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指科學和技術，兩者關係密切。沒有良好的科學作為基礎，技術也不可能有 良好的發展。反過來說，技術可以促進科學的發展，加強工業的發達。

中國的科技一直到唐宋以前都相當進步，明清以後逐漸落後，而西方文藝復興就在 這一段時期發生，引起科學的復興，科學的興盛更觸發了工業革命。近代陸路、海上和

空中的交通發達，更大力促進了歐美文化的大交流，加速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科學建立在整個民族的文化基礎上，而技術則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歐洲的工業革 命發生在文藝復興以後，而直至現代，每次工業的興起都與科學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

中國要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兩個月前，激光的發明者CharlesTownes教授在李嵐清 副總理接見他時指出基礎科學是他發明激光的原動力，沒有對自然界奧秘追求的理想就

難有先進的科技發明。美國這麼多年來在基礎科學上的投資，單從激光的發明已經回本

有餘了。除了激光的研究外，材料科學的研究，是近四十年來一個極為重要的項目，大

量的發明跟量子力學的基本研究有密切的關係，有的基礎科學上的成果一、兩年後就可

以在工程上找到應用。舉例來說，超冷，捕捉原子的科學可以製造極為準確的原子鐘；

可以從衛星上很準確的量度地面上的物象。

電腦的研究和現代信息科學需要大量的材料科學的成果。軟件方面則大量的應用數 學的想法。硬件的威力雖然強大，但也有力所不及處。很多問題，例如說在一個大型網

絡上要找一條最短路線走遍所有網站，就非用數學來設計不可。無論在整理網絡路線或

圖像處理，種種不同的問題都與數學有直接的關係。

數學家通過他們對純數學的了解，目前已經漸漸將數學的潛力發掘，大量用於信息 科學、工程設計、電腦保安等等表面上與純數學無關的問題上。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數學

都涉及很高深的理論，例如數論上的成果。現在已大量的用到軟件工程上。不單如此，

深奧的數學理論還廣泛地應用於經濟學、金融投資、社會管理等領域上。

在這裡，我們可看到一個重要的事實。一個國家對科技的投資，有短線的也有長線 的。短線的無疑是利用已經成熟的技術，大量生產，使經濟起飛。但是如果只注重這種

投資，經濟只能短期的起飛，以後必仰賴於國外的科技，頂多足以維持小康的局面。長

期的投資，與整個社會文化氣息有密切的關係。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不但能夠幫助科技

發展，事實上是科技創新最重要的一環。有史以來，重要的科學發現都產生在有文化的

地方，並不是偶然的。社會的文化不但促成一流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匯聚，也促使他們思

想成熟。當然，反過頭來說，美妙的科技成長也激勵文化的發展。

一個國家培養文化的地方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文藝博物館、科學博物館、歌劇院 、各種不同的展覽館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流大學和研究院的建立。這是一個應該求

質而非求量的培養學術的地方，是一個由學術上有地位、有遠見的學者領導的機構，是

一個求真、求善、求美的地方，是一個讓師生同心協力發展科學技術的地方。

大學是提供整個國家科技發展的泉源。美國有全世界最豐富的知識產權（專利權） ，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是與大學的研究有關。無論在工業、商業或軍事上的創新，都

與大學研究所的研究息息相關，尤其是長線的科研投入，很多是由大學、公司和政府三

邊合作進行的。

在大公司的研究室里如IBM、Bell Lab等的大實驗室做出來的成果，很多得到諾貝爾 獎金，這些研究並不見得與公司產品有直接關係，例如在六十年代Bell Lab的工程師為了 增加通訊的能力而得到宇宙原爆的訊息，宇宙論中最重要的工作從此而產生。美國這二

十年來在生物科技的投入已經超過幾千億，到如今還沒有真的盈利，但是學校和政府都

勇於投入，絕不灰心，因為這是一個無論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是大有前途的學問，整個社

會也對它的研究而興奮。在大藥廠、政府和研究院的合作下，很多重要的藥已經製造出

來，而人類的壽命已經大大延長。

為了鼓勵學校和民間的科技研究，美國有最健全和最多姿多彩的提供科研經費的機 構，有自然科學基金、能源基金、保健基金、太空基金、國家安全基金，種種不同的政

府基金；還有很多私人捐助的大基金：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麥卡托基金等等，都

大量資助科研。基金多而面廣的好處是沒有誰能夠控制整個領域的經費。而中國，理科

基本上只有自然科學基金這個項目，評審制度又不夠透明，一般只由少數人決定，對於

研究人員來說，沒有這個惟一經費來源就不大可能做他們的科研了。

一般來說，美國審閱研究成果也比較客觀，比較靈活。而國內經費的分配、教授的 提職、評獎都由少數幾個人決定，而他們不見得知道當代專家的意見，即使找尋海外學

者，也往往是找尋與這少數人有相同意見的學者，而不是該門學問的專家。

中國一些名校的名教授通常一年要花半年時間訪問國外，回國後搞行政的時間多於 做研究的時間，他帶的研究生很難成長。這種情形在國外的名校是絕對不贊成的。名人

如基辛格，從美國國務卿的位置退下來後，因為要求不上課，哈佛大學拒絕聘請他為教

授。美國名校以學生的教育和研究為天職，教授必須要達成這個目標才受到尊重。

當經濟條件充足，評審制度公平後，怎樣促使年輕人科技創新呢？這是中國科技界 面臨最大的問題。

自古以來中國的工程技術極有成就，但是每每技術發達到一定程度後就不能再翻新 。而西方社會卻可以達到，這是因為西方的科學進步，是基於希臘文明帶來的求真求美

的精神，中國文化當然有優秀的傳統，但在這一方面卻有欠缺。

自古以來，中國人以為科技是為人類日常生活服務的，故荀子說“制天命而用之” 。因此並無希臘人和文藝復興後那些科學家求真求美的尋根究底的精神，無法找出技術

的根源，自然難以更上一層樓了。

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學，由教育部管。近十多年來教育部已經管得少多了 ，但是經費來源仍是由教育部或省、市政府撥款，從基金和私人捐助的還是不多。名牌

大學如北大、清華因為是名牌，就有相對多的經費。這幾年來經費的激增，當然是好事

，但是因為沒有很好的規劃而有很多浪費的事情。也有一些留學生，本身學問一般，卻

要求各種特別的待遇，往往比本地年輕學者待遇超出十倍以上。這種學術上貧富不均的

現象，等於鼓勵有能力的年輕人外流。

中國人以家族為主要的單位，而以人道為主要的精神。孝道可說是人道的根源，直 接影響到科學的進步。中國曆朝以孝治天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吾親

以及人之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於孝，必須敬老，推而及之，宗族的父老、社會

的父老的言行蓋過法律、蓋過真理。

孝道的推崇，應在殷商以前的事。由於儒家極度推崇復古，孝道實際上成了整個國 家思維的主宰，歷朝大官多有丁憂而去官，明朝張居正在萬曆年間權傾朝野。丁憂時由

皇帝挽留，時人稱為“奪情”。歷代皇室家法可影響朝政，垂廉聽政應當與孝道有密切

聯繫。

孝道的極至，影響到創新的能力。“三年而不改父之道，可謂教矣。”推而廣之， 在研究室里，學生必須追隨老師研究的方向；在工廠里，徒弟必須追隨師父，不敢走新

的道路。久而久之，宗族、宗派的勢力掩過一切。

在中國，一個成功的學者往往後面有一群人支持，在鄉村由家族父老，在學校則由 一個以教授為主的學派扶植。因此有報答脯養的責任，同時為了維持自己以後的門下子

弟的成長，也需要與支持他的集團保持良好的關係。

由宗族而延伸到社會國家的看法，深入中國士子的心理，“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讀書無非是炫耀鄉里，求真求美的精神受不到鼓勵。孩子們沒有得到社會鼓

勵去滿足好奇心，去追求真和美，確是東方文化缺點。過度推崇“學以致用”，“學而

優則仕”，使士人不能專心去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問題。

而外國的大學則比較開放，鼓勵交流。學生畢業之後，老師往往堅持他到其他地方 就業做研究，以增長他們的見識。

創新需有自由研究風氣，中國先秦諸子最為燦爛。秦漢以後，逐漸定型。佛教思想 有一定刺激，宋代又趨活潑，明清則拘束矣。所以今日科技發展非要鼓勵活潑交流的自

由研究風氣。也要打破論資排輩的劣風。任何學術的評價需要公平，以質而不是以量為

准，以文章的實際內容來提拔年輕人。學校應該以培養真正好的研究為榮，以培養好的

學生為榮。

從前，我們國家以年產鋼材多少來衡量工業的進步。今日，如果學校僅以論文多少 、院士多少、長江學者多少來衡量學校的突出，這樣子的超英趕美方法恐怕也難以達到

我們期望的目標。培養好奇心和公正的提拔人才是科學創新最重要的一環，而公平的競

爭則是技術創新的最重要的一環。

現代的科學已經很快地能夠在產業界應用，但是很多國內學者在國外能夠創造新的 技術，在國內卻遇到困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產權沒有保障。從創造新的技術到做

成軟件、硬件設備，生產，以至到市場推銷，需要有一個完整計劃，也需要投入資金。

對剛開始成長的工業，企業家很難具備這種魄力和資金，而發明家亦沒有這種精力，非

由政府資助、統籌計劃不可。無論新的技術發明、集資、工商管理等等都需要大量人才

。在美國，不但大學培養人才配合，政府設立研究機構配合，也大量引入全世界優秀人

才和投入資金來配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的外人不少，但是大部分是留學生，不少都是每年短期訪 問的學者或工程師。他們確實做了不少貢獻，但是我們更需要心在中國，自願長期服務

的學者和工程師，也不妨多引進非華裔的學者和工程師。中國漢朝以至宋元都聘請很多

外族到中國做官，受到外族的刺激，科學大有進展。明清海禁，影響到中國沒有跟歐洲

文藝復興以後的學者接觸，傳教士雖然引進一些技術但畢竟不是真正的創新的科學家。

中國又沒有派年輕人去跟隨歐洲的大科學家，而本土的學者又頑強地反對西學，清朝乾

嘉學者又過分注重研究古代數學書籍，不求創新，因此科學大為落後。

真理、科技既然不分東西，取才就不應該局限於中國幾間學校或機構，更不需要局 限於中國人，或華裔學者。

日本明治天皇於1868年登基，幕府歸政，天皇以強有力的中央下詔，發誓言於全國 ，其中兩條為改全國之陋習和求學問於全世界，全國一心，大量派學生留學。而留學生

也都長期回國工作，外國科學家工程師得到重用，幾十年後工業和科學的成就足以比美

西方，到現在日本本土已經培養出七個諾貝爾獎金得主、三個菲爾茲獎得主。

今日中國無論從經濟，從政治的背景和能力來說，都比日本明治維新時強得多，我 們絕對相信，我們國家在適當處理科技的發展後，在短期內會成為科技大國。

學術或研究機關的教授或主管，應當以公平的評審方法來聘請，經費分配亦應當以 能力和成果來分配，而不是看資格、看關係。任何研究人員或教授應當有規定的假期，

只有假期間可以在其他機構兼職，研究人員不應當花太多時間參加政治活動。學術的成

就不應當以官位來獎勵，社會應當獎勵對經濟有直接效應的學術活動，更應當鼓勵有長

遠影響的基礎科學。

一個科學發達的國家一定要想盡辦法讓出色的科學家工程師有一個良好的地方工作 。給良好的報酬讓他們安心立命地去創造，將他們的想法變成科學成果或工業產品。

丘成桐 1949年出生，原籍廣東，後遷居香港。1966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1971年獲 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曾任美國斯坦福

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數學教授；1987年至今，任哈佛大學數

學教授。大學三年級時由於出眾才華被一代幾何學宗師陳省身發現，破格成為美國加州

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在陳省身教授的親自指導下，年僅22歲的丘成桐獲得了博士

學位。28歲時成為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且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終身教授。丘成桐

的第一項重要研究成果是解決了微分幾何的著名難題——卡拉比猜想，他還解決了高維

閔考夫斯基問題，證明了塞凡利猜想等。1983年，他成為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

菲爾茲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