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北京大學課題組對高校畢業生起薪點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高校畢業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2000元的占45.5%，2001-3000元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1%，平均月收入為1550.7元。

　　四成以上的大學畢業生月收入低於1000元，這恐怕是令人始料未及的。必須指出的是，課題組的調查只調查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這裡的平均數和調查對象應當都不包括那些畢業後還沒有找到工作的畢業生。如果要算畢業後沒有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那部分畢業生的起薪點應該接近於零。今年是擴招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初次就業率只有50%。我們心裡應該有這個數。

　　這麼一算，中國的高等教育將面臨着這樣一種尷尬局面，它意味着中國的高等教育在讓許多家庭為孩子的教育而傾家蕩產之後，好不容易才畢業的孩子可能連養活自己都面臨困難，更不用說還債和救家庭於水火。按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數字，2001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2002年和今年這個數字應該略有提升吧？以平均每個家庭四口人計算，如果家中是兩個勞動力，那麼他們每人每年必須收入13720元，平均月工資1143元；如果是三個勞動力一個非勞力（這樣的家庭很少），每個勞動力也必須每月掙回762元錢！也就是說，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其工資收入並沒有比一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高出多少，甚至旗鼓相當乃至更低。從個案上，這不足為奇，高等教育並不意味着享受高工資的特權。但是，如果高等教育不能從整體上極大地增進受教育者個人和社會的福利，那麼，這樣的教育就值得懷疑。這樣的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付出就需要檢討。不幸我們今天面對的 “賠本”比率是如此之高，世所罕見。

　　撇開高中三年的各種費用不談，就說四年大學，以現在的大學收費行情，平均每年每個大學生的消費（含學費、住宿費等各種費用）至少當在一萬元以上（一萬元的標準，學生必須省吃儉用），四年合計就是四萬元以上。其中最大的開支就是交給學校的學費和各種雜費。

　　一直有人認為是教育產業化導致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了中國百姓的敲骨吸髓的壓榨機。我認為不是。今日中國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是因為產業化，恰恰是因為市場化產業化不夠，才導致了今天的“高額壟斷利潤”！誰敢說今天的高等教育收費是競爭的價格？教育市場化產業化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高等教育辦學自由收費自由招什麼學生開什麼專業授什麼文憑全自由，是優質低價還是優質優價，全由市場競爭決定。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這一切全是由行政決定的，都在行政審批的範圍內。公辦高等教育橫行天下，私立高等教育只能充當職業培訓機構，辦學中還受到種種限制。《民辦教育促進法》關於允許民辦教育合理贏利的條款終於出台，但具體的實施細則卻阻在教育行政部門當中一直難產。當局的理由是受非典影響，專家已明確指出並非如此。依我看則是為了維護高等教育的壟斷局面而已，能拖一日是一日。

　　中國也許是一九九八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以後高等教育領域變化最大的國家之一。1998年，中國教育部決定採取海歸經濟學家湯敏的意見，擴招。其理由有三：1，教育消費可以拉動內需；2，緩解當時的國有企業下崗壓力；3，高等教育是立國之本。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開始了在非市場的前提下向廣大在校大學生收費，而且收費越來越高。在此後的幾年裡，中國迅速成為世界上政府教育投入最少、教育收費最高的國家。中國的教育開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數幾位，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3；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而教育收費之高，則遠居世界前列。據資料顯示：在所有的發達國家中，德國對本國和外國的大學生一律免費就讀。英國在1998年才開始試行收費辦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學費；法國只收取少量的註冊費；只有美國和日本實行適當收費的辦法。具體費用水平是：公立大學大約每年3000美元左右，私立大學標準較高，日本約需5—6千美元，美國的私立大學每年約需2—3萬美元。 2003年美國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學雜費上漲了9.8%，這是十年來上漲幅度最高的，食宿費也提高了6%，儘管如此，在校住宿的四年制大學的平均費用也僅僅上升到9663美元，折合人民幣7萬多元。而美、日兩國的人均GDP是中國大陸的幾十倍，而大學的學費不過是其中的5％—10％，我國大學學費則已占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46.15％，加拿大的比率為7.2％。美國的人均年收入在兩萬美元以上，而占中國總人口70%以上的農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實際不到2000元，城鎮人口人均年收入僅在6000元左右，平均每個中國人年收入僅在3000元上下。也就是說，美國人拿不到人均年收入一半的錢培養一個大學生，我們則必須拿出人均年收入13倍的錢來培養一個大學生！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98年城鎮小康型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6275元，三口之家日常開支按月人均300元計算，一年需10800元，年結餘5475元。這5475元要承擔醫療、養老、住房、就業、教育制度改革增加的各項支出。即使對小康家庭而言，目前的學費也已是他們承受的極限。如果把貧困、溫飽型家庭加起來，有91％的城鎮居民承擔不了學費提高帶來的經濟壓力，更別說農村的家庭。在發展中國家中，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就值得我們借鑑。在最著名的尼赫魯大學，每學期只需交108盧比學費和260盧比的住宿費（兩項合計只相當於人民幣70元左右）。對比一下我國大學的收費標準，就顯得高多了，幾乎高出近百倍。從最初的每人每學期1200元，提高到目前的5000—6000元。

　　與此同時，中國在校大學生數從一九九八年的七百八十萬增加到了二00二年的一千六百萬，增加了一倍多。毫無疑問，收費制度在其中“功不可沒”。我堅決贊成擴招，但是堅決反對像今天這樣的教育高收費。教育高收費制度使高等教育進一步成為權貴子弟的專利，進一步窒息了窮人通過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從而參與改革和建設、分享社會改革成果的空間。中國的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成為市場稀缺的緊缺資源，擴大教育機會不能通過高額收取學生費用來彌補。否則，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無疑將成為世界上最賠本的投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笑話，而不管你有多少在校大學生。

　　十月一日，教育部長周濟先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二屆大會總政策辯論會上表示，今後的幾年裡，中國政府將繼續發展高等教育的規模，同時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特別要重點建設一批高水平的大學，要密切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的結合。

　　恕我直言，如果現行的教育管理體制和收費制度不變，中國高等教育很難真正與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協調發展，甚至有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因為它對基礎教育的指揮棒作用束縛了人們的心智，而它的高收費制度又在某種程度上榨幹了百姓的血汗錢從而使人們陷入百般不得翻身的境地。

　　我的建議是：1、力爭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將政府教育投入提高到聯合國建議的GDP的6%，在保證義務教育全面完成的前提下，加大對公立高等教育的投入。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一律免費，誰想上都可以；公立高校的收費以每年不高於1000元為宜（即使這樣，在校大學生吃飯、住宿等各種費用對中國的普通百姓而言，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不少學校從中仍有巨額贏利），確保品學兼優的窮孩子上得起大學，而且能夠通過公平的競爭途徑上大學。2、全面開放教育市場包括高等、中等教育市場和基礎教育市場，給予他們和公立學校完全平等的待遇，招生自由、開辦專業自由、授予文憑自由。收費價格隨行就市，服從於市場競爭。這樣，讓民間資本充分進入教育市場，有利於大大擴大全民教育機會，有錢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這樣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緩解公立學校（包括初中和小學）教育資源緊張的狀況，把更多的機會讓一些出來給窮孩子。

　　教育改革應當首先從教育體制改革、教育審批制度改革入手，而不能只改學校，不改管理部門自己。這是教育改革的關鍵。這是中國最後一塊計劃經濟的頑石，希望拿出決心和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