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滿嘴裡跑火車，上述幾位北大的教授還不是最絕的。我見到最絕的一位北大教授，姓王，是個什堋國情中心的研究員，還是博士導師。他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創意”：在圓明園遺址上建一所“八國聯合大學”，讓當年放火燒圓明園的八個強盜國家各自回來建立一個學院，組成八國聯合大學。我的感覺是，看來這位偉大的教授，把大學當成包子　了。劍橋大學就是“ 劍橋包子　”，巴黎大學就是“ 巴黎包子　”，在那邊是賣包子的，收拾收拾鍋碗瓢盆，搬到北京來，搭鍋埋灶，就可以接著賣包子。我建議這位偉大的教授，先到那八個國家的一流大學裡吃頓飯，看看人家到底是賣包子還是賣米飯，再回來搞創意也不遲；然後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部（注意，不是教育部，這事估計教育部管不了）去打聽一下，如果劍橋包子　到北京開個分店，包子餡的配方由誰來決定？這兩件事辦完了，我估計王教授就會幹點別的去了。偉大的王教授還有一個超人的“ 創意”：把北京變成海濱城市。我想，這個創意不用再多說了，因為大家還想舒舒服服地吃飯呢。

對於以上幾個例子，大家都有各自的評價。我想提出一點嚴肅的話題，僅供參考。那就是，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生的那批中國人，已經成長起來，並且很不幸地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首先，他們是一批不幸的人，“ 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沒工作”是這批人的生活軌跡，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是他們不得不經歷的生活內容。在沒有教育的環境裡長大，在謊言和欺騙中摔打，然後直接進入一個惟利是圖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這就是他們的成長背景。在錯過了求學年齡以後，他們只是以“ 補習”的方式接受了一些教育，因而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判斷是畸形的。同時，他們又是文化的破壞者，他們就是當年衝到老師家裡，把老師的藏書拿出來付之一炬的那些人；他們就是拿　頭皮帶狠狠地抽向老師臉的那些人；他們就是砸爛普希金雕像的那些人；他們就是把女校長活活打死以後塞到糞坑裡的那些人。在他們的學生時代，老師是和“臭”字連在一起的，“知識”是和“反動”連在一起的。他們的言論，如果跟他們的成長背景聯繫起來，或許能夠得到某種合理的解釋。問題是，他們當年接受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之類的教導，當然是荒謬的，但是到了今天，他們以自身的言行，肆無忌憚地褻瀆著知識。本來老師不臭，也不是老九，他們的言行，倒真讓人懷疑起老師排行第幾以及是不是臭了。

歷史不容得開玩笑，誰跟歷史開玩笑，他必定受到歷史的嘲弄。現在，這些北大的教授們，已經讓我們看見了這個事實。

最後我還想說一說對於科學的態度問題。上邊提到的北大的教授，都是人文科學的教授，這裡可能有一個誤解：自然科學是嚴謹的，而人文科學的原則就沒那堋嚴格。我要糾正這樣的想法，人文科學也是科學，同樣不能任意而為。我提到的最後一位王教授，他的腦海里只有“創意”，而創意在他那裡已經變成了胡說八道。我要告訴他，這是不好的。好的大學不是靠競爭來刺激的，退一步說，就算是競爭，北大和清華比鄰而居，應該是很好的競爭對手，實在用不著再弄一個什堋八國聯合大學來　渾水。誰說兩個大學不能競爭，非要三個才能競爭？另外，好的大學並不是靠創意存在的，好大學就是能夠學到如何做人的地方，學問倒在其次。先做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再去做學問，是一個正確的順序。科學　要的最基本態度就是老老實實，不要醉心於什堋創意，當然，如果能做到不胡說八道，就更好。

老師是一個崇高的職業。愛因斯坦去世的時候，當地的報紙以“永恆的老師”（Forever Teacher）來讚譽他，可以讓我們感覺到老師這個稱呼是何等高尚。這個道理，當年的中國的讀書人也懂，比如當年潘光旦教授在清華時就說過：“ 第一流的老師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書的。單是有點學問就來做老師這一行，實在是沒什堋……”這個道理，到了今天，已經被中國的讀書人漠視了。上述的老師們，有沒有學問我不知道，但是他們確實不適合當老師，這一點想法我不想隱瞞。我是個很溫和的人，但是如果有人提議，讓全中國的男人向他們撒尿，女人向他們吐痰，淹死他們，我想我不會阻止。我並不是成心羞辱他們，只是想幫助他們學好。

我有一個同班同學，是個心胸很開闊的人。我跟他說了北大某些教授們的創意，他很認真地想了想說：北大實在太大了，好教授也多，壞教授也多。在我看來，這個評價寬厚極了。我想跟北大的校長建議一下，是否考慮一下對於這些壞教授的取捨，說到底，這也是為了北大的聲譽。北大是一個輝煌的名字，不應該是無恥的騙子們招搖撞騙的樂園，我想，對於這一點，許校長應該深有同感。 （完）

（原載《中文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