多餘的時間為什麼就不能搞點手工業，在“支持城鎮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換點給孩子買鉛筆、紙張的錢以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於是，“三突擊”（早中晚突擊干小私有的活）、“兩休息”（延長上午與下午的工間休息時間）的窩工、怠工現象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生產隊農奴的出勤習慣。

事實上，“三突擊”、“兩休息”並沒有減少降低農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大廈“貢獻”磚瓦的質和量。因為，“兩休息”只是降低工效，全年困在耕地上的時間足以滿足那點耕地所需的集體農業生產的勞動量。因此，農業生產並沒有因“兩休息”而減產減收。“三突擊”雖然是主觀為自我的生存，客觀上卻因為起早摸黑，挑燈夜干手工業，為城鎮天堂建設源源不斷地提供了額外的物質保障。因此，農奴在集體勞動中的怠工、偷懶完全不同於工人階級的怠工、偷懶──工人階級是在吃“皇糧”的上班時間怠工、偷懶，從而減少了“按勞付酬”應當產出的產量。

不過，英明的黨中央很快發現農奴在長“豬本主義尾巴”──官方稱為“資本主義尾巴”，不切除就會產生“資本主義”，形成“小資產階級”，非切不可。對“資本主義尾巴”一詞，農奴頗有異議，又不能說出來，只好私下戲稱為“豬本主義尾巴”，其實“豬本主義尾巴”也不達義，只是“資與豬”諧音而權且稱之而已。因為，家豬具有被養的待遇，不用自己找食物充飢，而農奴則沒有家豬的生存待遇，得象野豬一樣自己找食，卻又沒有野豬自由於山野、自生自滅的好命。沒有家豬的待遇，又沒有野豬的自由；既要象野豬一樣自己找食求生，又要象牛馬一樣勞役，更要象家豬一樣挨宰，實在找不出能夠表達農奴生存與待遇的詞彙，只好權且以“豬本主義尾巴”替代之。為切除“豬本主義尾巴”，黨中央立即颳起“農業學大寨”的狂風，大砍所有的“小私有”──限制果樹於三棵之內；縮小自留地於三厘之內；限所有家庭小手工業產品交生產隊集體出售，由隊裡記工分；限所有工匠將所賺的錢交給生產隊，由隊裡記工分，就連在家門口的冬閒田裡搞一塊突出水面的巴掌地種蒜蔥也被認定為必須以消滅方式解放的“台灣島”，就連生產隊為現金而偷偷種政府大量收購的藥材十來畝荊芥，在剛冒芽時被發現，工作隊便率大隊幹部、黨團員放火燒掉蓋在畦上的草被，這對於農奴來說，無異於曹軍慘敗於火燒赤壁……然而，所有這些還能被農奴們忍受，無非是雪上加霜，更餓更窮而已，最慘的是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典型的農奴，挨批挨斗，為不挨餓反而傷於飢餓，殘於飢餓、死於非命。於是，大砍“豬本主義尾巴”的結果，不但導致某些果樹在當地絕種（如我老家的甜賽密梨的青皮雅梨），而且形成“學大寨，趕大災，走起路來迎風擺”的神州最大風景線。

養豬是生產隊農奴指望進財的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殺豬、賣豬也就成為是農奴的最大事件，也是隊幹部決定該豬怎麼死得其所的時候，即，是為城鎮人犧牲？還是為農奴提供開葷、打個牙祭？也即是賣給政府還是讓農奴屠宰。要是政府派購任務沒有完成，對不起，“國家第一”、“城鎮優先”，隊長只能強咽口水而大義凜然地批示將豬送往生豬收購站。

如果經審查該豬為農奴犧牲，又有為隊裡農奴犧牲還是為隊外農奴犧牲的兩種情況。餘糧款戶殺豬可以外賣，但既要七審八批，又要象小偷一樣偷着把在隊裡村里賣剩的肉擺到路頭、市邊，東張西望地警惕着是否出現以沒收式搶劫的市管會人影。

缺糧款戶的豬只能為隊裡的農奴犧牲，他們除了擁有花錢獲得屠殺許可的權利外，就是當“楊白勞”的權利。為此，隊幹部必須毫不留情地當起“黃世仁”──隊長、會計、出納必須以債主的身分坐在豬案頭上，拿着根據會計賬作出的分肉方案分配豬肉。為此，隊幹部必須在所殺的豬在開膛前到位。因為殺豬日子一般是逢墟天，即趕集天，殺豬戶都希望有餘肉上市賣黑價，故殺豬都在凌晨兩三點鐘，隊幹部必須在天亮前趕到該戶，甚至聽到死刑豬的嚎叫聲就得起床準備。

在讓餘糧款戶優先按黑市價分幾斤肉回去抵賬外，餘下的肉便是欠糧款戶清償他所賒欠的豬肉賬，和賒欠給缺糧款戶經協商同意賒欠的記賬肉。殺豬戶主雖然不願意被賒欠，但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宗親、鄰居、社員，不可能不給賒欠之面請。何況自己都有同樣的賒欠歷史。殺豬戶能剩幾斤肉外賣，取決於隊裡餘糧款戶舍不捨得吃肉，也取決於殺豬戶與餘糧款戶的感情，商量、求情的好，剩肉就多一點。還取決於他有沒有賒欠他人的豬肉賬，還取決來於這頭豬的大小。（有的隊乾脆就是分肉，你殺豬時，分兩斤給我，我殺豬時還你兩斤）。要是豬不夠大，往往只能剩下幾斤脖子肉、幾根骨頭和一盆豬血。這就是“大鍋飯”的集中營時代，餘糧款戶償到勞動力多而成為“黃世仁”債主的難得機會。

由於殺豬是農奴的一件大“收入”之喜事，必須有福同享，儘管從成本核算看，家庭養一頭兩頭豬幾乎無利可言，農奴稱之為積零錢。所謂積零錢，是指勞務上累積全家老幼的零碎勞務，在飼料上既能利用爛菜葉和泔水，又將可以上市賣點小錢的穀皮米糠甚至自己捨不得吃的雜糧和碎米累積於豬身上，還積農家所需的豬肥於糞坑，交給隊裡賺大筆的工分──一頭豬相當於半個勞動力一年所得的工分，因為，人畜糞便是農作物的主要肥料，化肥供應既限量又昂貴，而農村不象郊區可以免費得到城鎮人的糞便垃圾下田。若計算所有成本後計算的工錢不如到隊裡賺工分。因此，不合算也得養，至少豬幫人將爛菜葉轉換成豬肉，轉換成錢。猶如農奴明知養雞更不合算也要養雞一樣：農諺說斤雞斗米，但是，不養雞以打掃掉在飯桌下的飯菜、消化房前屋後路邊田野的雜草而轉化的禽肉禽蛋，油鹽醬醋就更沒來源。所以，農奴把殺豬叫倒錢筒。因此，殺豬戶必須煮一大鍋芥菜湯，一盆盆地分出，上頭蓋兩片豬脖子肉和幾小塊豬血分給全隊的每一戶和隊外的鄰居朋友分享難得一嘗的肉味血味。

這，就是農奴難得的“福利”，是“農奴共產主義”的福利，但不是來自“國家”，來自集體，而是農奴處理鄰里關係、表達相濡以沫感情的互利。以至當時（約在1973年前後）我讀了《參考消息》配合批修而報道的《蘇修“星期三無肉日”》的消息後，我突發傻想，要是中國也搞修正主義多好啊？這個傻想也只有作為有點文化的農奴才會有，城鎮居民可不會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他們沒有這樣思想的條件：雖然供應的肉蛋類有限量，卻有天天供應的保障。他們只要捨得花工資吃黑市肉，根本不存在無肉日的問題。甚至只要將吃不完的糧票出賣給農奴（農奴進城看病辦事吃飯店所必需），就能換好多肉。以至農奴進城到榮居城鎮的親戚家做客，用餐時儘管主人一再真誠地勸他們多吃肉少吃青菜，而不識時務的農奴客卻偏偏強咽口水客氣地少吃肉多吃青菜，過後便被城鎮親戚在背後戳脊梁骨說“農民沒修養”。因為，肉類，比青菜便宜；肉類，他們早已吃膩。

若剩肉較多，還得給主要親戚送個半斤一斤的肉分享。待到“分配”完畢，殺豬戶也就差不多剩下半片板油了。骨頭的吃法也不象城鎮人那樣熬湯剔肉吸髓，那太奢侈了。農奴們是將骨頭搗碎如泥，代替豬油用──勾一點放在菜中熬煮，成了真正吃豬不吐骨頭的“野蠻”一族。所以，名聲是殺豬進財，實際上以豬抵債，豬去財空，連肉都沒吃過癮一次。

在大鍋飯時代，無論是缺糧戶不是餘糧戶都很受氣。勞動力多的家庭成員常常找人口多勞動力少造成的欠糧戶出氣，動不動罵“靠人養”。欠糧款戶、勞動力少和無勞動力的家人只能淚往肚裡吞，氣往肺里壓──誰養誰啊，那點地分給我，一年累積不用三個月就完了？後來分田單幹的事實證明了誰也不養誰。每逢分稻穀讓農奴自曬時──因為天氣、倉容、曬穀場等原因，生產隊往往是當天就將收割的稻穀分給社員，讓社員自己去曬乾，再挑去交售給政府強要的統購糧等“國家”糧（其中必然存在濕谷折干谷的折數爭議與協商），剩下為口糧和勞動帶糧。如果欠糧款戶早點到堆穀場，有人罵你：做活都不來，分糧這麼積極。因此欠糧款戶在分曬稻穀時往往不敢早到，需要隊幹部喊話幾遍才敢去。這樣，隊幹部和勞動力多的家庭成員就會乘機出出冤怨大氣而大罵：幹活不來，白送你稻穀又要當神佛地讓人家三求四請……

農民除了生產隊的糧食分配外，再也沒有任何錢物了。哪來的錢物當福利呢？至於折騰沒幾年就散架的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經費全部由生產隊會計從賬上對社員硬扣，根本談不上集體的福利。而這樣的醫療服務多半是農村中小學挨不到畢業的人，送到鄉保健院、縣醫院培訓幾個月，就手持“一根銀針一把草”地為農奴救死扶傷的水平，往往是不治病反而致病的服務水平。即使將這算成集體福利，免費送給城鎮人，恐怕還要被當成江湖騙醫挨頓臭罵，扭送公安局。然而，農奴的命就這麼賤。好在，瓜菜、野菜本身就是防治疾病的草藥，正是：子孫自有子孫福，農奴自有農奴命。不然，要是農奴的體質都象城鎮人那樣弱不禁風，打個哈欠就往醫院跑，大包大包地領藥，農奴怎麼活呀！這，也許是天帝預先安排好的生態環境吧！

生產隊的糧錢收入，不管怎樣分、怎麼算，都只是相當低的工值，10分工也就是幾毛錢，多數情況是一天工值值不了一斤黑市大米，甚至不值城鎮居民享用的一包最低檔捲菸，而且只呆在賬上，全是呆賬，因而連一包煙廠用煙葉垃圾包成的8分錢一包的經濟牌捲菸都買不起，以至有人買一包這樣的城市支援農村、工人階級關心農奴而掃回到農村的垃圾捲菸，就被人懷疑是不是又偷偷搞了一次投機倒把或偷偷割了條“豬本主義尾巴”發了橫財。較之工人階級，農奴名譽上的工分值，僅僅是當時城鎮工人每月兌現的最低工資的幾分之一，實際的勞動值不足城鎮居民穩定享受的定量供應大米的一半價值。而工人階級的收入是除了工資，還有廉價的糧、油、肉及種種副食品供應。所以，種糧的瓜菜代，養豬的沒油菜，所有的農奴毫無溫飽可言。溫飽權全部被政虎剝奪，源源不斷地送給城鎮天堂的居民。因此，農奴真正養的是所有的城鎮居民。如果年成不好，農奴就更慘了。

順便講一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待遇。因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叫受罪、變相勞改，寫了很多的受罪文字以控訴毛澤東集團的罪惡。然而極少見到舞文弄墨的回城知識青年順帶寫點反映農民的苦難，更不用說專文替農奴控訴苦難了。

所謂的知識青年，一大部分是連小學、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半文盲。安排到我老家的知識青年來自福建晉江安海鎮。他們剛來時，轟轟烈烈，多挾着紅衛兵的戰鬥氣焰，打砸搶的革命精神，面露傲視一切的神氣，內藏無處發泄的怨氣，成群結夥地活動，經常地偷雞摸狗，損害村民已經非常可憐的財產。在我村里就發生了個較大的事件，即插在第六生產隊的幾個知識青年不上山砍柴薪，竟然要把村邊的幾棵大煉鋼鐵時倖存的大松樹砍掉當柴火。由於那幾棵樹是被村民作為風水樹看護的，幾經相勸，他們執意孤行。引起同隊農奴的憤怒。正在他們揮斧初砍時，農奴們只好綽起鋤頭、耙子趕去嚇唬，差點發生武鬥。這是插到我村裡的知識青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有點“貧下中農再教育”性質的教育行動──至於給知青記工分，不僅同工同酬，貧下中農還唯恐被戴上“破壞上山下鄉”的罪名，而記給並未所值的分數。

（毀林煉鐵前，我老家──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鎮無山不披原始森林，棵棵松杉雜樹都是環抱不過來的參天大樹。在“解放”前，是個聞名閩西南的糧倉，被稱為“永福穀子適中銀”──永福鄉餘糧多，現在的龍巖市適中鄉人會做生意而銀多。實際上，永福不僅餘糧多，魚蝦也豐富，因為山青林密，清泉滿流於溪溪河河，田裡、溝里、塘里、河裡，無處不魚蝦成群地漫遊着。因為從無旱澇之災，也就從未有過吃飯的問題。生活水準的高低就看你是想致富當富人的地富，還是當僱農。想成地富，除了起早摸黑外，還得三餐米飯配雜糧；當僱農，除了輕鬆地“扛根竹篙走直路”般的被僱請外，餐餐是雇主提供的大米乾飯配肉菜，一天工資約為10～20斤大米或等價的工錢，不比自己開荒種地的收入差很多，又沒有何時插秧、何時耕草、天晴幹啥、下雨幹啥、濕稻哪裡曬、無天曬不干怎麼辦等等的操勞。絕大多數地富是在自己家人實在忙不過來時才僱請人做工的，而在農事稍閒時也要找人僱請的，根本不是穿着長袍拄着手杖巡視監工的情形，也不可能發生“半夜雞叫”的故事，因為僱農有選擇雇主的權力和大量機會。我家鄉就傳說着大量的所謂地富在當地與外地的農忙季節差的季節里，到外地當插秧僱工、耘草僱工、割禾僱工等的故事，也有外地地富到我老家當僱工的故事。因為，在萬惡的“舊社會”，大富靠橫財，小富靠勤儉，不勤不儉就沒法娶好媳婦立樓建厝。俗話是念作“未曾有，不敢娶媳婦；未曾富，不能起大厝”。所以，“解放”，最慘的不是貧下中農，而是在舊社會勤勞節儉而致點小富的地富分子，就因為勤儉積點錢蓋了厝、置了一片地產的“罪惡”，不被槍斃，也得挨批鬥終身。因地理氣候特殊的緣故，那時，有人描述永福人是“如仙在半空，只種一大冬（單晚稻），收了大冬稻，沒事抱火籠”。因為，永福盆地海拔800米，四周群山環抱，最高達1300多米。雖然地處緯度上的亞熱帶，卻是高度上的寒帶，收割大冬稻時（寒露時節）必須常常破冰下田，田邊燒篝火抗寒。到上世紀的60年代，還差不多保持着收割季節時天寒地凍的氣候。後來就河流水位不斷下降，魚蝦逐漸絕跡（也與施農藥、滿河毒魚等原因有關），氣候變暖變熱，進入無霜無雪期，現在的徑流量可能沒有那時的幾十分之一）。

在永福鎮曾經出現一幫橫行霸道的知識青年：進影劇院不買票，街上看到地攤上感興趣的東西，拿了就走；看到不順眼的人就是拳腳相待。他們的橫行惡跡，激起當地青年的無比憤怒，又敢怒不敢言，或當場教訓，因為，那是嚴重“破壞上山下鄉”的犯罪。後來在電影院看電影時又無理取鬧，被當地青年乘機狠狠地揍了一頓。從此，嘗到了貧下中農不好欺負味道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不敢再在當地為非作歹。除了這樣的迫不得已而發生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再也沒有發生過毛澤東集團號召過的任何形式的“再教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集團為了收拾文革武鬥殘局，無法解決城鎮青年就業，無法改善城鎮相當惡化的社會治安，把城鎮包袱轉嫁給農村的惡作劇。由於知識青年沒有技術，幾乎沒有給農村農民帶來任何利益。相反，只給農村加重負擔。比如，耕地的產量沒有因為知識青年的插隊落戶而增產，卻多了一幫知識青年來分地（自留地）、分紅、分糧──最初幾年他們的口糧由政府保證供給每月30多斤，後來則是參與生產隊分配，一半以上的不足政府供給標準的糧食由政府補足──比農奴口糧多一至四倍，因此，他們不存在飽不飽的問題。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生活如何窮困到沒錢理頭髮並得到毛澤東指示“此事宜統籌解決”後，他們更有當地政府的若干補助。農村中難得的幾個民辦、代課教師、加工廠等臨時崗位，本可由“回鄉知識青年”填充，卻都讓他們搶去了。“回鄉知識青年”是農村的中學畢業生不甘於農奴地位又要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比高低而冒出的聊以自慰的說法。

離開天堂般的城鎮，離開父母、離開家庭、離開戀人，中斷學業，而打着背包上山下鄉到偏鄉僻壤，與窮困與伍，與泥巴對話，為了能上百里挑一的招工、招干或工農兵學員推薦名單，必須裝出在重活累活苦活險活中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表現，笑送錢物色情行賄大隊幹部、公社幹部的表情，固然是天大的悲哀！但是，農村人終身當牛當馬當豬當羊當果樹，難道就幸運？要知道，每當我們看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經常收到一包包從城裡寄來的食品、衣服包裹時，就會羨慕、感嘆不已；每當生產隊逢農忙時節開大鍋飯（菜自帶），知識青年的種種罐頭作菜和有油水的炒菜會令我們垂涎三尺。看到他們經常回城並帶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海味、衣服等，實在令農奴大喊天帝公心何在！我，沾着家父在鄉衛生院當財會幹部有工資領的光榮，是在村里算得上貴族的一類。然而，我也只能把院長可憐我父親窮困而準備扔的一堆破鞋愉快地穿着走村串戶，令同村的青年羨慕不已；也只能把憑着家母是大隊婦聯幹部的面子開後門以一條五毛錢的便宜價買得的日本尿素外包裝的尼龍袋，染成黑色縫製成背心穿着，讓知識青年笑我幫日本尿素廠做廣告（染質不高，下水後，“日本尿素”便清晰可見），雖然他們也知道日本尿素是供不應求的搶手肥料。但是，我不在乎諷剌而在乎它的實用價值，簡單的成本計算已令我自豪不已：比那些買蚊賬紗布做背心的奴兄奴弟，比那些連蚊賬紗布都買不起而只能在夏天穿着破而厚重衣服的奴伯奴叔，而我的背心則省錢省布票又耐穿。何況，它還是具有較高奴位的象徵、較強奴勢的符號。

憑什麼叫農村居民養城鎮居民啊？城鎮居民的身分憑什麼比農村居民高貴幾等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就沒有農村人的共和股份啊？這是當時我心中最簡單又得不到回答的問題。我曾問我敬重的給我很多教益的有知識有修養的四類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的鄰居，他只說，入公社時農民以所有土地農具入股都得不到一厘股權，你沒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交一分股金，怎麼會有共和股份呢？並訓我千萬不可再向任何人提這問題，以至這問題成為長期悶在我心裡的難題。反革命？他什麼也沒反，不過是在“解放”前加入了三青團，就因此受到殘酷的反革命分子才可能享有的專政待遇：除了和我們貧下中農一樣勞役外，就是經常被批鬥，直到1976年的臨死前。要知道，三青團，是個當時任何有熱血的愛國學生都可能加入的組織啊！試想，如果哪一天農奴推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管有無罪行就將所有加入過共青團、共產黨的人判成罪犯、發送勞改場，是不是毫無天理可言？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後，很快掀起了控訴上山下鄉罪惡的文學創作高潮。遺憾的是，接受了農民養育之恩，了解了農奴苦難，也與農奴結下了友誼的知識青年筆桿子，除了憤怒自己的遭遇外，幾乎沒有人為農奴的苦難而控訴。他們不厭其煩地和着“幹部下放是變相勞改”的論調，重複地控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可就是沒有人替農民說一句良心話。好象農民是勞改他們的監警獄卒。然而，他們並非不知道，農村是囚禁農奴的露天監獄，農民又是毫無待遇的勞改罪犯：出生地是他們的終身監獄，無期徒刑是他們的終身待遇；野生動物般的謀生手段是他們的“天賦”人權，野生植物般的呆在原地是他們的“天賦自由”；過去任人集中勞改是他們的解放，今天任人集資攤派是他們的福利。

這種被捆在一起受窮受罪的社會形態，在“解放”前的歷史長河中何時出現過？難道馬克思主義指鹿為馬的“奴隸社會”中的堯天舜日中有過這樣的奴隸社會形態，或者有過如此殘酷的社會形態？

也許劉曉波所說的收成好的集體是指城鎮郊區的農戶集體，然而，那是城鎮影子可覆蓋到的專政特區，許多法律都有特別的規定，從來就與通常意義的農村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如今，幾乎所有的城鎮郊區居民生活可與城鎮居民比高低。郊區之於農村，猶如深圳等經濟特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它小城市不可比一樣。為此建議，只有下過鄉、尚未深入了解“三農”的劉曉波，在為農奴控訴苦難之前，深入調研“三農”，以發出農奴真正的心音。

如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一代為自己的不幸身世編了一個泄憤的順口溜：他們是“毛澤東時代下鄉，鄧小平時代下海，江澤民時代下崗”的三下一輩。可是，要知道，即使你們下崗、失業，仍有伸手可得的“失業金”、“下崗補助”。游個行，喊個口號，就能輕易地獲得“特困戶”的待遇，方方面面的援助。可是，“三下人”中，誰為比你們更加不幸的農奴、溫飽不如坐牢的農奴說一句同情話呢？

城鎮人啊，你們怎麼如此自私、如此沒良心啊！

蒼天啊，什麼時候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多出幾個劉曉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