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學者眼中的“王銘銘事件”
作者：葉君
本報1月10日刊載曉聲文章《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以後，在社會上引起
強烈反響。據不完全統計，有近五十家媒體進行了報道，王銘銘事件成為學術界以及所有
關心學術的人關注的焦點。幾天來，本報採訪了全國各地的學者，以期聆聽各方面的聲
音，達到最大限度的公正。但是，請讀者原諒，出於種種考慮，許多學者願意私下交流，
而不願意公開他們的意見。我們表示尊重和理解，並感謝願意接受採訪並公開身份的學
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顧慮不復存在，中國的學術批評能在理性、寬鬆的環境下
健康發展。
當事人的聲音
王銘銘：
我暫時不想作任何答覆，現在說也說不清楚，到了適當時候，我會有一個正式表態，
我不會對正常的批評抱有敵視，到了適當時候，我會做答覆。謝謝您的來電。
曉聲：
我沒有感到壓力，周圍的老師和同學都支持我，認為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很坦然，因
為我並不是針對某個人，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有些記者說採訪過我本人，認為有人指
使，完全是胡說八道。
如果貴報能就規範學術體制繼續探討下去，我會寫這方面的文章，繼續為規範學風做
一點事。最後，再強調一點，我很喜歡王老師的學問，我只是就事論事，不想進行人身攻
擊。我想對王老師說，您是我所尊敬的老師，聽說您很痛苦，在此層面上，我願意表示一
定程度上的歉意。我所指的歉意僅止於此。
來自社會學領域的反饋
周曉虹（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首先聲明，我對王銘銘事件的態度是既不忌諱，也不偏袒，但我對王銘銘的行 為十
分痛心。
我所以不忌諱和不偏袒，是因為作為一個一流的人類學家或者起碼想成為一流人 類
學家的人，是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的，無論有什麼樣的理由都不應該。有人說，中國有許
多學者都犯有這樣或那樣的抄襲或剽竊的毛病，這是事實，但是這種事實對一個一流學者
來說不是藉口，換句話說，你想成為一流的學者就不能犯這樣的錯誤。但是，在王銘銘事
件爆出之後出現的要將他徹底打翻，甚至要將他趕出北大的說法也是錯誤的。是的，王銘
銘是犯有抄襲的錯誤，但是他不是中國唯一的抄襲者。王銘銘只是王銘銘，他不是中國學
界抄襲的始作俑者，也不會是終結者，因此他不應該成為中國學術腐敗的代過者。如果只
是因為有抄襲的行為就要趕出校園，那麼說句過頭的話，中國大學教師中有相當一部分人
應該離開學校。比如，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有300－500種版本，基本上不都是
抄的嗎？而且這種現象也不只是出現在哲學，在各個學科都存在，包括我們自己的社會
學。
我不同意將王銘銘一棍子"打死"的主要原因在，他確實是為中國人類學的復興做出了
自己的貢獻。是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會承認，貢獻不是抄襲的理由，但是，貢獻確實可
以構成他繼續留在學界的理由。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除了抄襲以外什麼都不會，這樣
的人除了被趕出校園別無選擇；但是像王銘銘這樣的學者如果能夠接受這次的教訓，今後
踏踏實實作他的研究，對中國的人類學和整個社會科學怎能無益？
說到王銘銘的貢獻，我覺得不能因為他的抄襲行為就予以否認。是的，我承認中國的
人類學不是因王銘銘而存在的（他說在他回來以前中國人類學一片空白不合實際），但是
在90年代，他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努力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人類學這樣一個"夕陽學科"在中國成為顯學。王銘銘的貢獻包括他自己的著譯和研究，還
包括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多次國際性的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單就他的著譯而言，按我的看
法，基本上可以分成三類：一是有關西方理論的翻譯和評介；二是他在自己的田野研究基
礎上寫成的著作；三是他依據歷史所作的歷史人類學探索。第一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多，
但不能因為將一個"孟子"譯成"門修斯"就否認他的全部努力（何況他還只是那本出錯譯
著的一個校者），甚至像有些人那樣懷疑他是否懂英文。第二方面的工作成績也是有目共
睹的，比如他的《社會人類學和中國研究》入選"三聯－哈佛燕京叢書"就是一個明證。他
的《閩台三村五論》雖然難免有錯，但也有相當的學術價值。有人批評他的田野調查時間
太短，但我想，田野調查的時間長短只是決定一個研究的成功與否的一種因素，而不是唯
一因素。道理也同樣很簡單，如果沒有相當的理論訓練，你就是在田野呆一輩子又怎麼
樣？他的第三方面的工作是也先前引起爭議的一部分，我不諱言，由於在歷史學方面缺乏
嚴格的訓練，王銘銘在這方面的研究有許多失誤。但是，在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作一種結
合的探索起碼是有益的，在這一方面他是先行者。因此，這方面的錯誤不能和他在《想象
的異邦》中所犯的錯誤相提並論。這只是一種探索中的失誤。
我覺得現在有兩種不好的傾向：對於北大的學生們來說，他們覺得捍衛王銘銘就是捍
衛北大；而那些最激烈的抨擊者卻以為攻擊王銘銘就是打擊了北大。其實，雖然王銘銘是
北大的教授，但王銘銘的錯誤和北京大學則是兩回事。因為顯然北大不會讓教師去抄襲。
我個人覺得，無論是王銘銘還是北京大學，在事件爆發以後的作法都比較合適。至今我沒
有聽見王銘銘的任何辯駁，而北大也及時對王銘銘作了應有的處理，他（它）們都已經做
到位了。當然，有許多人想聽到王銘銘自己的檢討，但我覺得對一個學者來說，最好的檢
討就是他未來的作品。我相信，經歷了這場教訓，那一定會是嘔心瀝血之作。
北京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
在這樣的氛圍下，我認為已經不適於再討論此類問題了。過去我參加過《社會科學季
刊》過於學術規範的討論，那只是在學術界內部的討論。需要這麼多媒體炒作嗎？需要學
術界以外的人參預嗎？學術界難道沒有能力處理問題嗎？
我聽說半年前北大已經對王銘銘進行了處理，他本人也表示接受，南大仍然邀請他講
學，現在則是"千夫所指"，如果北大迫於壓力"清理門戶"，那他的學術生涯就算結束
了。現在的公眾情緒是不是有點過了？說得難聽點，一些人是挾媒體以自重。當然，王銘
銘出了這樣的事，總歸不嚴謹，至於怎麼處理是北大有關領導的事，我認為沒有太大問
題。學術規範應該靠學者自律，而且學者可以自律，如果做不到只能說明團體不成熟。雖
然團體內的規範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但不同地方、不同範圍，會有不同的規範，形成不
同的圈子。遊戲規則是由自己建立的，只要多數人接受就是主流，就會形成規範。象現在
這樣，誰都可以亂投，誰都可以亂說，更加沒有規範。可以說，北京學術界有相當一部分
人持保留意見。
最後要說的是，王銘銘的書我不太了解，不管什麼書，一年十幾本都太多了。
張海洋（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類學作為西學的一種，最早引進應該從1898年變法算起。1903年，京師大學堂把人
類學列入課程，當時的人類學主要指體質人類學。30年代人類學有過比較輝煌的時期，費
先生、林先生在當時作了許多田野調查工作，國外評價為除西方社會以外人類學所取得的
最高成就，在某種程度上，當時中國人類學能與西方一流人類學者對話。在這個意義上，
我認為國內人類學研究至今還沒有超過那個高度。
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經歷過幾次大的斷層，人類學作為最貼近現實的學科之一，發展
艱難。新中國成立以後，民族問題凸突顯出來，關於中國性質的討論相對處於不重要的位
置，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一批社會學的老先生集中在此研究民族問題。文革期
間，玉石俱焚，文革以後，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社會學重起爐灶，直接借鑑西
方理論，歷史包袱比民族學輕得多，有許多人為引介工作起了作用，而民族學重新拾起文
革前的研究。1985年以後的文化熱，參預者如包遵信、龐朴等，都是文史哲專業的人，人
類學者參預不多，相對處於邊緣地位。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雙重窘境。一是對西方學術的隔膜，1950年代，西方本身發生學術
革命，60年代起進入後現代時代，當我們用"現代化"的話語來翻譯"後現代"的西方學術
著作，結局是不知所云，因為支撐在思想背後的話語體系已經喪失。而面對中國傳統文
化，一直以來，我們嚴重貶低中國文化的價值，"五四"以後幾乎被破壞殆盡，當我們用本
民族不自信的傳統文化，來重拾西方現代化的話語，又發現此時的西方已在反省現代化的
壞處，導致學術界陷入雙重困境。
王銘銘機遇比較好，他本科畢業後有機會出國，95年回國時，正好遇到北大大力推動
人類學發展，他年輕，學術功底比較紮實，而他在英國所接受的西方社會人類學傳統也與
費孝通先生比較接近。王銘銘翻譯的書確有粗疏的地方，但客觀地說，對人類學的發展仍
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原因一是因為當時知識分子經濟比較窘迫，沒有到買一本外文原
著可以不眨眼的地步，二是拿到外文書後，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有力量來進行大規模翻
譯，在這背後，實力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社會學科的一些人對外文原著
的研讀、消化存在很大障礙，翻譯工作是必須的。不能說王銘銘翻譯的大量作品有開天辟
地之功，但有恢復、重建之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奠定了人類學的基礎。
王銘銘至少他沒有偷懶，在學術上做得有聲有色，講課也不錯，培養出一大批學生。
說實在的，"海歸派"中人類學者不算多，一共也就5、6個人，他們在義無反顧地往前走，
貢獻也比較突出。話說回來，王銘銘這樣的年紀，卻處在這樣的地位，容易自我膨脹，現
在的學術遴選制度給偶然性留下了太大的空間。哈維蘭把王銘銘的錯誤理解成"誠實的錯
誤"，年輕學者的"輕飄飄"，是正心誠意的。我們分析整個事件，應該從綜合因素來考
慮，起碼王銘銘的功過有個比例，事實是他能做出來，而別人未必能做。王銘銘事件暴露
了人性中固有的邪惡，讓我們看到人心原始而專制的一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考慮到學
科之間的認同和溝通，學術的規範，應該說是一個推動，起碼能起到警戒的作用。我堅持
認為，真正的規範應該是"正心誠意"，只能靠學者自律，不然，作品可以堆砌得非常巧
妙，別人看不出缺陷，同樣是一堆垃圾。最後我要說的是，學術著作從材料上可以審訂，
但對引用觀點不能太苛刻，觀點雷同可能性太大了，不可能一一註明出處。
對王曉生，他畢竟只是一個學生，雖有言過其實之處，但要允許他有逐漸成熟的過
程，而對曹樹基來說，開展正常的學術批評沒什麼不可以，但應該與社會環境、學術界聯
系起來考慮，對個人的批評與學科、單位關聯則沒有必要。
現在要做的是，學術界來共同反思，為什麼會產生"浮躁的一代"？
來自人類學界的聲音
周大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想，王銘銘本人不會願意做一個人類學研究的回溯，每個學者都只能做出一定的貢
獻。至於學術規範，各門社會科學都是一樣的，這20年來，中國人類學一直處於啟蒙、本
土化的探索階段，正在建設的過程中。人類學有其特殊性，在國內長期依附於民族學、社
會學，地位不明確，到現在人類學仍然只是一個二類學科，發展障礙很大。在譯介方面，
也不能說王銘銘起了關鍵作用，這麼說，他自己未必敢承諾。90年代中期回國的有一批
人，在介紹方面做出了較大貢獻，應該說，王銘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陳春聲、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
在最近的討論中，許多學界朋友都提到人類學在最近20年來的發展狀況，也涉及到所
謂"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問題。的確，從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學在中國的復興雖然步
履艱難，但這個學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人類學與歷史學在中國社會研究領
域的合作、對話與互相滲透，是以中國社會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種趨
勢。
推動這一學術發展趨勢的，除了中國學者的努力探索外，我們不應忘記甚至抹煞境外
的人類學家的貢獻，他們在推動當代中國人類學研究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僅以王銘銘
在《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一書中提到的幾位人類學者為例，施堅雅早在70年代末期北
京召開的施堅雅早在1980年北京舉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討論會
上，就把他關於中國鄉村市場結構和中國歷史的區域格局的研究介紹給中國學術界，隨後
他的主要著作先後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蕭鳳霞也是從70
年代後期開始在珠江三角洲開展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並與科大衛、陳其南一起主持"華南
研究計劃"，推動了在香港、廣東、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開展，他
們三位因此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在中國研究領域中最具歷史人類學色彩的學者；80年代末
期，武雅士、莊英章與廈門大學的人類學、歷史學者共同主持的閩台社會歷史文化研究計
劃，在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合作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丁荷生從80年代開始與廈門
大學鄭振滿合作在閩南地區開展的宗教社會文化研究，堪稱人類學與歷史學者取長補短、
相得益彰的合作典範。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雖然這些境外的人類學家到中國來，
大多與歷史學者合作，但正因為這樣，他們的努力大大推動了人類學與歷史學的互相滲
透，不僅影響了中國歷史學研究路向的改變，也推動了人類學在中國研究領域更多地注意
其歷史深度。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在評價近20年來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歷程時，不應該把
中國學者的探索與境外學者的努力割裂開來。
董珞（中南民族大學人類學教授）：
目前在中國人類學界，沒有一個學者的工作能夠超過前輩。現在國內人類學研究還沒
有達到費先生、吳先生、林先生那樣的高度。我與王銘銘不熟，最早看他翻譯的作品，把
"NEW WORD"直譯成"新世界"，實際上，這個大寫的英文字母在人類學中有約定俗成的
含義，就是"新大陸"，那是最早一批進入美洲的西方人類學者所用，當時人類學還處於萌
芽階段。查查字典就能解決的錯誤就是解決不了。有一所大學在《人類學通訊》中居然把
體質人類學譯為物理人類學，要知道體質、文化、考古、語言是人類學的四大分支，出這
種錯誤簡直是笑話。王銘銘留學回國後，我特別留意他的翻譯作品，看有沒有進步，沒想
到連讀懂都有困難，英文有問題，連中文也變得拗口，讓人無法卒讀。翻譯作品，你只要
署了名，就要承擔責任，文責自負，我相信王銘銘懂這個規矩。如果老師沒看出來，那說
明水平跟學生一個樣，你怎麼教學生？所以在上專業外語課時，我再三告誡學生，翻譯一
定要慎重。這樣的書能出版，讓人失望，出版專業書籍，一定要找專家審評，編輯不可能
懂得那麼多、那麼深。補充一句，王銘銘介紹的是西方、主要是英國的人類學流派，跟理
論還有差別。
引用時註明原作者是起碼的學術規範，不用多說，人人都懂，這應該是一個常識，不
需要達成共識。有些人故意把這麼簡單的對錯問題和北大、人類學扯到一起。還有，為什
麼外專業的人不能批評人類學？只要是人文學者，對這樣的錯誤都有權力批評。我說這話
不是針對王銘銘一個人，再這麼下去，人文學科前景不妙。
人類學是從國外引進的一門學科，母體在西方，不讀英語、沒有能力讀懂原著的人，
在研究時勢必存在困難，一些人希望翻譯的東西多多益善，那就應該衡量他們有沒有研究
的能力。人類學另一項同樣重要的是田野考察工作，現在的年青人吃不起苦，下了鄉，住
在縣城裡，走馬觀花，連中國國情都不了解，怎麼做本土人類學研究？我在甘肅調研的時
候，沒水的地方都去，一去三個月。現在一些年青學者滿不在乎，錯就錯了，反正有"理
論"，其實這並不是真的跟國際接軌。田野考察是一項非常嚴謹、辛苦的工作，有時當地
人說的都未必可靠，必須要經過驗證，國外有一項垃圾工程研究項目，翻垃圾驗證當地人
所說的喝酒量是不是可靠，訪問、觀察、驗證，缺一不可，只有證據確鑿，才能寫入調查
報告，哈維蘭的書裡就有，王銘銘應該見過。
學風不正，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環境的因素，學校的因素，我不抱太大的希望，只能
管住自己的學生。實質問題在於，這樣的一批人能不能當教授？通過這件事，對年青學者
應該有所觸動，對端正學風有益。
來自歷史學界的聲音
張偉然（復旦大學史地所副教授）：
我認為王銘銘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什麼10年前人類學一片空白，從80年代初文化熱潮
開始興起，大批國外學術著作引入中國，中國人類學研究也取得很大進展，童恩正先生的
《文化人類學》是其中一部重要著作。早在解放前，周作人、顧頡剛為些先生的民俗學研
究就很見功底，而現在一些人，學養不足，宗派意識強，只知道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不准
他人染指。王銘銘的那些書，說實話，我一本也看不下去。學生到底能在中間學到什麼？
人類學一門嚴謹的科學，而王銘銘不僅抄襲，連起碼的學術常識A、B、C都不懂，這一點
曹樹基老師早就指出來了，稍具歷史常識的人一眼就能看破，成熟的學科絕不允許出現這
種情況。有學者說，王銘銘兩年前不被處理，直到現在才處理，這是中國學術的悲哀。學
者起碼的道德底線是，不偽造，不說假話，不說大話。王銘銘這次造假的程度不亞於胡黎
明，那麼，他所受到的懲罰也應該與胡黎明對等。我們不能因人廢言，但要"廢人"，我建
議對蓄意造假者採取一票否決制。只要不被發現，抄襲者在任何體制內都是得益者，所以
抄襲不關體制，而關乎學者的道德品格。
藍勇（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術規範問題，北大應該帶個頭，百年以來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引導中國潮流。
王銘銘事件我並不熟悉，看了有關文章後，很有感觸。有些研究領域與西方交流、接觸比
較多，目前就存在這樣不規範的現象。
我們應該做兩個工作：當務之急是按照中國國情，儘早建立相應的規範。其次，目前
的《著作權法》和《知識產權法》過於籠統，有關的法律條文知識產權條例應該加強。第
三，在目前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學者的道德自律，我以前發動對陳國生的批
判就是想通過學術批評的方式，喚起學者的道德良知，但收效不大，所以目前更看重從法
律渠道來解決問題。學術腐敗比經濟腐敗解決起來更難、更艱巨，這裡面牽涉到團隊保護
主義和實際利益。加入WTO之後，中國的知識產權規範正在逐步加強，學術腐敗不局限
於學術本身，它應該對健全整個法制體系有益。
從北大校方而言，如果一個學者的主流是有貢獻的，那就應該以善意的批評為主，"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對於長期學風不正的人，校方應該有明確的態度，有相應的
懲戒手段。現在的困難是鑑定，北大領導應該引起高度重視，進行分析比較，分清主流和
支流，當然這個問題很難界定，需要請教有關方面的專家。在學風問題上，有些人建議實
行一票否決制，這樣有可能會傷害一些年輕學者的積極性。現在當務之急不是針對某個
人，而是通過這一事件，建立相應的條例、條規，那麼一篇文章的抄襲程度達到法律懲處
的界線，應該怎麼處理就會有明確的說法。所以，王銘銘事件的重要性並不是針對王銘銘
本人，而是通過事件本身，促進學術規範的建立。
包偉民（浙江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
我很關注整個事件，因為牽涉到學術規範問題。學術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整個社會的道德失范，直接反應到學術界。由於大多數地方對研究成果實行量化考核，很
多人認為是"逼良為娼"，但我認為這不是學術腐敗的主要原因。學術沒有規範，就沒有辦
法深入，低水平重複的東西多。就象做生意要遵循公平原則一樣，學術也有一個基本的方
法和規範，學術研究才能深入，求真求新，我們關注這一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此，現在的
問題已經很嚴重，雖然書和文章很多，但是很少創新，表明現在學術風氣不正。
我很遺憾，以前有些人被學界批評，行政部門總是置身事外，只有一些學者在呼籲，
效果不大。在學術規範上，我主張實行道德自律與制度他律相結合，通過建立規範，學術
環境才會有所改變，現在光強調統計數字好看，以及統計數字所帶來的實際利益。比如，
對王銘銘以前有的學者已經批評過，但是並沒有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王銘銘照樣評先
進。這次王銘銘事件，也應該對事不對人，強調製度他律，因為光說道德自律，對老實的
學者肯定不公平。
另外，我認為這兩本書之所以能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這家出版社肯定有問題，只要
書賣得不出去，閉着眼睛出書，所以現在最關鍵的問題的是出版物粗製濫造，只對利益負
責，不對學術負責。必須要有懲罰機制，這樣的人只能改行，不能呆在學術界和出版界。
學術評論在國外的雜誌占五分二以上，是學術研究的重要一環，可以遏制學術腐敗，
在國內還比較薄弱。在國外一本書出版幾個月後，如果還沒有書評，那也就意味着沒有學
術價值。如果有正常的學術批評環境，就不會出現這種事，學術腐敗也不會這麼猖獗。
在本版的探討中，我們邀請了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歷史人類學領域的專
家，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這些學科在歷史以及現實中的相關性，這些相關性決定了學
術規範的共通性。希望通過這次討論，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聯繫，促進各學科之間的互相理
解，並推動創立嚴謹而寬鬆的良好學術氛圍。
（本文由《社會科學報》特別提供，原載與《社會科學報》2002年1月31日）
《世紀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