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隨筆，題曰《失魂的大學》。我所說的“失魂”，就是指大學本義、大學精神的質變，也就是腐敗的意思。當時有人說我對大學教育的腐敗估計得重了一些。現在看來，不是估計重了，而是遠遠沒有說到事實已有的程度。一方面，中國的大學在“欣欣向榮”地大發展，另一方面我卻親眼看到、親身感到大學那種高度的文化品格、那種求實創新的精神在萎縮，大學裡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在嚴重惡化！

　　最可怕的，是這腐敗一旦與當下教育管理的某種權力機制相“契合”，便出現了價值系統的大混亂以至完全顛倒。從常識上看絕難容忍的事，在事實上卻能暢行無阻。某些學術騙子、學術混子竟能走紅，而真正獻身教育、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卻往往吃癟。腐敗之風不但叫你反不下去，而且它變着花樣地進入了管理體制，不論在輿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腐敗的人如果認真咬住不放，他自己就有被請“出局”的危險，因為他會破壞腐敗給一些人帶來的“好處”。

　　前些年我還一直抱定一個信念：哪怕社會上每一個領域都浸染了腐敗之風，大學校園還是會堅守住一塊“最後的淨土”的，總覺得官場與商場的那一套“遊戲規則”難以推行到高等學府這片文明、良知與真理的領地。譬如在國民黨統治下最腐敗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學等，都始終作為腐敗社會中的一股強大的“清流”而存在着，它們標誌着一個民族之文明與良知的不可磨滅，標識着一個民族對真理、正義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艱難的時日也沒有放棄。然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教育與學術腐敗的大量事實，把我這個信念徹底粉碎了。清流難抵濁浪，淨土已被污染。不久前問世的長篇小說《桃李》，寫了一幫腐敗透頂、將大學精神敗壞殆盡的教授、博導、博士生、碩士生。作者似乎是把他們當做“當代英雄”來描繪的。其中一位法學院的鄒教授，把自己手中的專業知識作為獲取金錢和美女的資本，他既搞“教學”、做“學問”，又辦公司、攬生意，完全是一個掛着“教授”、“博導”頭銜的當代市儈，但他深得院方賞識，也頗受學生的崇敬。有人說，這是當代高級知識分子為了追求“快樂”原則而世俗化、市民化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之下必須面對、無可逃避的必然“轉型”。顯然，這是十足的胡說。這“轉型”恰恰是腐敗的代名詞。知識分子如果要這樣“轉型”，那不過是以前極左專制路線下叫他們“改造”實即毀滅的另一種表現而已。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是：在西方比我們發達得多的市場經濟之下，也有比我們發達得多的大學，但在他們那裡，《桃李》式的“世俗化、市民化”的知識分子“當代英雄”並沒有成為大學的主流，市儈教授無論在哪裡都是不得人心的。中國大學的失魂並非市場經濟造成的，而是中國特有的教育管理體制破壞教育規律的結果。這一管理體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計劃經濟時代僵化的官僚作風與市場經濟時代市儈式實用主義的結合上。

　　這樣的管理體制，它既要堅持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控制教育的慣性，又要把教育當做“產業”推向市場，這就恰如“吃熱的冰淇淋”，自相矛盾。掩蓋“名”與“實”的矛盾的惟一辦法，就是造假。因此，中國教育界與學術界的造假行為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魯迅當年痛斥中國是一個“遊戲國”，就是深切地感到了中國人造假的厲害。中國人造假是頗有文化根基的，譬如玩弄一個修辭上的小計謀，就能堂而皇之地掩蓋事物的醜惡本質。記得一九九二年我訪美時，美國同行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中國不少小學、初中都有高額收費，這是犯法的——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法，教育當局為什麼不被起訴﹖”我回國後向有關方面匯報此事，一位領導竟然批評我沒有把洋人的“攻擊”頂回去。我說：“中學收費難道不是事實嗎﹖”他卻煞有介事地說：“那不叫‘收費’，那叫‘贊助’，贊助在各國都是提倡的嘛！”我去查問，果然，你不說“贊助”，人家就不收你的錢，小孩子就入不了學。明明是硬性規定的收費，是犯法的事，但名目一改，天下太平。這樣的“邏輯”，這樣的“修辭”，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里不知掩蓋了多少醜事�犨�記得有一年國家教委�熃穹Q教育局�犚晃凰鹃L來我校“視察”工作，我當面向他反映：“現在評博士學位點，有的學校由校長帶頭四出活動，賄賂說情，嚴重干擾了評審工作的正常進行。”這位司長很不以為然地說：“主動出去疏通疏通，使評委了解情況，還是必要的嘛。”你看妙不妙，“賄賂說情”一下子就成了“疏通情況”。其實各申報單位均有詳備材料上報，各評委據實情公議已足矣，還要你去“疏通”什麼﹖十多年來，博士學位點評定工作中的種種不正之風屢禁不止，不就是因為現行體制下的“邏輯”和“修辭”還在支持着它，掩護着它嗎﹖

　　大學的許多壞事就在類似的名實顛倒的造假中被掩蓋着，而許多“繁榮景象”也在類似的造假中被製造出來了。諸如科研基地、重點學科、科研項目的評審，博士學位點、博士生導師、科研成果獎的申報與評定，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的培養……一切似乎都在很正常也很正規的“制度”、“規則”之下運行，而且看起來從未如此“正規”過。然而人們並不把心思真正用在教育與學術的本身，而是將此僅僅作為謀取直接的經濟或政治利益的“敲門磚”。只要“門”一敲開，“磚”即丟之不惜。於是那種走過場、講形式、重包裝等諸多虛假不實的東西越來越多，那些“評估”、“檢查”的“欽差大臣”滿天飛，叫各個大學應接不暇、苦不堪言。在這當中，不僅“量化”的評估體系嚴重地損害着質量的保證，而且某些掌握着實際權力的人物�熑缒俏幌Ｍ�人們去找他“疏通”的官員�犚渤脵C大撈“好處”。北京大學王銘銘抄襲醜聞曝光之後，社科院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輩告訴我：“王銘銘雖然很不光彩，但他不過是一位小小的‘竊鈎者’，更大的剽竊者自有體制保護，誰也抓不到！”我知道這指的是某種大項目的“領導者”——他利用手中之權，“申請”到一個“大項目”，手上就有一大筆錢；於是就有不少人投到門下拿這筆錢去“做”；終於磚頭一樣厚的“學術專著”出版了，這位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權勢者便是“主編”，大名赫然印在書上。這些年來，這樣的“主編”是不少的。再說說在大學評估中起重要作用的博士學位點吧。本來頗為榮耀的教授之稱，現已大為貶值——有“教授多如狗”之說，於是教授們紛紛去爭當“博導”�煵┦可鷮�師的簡稱�牎Ｔ谖鞣酱髮W裡，指導博士生本是極平常的事，教授、副教授、講師均可為之。但在中國卻把“博導”當成了比教授更高一級的頭銜。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剛評“博導”時，還有一批老學者把關，確實從眾多教授中選拔出了一些比較優秀者，但在後來腐敗之風的浸染之下，“博導”便泛濫起來。抄襲造假、賄賂說情等種種醜行越來越猖獗，而且各校護短，捂蓋子，於是揭發愈加困難。

　　我是大學失魂的見證人。我覺得，發生在大學裡的腐敗，最可怕、最令人擔憂、最無法遏制的，還不是虛誇造假之風、浮躁不實之氣——這不過是事實的表面，而一種深層的質變——大學染上了官場、商場的惡習，科學與人文創新的鋒芒斷了、鈍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嚴重惡化�牻�讀謝冰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我總是壓抑不住對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艱難時世中那批大學教授油然起敬仰之情。正如書中所言：“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這樣的大學教授如今真是鳳毛麟角了。今天的教授們在“利”的誘惑下，在“體制”的驅趕下，他們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追求真理、護衛良知的精神幾乎化為灰燼。他們比上一世紀四十年代的大學教授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的還開上了小汽車，但精神狀態卻遠遠不如後者。他們為了一己之名與利，對不合理的現行體制不惟毫無批判的精神，反倒是“習成軟熟”，非常善於適應與迎合“體制”的要求。據悉，南方某大學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一心想當“博導”，他就能巧妙地通過層層評審程序，當上了“戲劇學”博士點的“博導”，儘管他從未研究過戲劇。北方一所大學的中文系，只有一個“文藝學”的博士點，但全系各個專業的老師們都能“靠”到這個點上當“博導”。當初剛恢復學位制時，錢鍾書先生拒絕當“博導”，因為他覺得這裡邊有一些虛誇不實的東西，自己難以左右；如今人們對此趨之若鶩，因為此中有“名”與“利”可圖。精神的落差實在是驚人，也實在是叫人喪氣�犖覀�人也未能免俗，當了十多年的“博導”，深感學力不逮，十分吃力。契訶夫劇作《萬尼亞舅舅》中有一段評價教授的話：“他這個人，二十五年以來，一直在教藝術，一直在寫藝術論文，可是藝術是什麼，他卻連一點一滴也不懂。二十五年來，他一直都是摭拾別人的見解，在高談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其他類似的謬論。這麼些年裡，他所寫的和所教的，整個都是讀過書的人早就知道了的，而沒知識的人卻又一點也不感興趣。這等於說，他整整講了二十五年的廢話。”我讀此言，怦然心動，總覺得這裡也部分地說到了我。現在，這樣的教授以及等而下之者，實在是太多了。只有首先承認了這一現實，才有改變的希望。記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清華大學紀念聞一多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言，其中講道：“聞一多是在黑暗的年代被殺害的，倒下的是肉體，站起來的是他的精神。而我們這一代活過來的知識分子，與聞先生恰恰相反，肉體是站着的，精神卻往往部分或全部地倒下去了。”（《跬步齋讀思錄》，江蘇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七十八頁）此話很不討好，但它說的是事實。當今，大學失魂，教育腐敗，知識分子精神萎縮，這三者聯繫在一起而且是互動的。因此，我對大學之魂的歸來，寄希望於教育體制的改革與知識分子精神的重鑄。

　　（摘自《都市美文》2003年第3期，海燕文學雜誌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