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膺諾貝爾科學獎的都是卓有成就的一流科學家。從某
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情況可以代表
這個國家基礎研究和科學發展的水平。

　　美國在20世紀前十年(1901年-1910年）只有一位諾貝
爾科學獎獲得者，其餘35位獲獎者，都在歐洲。二戰前
(1901- 1939年）美國有13人獲獎，占全部得獎人數（129
人)的10%，亦低於德國(34人， 26%)和英國（22人，17
％)。但二戰後(1943-1997年)美國則有170人獲獎，占全部得獎者320人的53％，遠遠超過了英國
(42人，13％）和德國(28人，9％)。從總體上看，美國占到了迄今為止全部諾貝爾科學獎的41％。
最近幾年，美國得獎人數都超過了當年總數的一半，例如1997年；美國在得獎者(7人)中占了57％
(4人)。

　　由此可見，美國的科學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與歐洲相比還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二戰前，
科學工作逐漸向前發展；二戰後，科學工作發展迅猛。總的說來，美國科學發展的速度居於世界各
國的前列。這種快速的發展有着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如高速的經濟發展、長期的和平環境、優惠
的移民政策等等，而國家的基礎科學政策和創新體系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1944年11月，二戰結束前約半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國家科學研究發展局局長布什就“如何
將科學對戰爭勝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經驗用於和平時期，使科學服務於美國戰後的國富民強”提出意
見。布什動員許多同事共同研究，於1945年7月寫成了給總統的報告《科學——沒有止境的前
沿》，強調了基礎科學的重要性。報告還明確提出了“國會應當創建一個新機構”來專門管理基礎
科學的建議，結果便是1950年5月由聯邦政府撥款、專門支持基礎科學的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
迄今為止，它支持了數以萬計的科學研究項目，並培養了眾多的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

　　美國的科學政策在經歷了“以為軍事服務為主”的聯邦化時期(1950-1975年)和“超出武器範圍
並包括經濟增長”的修正時期（1976-1990年)之後，90年代以來已進入了“引導科學通往更廣闊的
目標”的新時期。這期間，基礎研究日益受到聯邦政府和大型工業企業以及各種基金會的支持和鼓
勵，基礎性研究碩果纍纍，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層出不窮，使美國成為基礎研究水平和科學發展速
度無可匹敵的國家。

　　面向21世紀，由知識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知識傳播系統和知識應用系統組成的國家創新
體系，將成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石。美國國家創新體系有以下三大顯著特徵區別於其他國
家：一是著名的反托拉斯（壟斷)政策；二是規模巨大。二戰以來美國國家的基礎研究和基礎發展
(R&D)投資超過了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總和，美國在幾乎所有的基礎研究領域和27個關
鍵技術領域中的24個領域保持了世界領先地位；三是新的公司在新技術的商業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近半個世紀以來新建的小公司在微電子、計算機、軟件、生物技術等領域發揮着重要的作
用。

　　根據美國加州大學莫厄雷教授的分析，未來美國國家創新體系將具備以下特徵：聯邦政府R&D
投入份額將保持較低水平；與國防相關的R&D投資和有關執行活動將保持較低水平；軍事和民用技
術外流並將會減少；通過美國在國外經濟中的R&D投入和在美國國內經濟中外國R&D投入，保持高
水平的國際化；更為嚴格的國際和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國內的反托拉斯政策將會減弱；更高水平的
企業間合作、大學企業合作以及美國企業與外國公司的R&D合作；美國大學將付出更多的努力，保
護和註冊公共和私人資助的研究成果。

　　按照歐洲科學平均80年科學中心發生一次轉移的同樣規律，美國科學興隆期就有可能從1920年
開始，到2000年終止。美國各界人士對此表示憂慮，他們擔心2l世紀美國可能落伍，可能錯過利用
科學造福美國的機會。為此，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於1994年8月簽發了關於國家科學政策的公開報告
《科學要服從國家利益》，提出了制定科技發展戰略的五個基本目標，即：保持在科學知識前沿的
領導地位；加強基礎性研究與國家利益的聯繫；鼓勵社會各方面對基礎研究和工程技術的投資，促
進對國家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的有效使用；為21世紀培養出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提高全體
公民的科學技術素質。小布什政府上台後，面臨美國經濟出現的衰退跡象以及“9·11”恐怖事件
帶來的影響，美國政府目前正在抓緊研究對策，從全球利益上考慮重新制定新的科技政策。

　　美國建國於1774年，迄今不過227年；其科學發展的歷史主要是在南北戰爭(1861年—1865年)
以後，至今也不過 130餘年。但美國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着科技優勢。進入90年代以
來，美國由雄厚的科技基礎帶來的經濟增長顯示出更加強勁的勢頭。追根溯源，如果說有什麼經驗
可以汲取的話，美國的基礎科學政策和國家創新體系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