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無情人有情 我國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教授生平 黃萬里，清華大學教授，蜚聲中外的水利、水文學專家，我國致力於跨學科研究河流水文與水流泥沙的先驅者之一。1911年8月20日生於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於北京清華園，享年90歲。祖籍江蘇省川沙縣，即現今的上海市浦東新區。其父為近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黃炎培，母王糾思。

童年時代，因極頑皮，母親將其長期寄宿於學校，寒暑假也托至親代管。1921年至1924年為浦東中學附屬小學校長王則行、班主任王燮鈞先生所看重，嚴加培養，課業加速進步，小學時以第一名畢業，從此中學大學皆以最優生畢業。

青少年時代家教極嚴，萬里先生臨終那一年曾寫下了這樣的回憶文字：

我父對我教育甚嚴甚深，拮及其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我兩次聞其教育下屬曰：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這實際上指出為社會效力應持的立場。（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愛之甚且及於一切動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殺生，父自己則茹素，但父食蛋飲奶，卻從未聞其勸人學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驕傲，父曾多次垂訓：古人云“雖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驕者，則其人決不能稱賢”。戒驕不是僅求戒在言行，乃是要求從內心出發。自己縱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驕也，如此乃能徹底去掉傲氣。他內心頗贊我的才能，特別是詩文，但終其生未贊我一詞。父嘗與其老友背後朗讀我的詩句，事傳到我的老師、父的後輩學生，我才知父背後贊我。

最後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驕，而終未能做到“從內心出發”。我在成人後所犯錯誤，要皆出此，悲哉！

黃萬里小學畢業時，適逢留美博士劉湛恩先生回國就任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其博士論文為“從孩子在學習中最有興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後應長期從事的專業”。黃炎培即請劉博士以其子為實例，考查他自己的學說。結果劉博士得出宜專習文學的結論。其時黃炎培正創辦和提倡職業教育，因萬里門門功課均列榜首，遂商定並取得劉博士同意，以橋梁工程為其今後學習的專業。

1924年黃萬里進入無錫實業學校，1927年進入唐山交通大學。中學及大學皆得名師指導。無論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均獲最優成績。1932年畢業。曾發表論文三篇：《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應力設計法》、《鉚釘接頭中各鉚釘應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決定強度論》，由茅以升審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任杭江鐵路見習工程師，參加建造江山江鐵橋。他一心勤於工作，親手製作橋墩的沉箱，並親自打氣樁，曾連續駐守工地27小時。又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護從農村出來做工的農民不受工頭的剝削，為眾工人、工程師所愛戴。當年考取公費留學美國時，工人們依依不捨，紛紛到車站送行。

1934年元旦赴美留學。適逢1931年漢江發大水，一夜間沒城淹死7萬人；1933年黃河又決口十幾處，損失無算。這激發黃萬里立志改學水利，以拯救農民為己任。經其父黃炎培介紹，得到前輩，曾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指點。許先生告訴他，江河大水後調查全國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長於土木工程之設計施工，沒有一人懂得水文學，水文學是以自然地理為基礎的，而不通水文學等於未入水利之門。於是黃萬里決定從水文學入門學習水利。他廣求名師於美國著名大學，從天文、地質、氣象、氣候等基礎科學學起。1935年在康奈爾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碩士以氣象學為副科，論文以暴雨統計為專題。後在愛荷華大學學習水文學及水工實驗。1937年在依利諾伊大學獲工程博士學位，並以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創造了從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經驗半理論方法，成為該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工程博士。其後，受聘為美國田納西流域治理工程專區（TVA）諾利斯壩工務員。他在美國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後，在該河乘船參觀直達出海口。由於學習過多門地理學和地質學，此時他眼界頓開，認識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裡將改變水沙流動的態勢，從而造成河床的演變，僅僅學習土木結構理論遠遠不足以解決治理洪水問題。留美期間，他還不忘在就讀的大學內演講中國詩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黃萬里在歸國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橫濱登輪歸國度假的丁玉雋小姐，二人一見鍾情。丁玉雋小姐是國民黨元老、山東同盟會創建人丁惟汾之幼女。半年之後，她也因中日間局勢緊張由日本東京女子醫專退學回國。當黃萬里第一次造訪丁家時，丁惟汾先生因其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納。後由其父央媒說親，二老人遂得相見，且大喜成好友。1937年7月7日，日軍大舉進攻中國。1937年11月，兩個年輕人在逃難途中，於江西廬山成婚。從此風雨同舟、白頭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黃萬里在自己的詩中，自豪地稱之為“各出名門天賜姻”。 黃萬里在回到祖國之後，婉謝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沒有去該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國的河山，取得實踐的經驗，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礎。為此他出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抗戰爆發後，黃萬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長城工程公司經理等職。他曾在長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設橋梁。抗戰時期，民生維艱，他總是注意發揮技術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儘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測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長江上游支流。這期間培訓了40多名工程師。雖然當時地貌學尚未形成，但通過實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頭腦里開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觀點，對於治河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在緊張工作之餘，他發揮自己的文史之長，寫文章介紹所到之處的風土民情，向民眾闡述水利工程之要義，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農田水利問題”、“四川的水力發電問題”等。他的文章屢見報端，深受讀者的歡迎。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視察工程師，兼全國善後救濟總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他到達蘭州後，廣聘各方人才，迅速組建了甘肅省水利局及勘測總隊（後改為工程隊），由他擬定的該省水利事業的方針為：先改善舊渠，次動新工；勘測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資源，以擬定通盤建設計劃。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他整修水渠、水庫多處；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達玉門、安西、敦煌。他和局內同事一起，坐騾車、騎馬到達沙漠邊緣的不毛之地民勤、紅柳園，勘察地質、水文，直至遇匪警方才折回。經實地考察，發現該地鹽鹼化、砂化的癥結在於，直接分流河水灌溉農田，抬高了河床，而使地下鹼水無出路，導致地力大損。他提出另開灌渠或打井澆田，而保留原河流作為天然排水道的改建方案。至此，他治水的基本風格已經形成：首先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質地理狀況，依據自然規律，因勢利導地開發水利，為我服務。一條河流，既有給水的作用，復有排水的作用，端看人類怎樣合理地利用它了。在後來治理黃河的爭論中，他稱黃河“是一條好河”，初聽起來驚世駭俗，從尊重自然規律的思想出發，就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了。在河西考察途中他賦詩道：

禾除田空柳櫱黃，荒村日落倍淒涼。
遠看滿地銀般鹼，疑是昨宵陌上霜。
馬背輕身奔牧野，胸生奇策授錦囊。
懷才到處好獻技，獨愛蘇山君子鄉。

歸來後他又寫文章“偉大的民勤人民”，讚頌當地的民風，投稿報社。可見他對黃河及黃河兩岸人民的深情。當時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肅山丹辦培黎學校。黃萬里對艾黎的政治身份並不知情，但他深為艾黎在中國貧窮地區辦學的精神感動，數次去山丹，幫助當地開發地下水資源。向省府籌糧供給培黎師生，並在該校向學生講演。

結合工程實際向技術人員傳授知識是他一貫的工作方式。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他自編講義講授了《水工學總論》、《論工程經濟》、《水力學》、《水文學》、《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嚴格，聽課者須做題、參加考試。與此同時，為水利工程建設他還需向四方籌集資金，包括向銀行、水利部籌款甚至申請美援。當時內戰正烈，他很為建設資金短缺、民生之艱難而浩嘆。

他曾向局內同仁講演“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向其上司甘肅省府的官員宣講計劃經濟。這是由於他留學美國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受到知識界的普遍關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質，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地區乃至全國的統籌規劃，因此對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有所認同。他一貫地同情民眾，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這或許就是他接受新社會的思想基礎。

他到任僅半年，就因不願處理局內的行政事務，不善官場應對，要求辭去水利局長職務，只任總工程師，他寧願多發揮自己在工程技術方面特長。他還因經常缺席省務會議，引起省主席的不滿。這是由於受到長兄哲學家黃方剛的影響，他不願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過問政治之故。

1949年3月，黃萬里奉父招自蘭州到香港。當時，其父黃炎培已因受蔣介石政治迫害先期抵港。經父親的介紹，他見到了共產黨駐港代表潘漢年。潘要其遊說蘭州西北駐軍副司令兼甘肅省主席郭寄礄起義。他回到蘭州與郭談後，郭僅笑答：朱德等以前是相識的。郭反告黃，黃在蘭州已處險境。

1949年4月黃萬里將妻兒遷往上海，5月辭去蘭州職務，經廣州到香港。在港期間，其兄黃競武在上海遭國民黨特務逮捕。黃萬里及其妻均利用社會關係多方設法營救，但終告無效，黃競武於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殘害於上海南市。1949年6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後由港至滬的第一艘郵輪迴到祖國。在上海受到陳毅等領導人的接見。他沒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學的邀請，留下來任教授，而是響應黨支援東北建設的號召，應當時東北行政委員會赴滬招聘團之聘，攜全家到瀋陽工作。8月15日離滬，17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領導人的接見，他們均囑其留在北京工作。黃萬里因已應聘東北，沒有留京。

1949年9月到達瀋陽，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他曾為局內培訓技術人員，講授過“水工學”、“工程經濟核算問題”等。在短短的八個月裡，到營口、齊齊哈爾等地區視察水利灌溉工程。每到一地，都對該處的工程技術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向當地的技術人員做報告，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最後寫出提案或報告。這類報告計有：“東遼河水利工程的意見”、“東北灌溉工程的經濟考查”、“對盤山農場的意見”、“對於查哈陽農場的意見述要”、“對於哈爾濱天理灌區工程的意見”以及“東北稻田用水量可否減低？”等。對於每一項工程他都十分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

東北水利總局顧問是黃萬里解放後接受的第一項任命，雖然他的父親在信中語重心長地囑咐過，要他“靠攏群眾、靠攏黨”，雖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終因未能妥善處理局內的人事關係，導致他辭職另就。

1950年6月黃萬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學任教。由於他兼備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講課深受同學的歡迎。他還採用新法，開卷考試。他前後教過的三屆學生，畢業後都成為水利工程的技術骨幹或高等學校的教師。在全國僅有的六名水利工程設計大師中，就有兩人是他的學生，他為此十分驕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學裡，還有他求學時代十分尊敬的老師在任教，還有他學生時代的工友在值勤，這裡的同事有些成為他終生的好友，他和這裡的師生員工親如一家人。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雖然在以批判親美（國）、崇美、恐美為中心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又首當其衝地成了批判的重點，但他誠摯熱情的性格沒有絲毫改變。在他調職即將離校的前夕，認真地寫下了“對於本院改革教學以提高質量問題的意見”（該校改名為唐山鐵道學院）呈送校方。此意見書實事求是，其中的許多真知灼見對現今的教學也不無裨益。

1953年因全國院系調整，他奉調至清華大學任教，在清華工作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時間裡，他完成並出版了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學》，這兩部專著被認為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水文科學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正值新中國第一次制定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的時期，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而近代其下游卻屢屢泛濫成災，治理黃河就必然成為新中國建設的重點，也成為當權者政績考核的亮點。當年中國政府曾請蘇聯專家為治理黃河擬定計劃輪廓，特別是在黃河下遊興修水利工程的計劃。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學者和水利工程師討論此計劃時，黃萬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1957年，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工地已開始籌建施工設備，陝州也改建制為三門峽市。當時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剛剛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召開了十天會議，徵求意見。黃萬里參加了七天，爭辯了七天。他在會上的發言未見公開，但從他發表於《中國水利》1957年第8期的文章《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該文系1956年5月作者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的，在《中國水利》上被作為批判的靶子），以及1957年5月發表於《新清華》第182期的短文《花叢小語》中可以看出，他對黃河三門峽水庫規劃意見的要點為：

1． 水庫的規劃違背了水流必然趨向夾帶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既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級支流里仍將沖刷河床而變成混水，最後仍將泥沙淤積在水庫的上游邊緣。在壩下游，出庫的清水又會加大沖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護髮生困難。因此，黃河的水不可能變清，也沒有必要變清。

2． 築壩的有利方面是調節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壞河沙的自然運行。在庫上游邊緣附近，由於泥沙淤淀下來而不前進，那裡的洪水位將提高。可以想見，毋須等到水庫淤滿，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游出現。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應設法儘量保持在原地，但對已經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卻相反地應該要督促他們繼續順水流下去。這才是人們了解了自然規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卻不是改變它的正確措施。認識了必須讓河槽內泥沙向下運行的自然規律，如果修了水庫，設法刷沙出庫就必然成為河沙問題的研究方向。而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刷沙出庫，均要求在壩底留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壩底開洞。

黃萬里從泥沙運行的原理說明修建三門峽水庫的弊端，他這一科學分析和預見，從三門峽水庫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驗證了。三門峽水庫1960年9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后橫向衝擊，使兩岸倒塌農田八十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中國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夢的文章《黃河大移民》中敘述了三門峽壩修成後黃河幹流淤沒了幾十萬畝耕地，四萬農民被遷往寧夏缺水高地，來回遷移十幾次，痛苦萬分的情狀。水力發電工程學會七位專家前往視察後嘆息不已，國務院派去高級官員看了也落淚，說“國家對不起你們”。同時，水庫內泥沙也開始淤積。到1966年，庫內淤積泥沙已達34億立方米，占庫容44.4%。三門峽水庫已成死庫，不得不在壩底炸開幾個大孔沖刷泥沙。實際上，黃萬里在他的切勿修壩的意見被否決後，又提出勿將江底六個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與會者的同意及國務院的批准，但現場施工時仍按蘇聯專家原設計將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後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萬元的代價重新打開。1972年水庫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臨潼，流沙距西安市僅13.6公里，嚴重威脅古城西安。

黃萬里的《改修黃河三門峽的原理與方法》一文，1964年9月由水利部印發，但未得採納。雖然如此，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也不得不從1965年動工改建，1973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黃萬里認為，改建工程未能糾正建壩時的錯誤設計思想，他力主必須讓泥沙排出水庫以挽救渭河兩岸，而建壩者則認為須攔沙上游，以防止下遊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壩以後，由於泥沙淤積在水庫內，人們只得將壩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開，似乎排出許多沙來，實際上排出的只是潼關以下庫內歷年的積沙，而每年隨水流衝下的泥沙仍淤積在潼關以上的黃河與渭河裡。1973年初，他為此再次致信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說明必須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壩外，才能挽救秦川於陸沉。事實再次驗證了黃萬里的科學論斷，改建工程未能解決建壩給上游帶來的災難。2002年春，曾長期負責我國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門的某高官帶領大批專家考察三門峽及其以上的黃、渭流域時，見到歷史上陝西省農業最發達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積、土地鹽鹼化、生態環境所遭破壞已目不忍睹時，也不得不承認：三門峽水庫已到決定存廢的時刻了。

無情的自然規律打破了人們期望黃河變清的美夢，但是認識這一規律，並向人們大聲疾呼的黃萬里卻被定成了右派。與蘇聯專家的設計意見相左本來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就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加之，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感召下，黃萬里又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了散文《花叢小語》。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在“什麼話”的黑字標題下發表了這篇文章。這是毛澤東親自點名批判的大毒草，“什麼話”三字就引自毛澤東批判它時用過的原話，其後沿用下來，作為《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在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的處分決定時，他的回答是：伽利略雖被投進監獄，但地球仍在繞着太陽轉！

《花叢小語》僅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過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馬路翻漿、節制生育政策的反覆、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的確定等，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這不正是當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內容嗎？黃萬里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四十六歲的壯年，他被剝奪了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他子女的升學受到影響，這正是他最感痛心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勞動，接受幾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還要遞上一份份違心的檢討書。

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毛澤東發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動員令。作為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橫掃之列。黃萬里被驅趕到校園勞動、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陰陽頭；他的家也被抄數次，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都被撕為碎片。不久，他又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園最簡陋的集體宿舍里；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的生活費；他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無論春夏與秋冬。但是，他從不自憐自艾，因為他懂得，現況非關個人，這情勢關繫着人民的安危。他也從不自外於人民，掃地之餘，仍秉燈苦讀，也熱心地看大字報。他常對子女們說：文化大革命以後，城裡人都不工作了，我們都是靠農民養着哪！他的詩《國子監教授擁彗吟》更表達了他誠摯坦蕩的胸懷：

國子先生且耆艾，蒼顏華發臨風前。/折腰擁彗揮塵舞，小語花叢累十年。/長彗長 彗圓木柄，三載相持亦夙緣。/掃來滿地琉璃滑，先生莞爾望雲天。/這邊行者過， 訝見先生深嘆息；/那邊學子過，掉頭疾去語竊竊；/亦有員工過，強抑笑容喜形色。/ 但見先生神韻逸，飄然乘化悠然得。/昔年剝削有餘愆，而今無給心安謐。/先生有 道出資封，先生有才仗工農；/斯道斯文堪掃地，斯技斯才要納忠。/閱歷江河如指 掌，青燈埋首憶艱工。/輒從揚子謀江利，忍對黃河哭禹功！/有策犯鱗何足忌，臨 危獻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濟蒼生秦豫冀。/欲趨彤庭奉拾遺，書生一得容生 計，/非關傲世玩才智，總是挈情憂國淚。

1969年他隨清華大學員工下放江西鄱陽湖畔勞動。在“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他又被指為特務。此時，已年屆六十的他，白天仍頭頂烈日勞作於稻田，夜裡又連續遭批鬥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暈倒在田邊。1972年清華員工撤回北京後，他又被送往三門峽繼續勞動改造，並接受群眾的批判。由於他曾就三門峽改建方案致信當時的總理周恩來，1973年初，被准許在監督下進入當時的“三線”潼關以上地區，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與河勢。1974年初，“批林（彪）批孔（子）”時，他雖因坦陳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又被揪回清華批鬥。但在1973年至1976年間，地方上相對穩定，校方在三門峽的領導對黃萬里的研究工作也給予了一定的照顧和支持。他便在頭戴右冠、邊挨批鬥、邊勞動改造的業餘時間裡完成了《論治理黃河的方略》、《論連續介體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論文，也寫出了大量的詩篇。他自認為，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穫。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黃萬里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他由衷地擁護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新政策。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終被摘掉，雖然依時間順序名列清華大學右派分子之末；1980年2月26日，清華大學黨委通知他：“黃萬里同志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這一紙決定終使其政治及工資待遇恢復到二十多年前。此後，他還擔任過北京市第六、第七屆政協委員。

1980年以後，黃萬里已達七十高齡，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國水資源利用的問題。寫出或發表了《論分流淤灌策治理黃河》、《論黃河斷流及其對策》、《論黃淮海河的治理與華北平原的整體開發》、《我看“黃河治理開發綱要”》、《論江河淮海綜合治理》等文，直到1999年10月他還在水利部召開的《黃河的重大問題及其對策》討論會上發表自己的見解。

黃萬里提出的分流淤灌治理黃河的方略立足於對河流生成及地貌演變的自然規律的認識，同時也立足於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實踐中經驗教訓的總結。

近半個世紀來，大多數學者把水土保持作為正本清源，根治黃河的基本方略。其理論簡單明了：泥沙留在原地不下來，河就清了，下游就不會淤、決 、徙了，河自然就治好了。但黃萬里指出，水土保持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以維護當地的農林畜牧業，因此是完全必要的，但卻不能據以治理黃河。他科學地論證了工程措施的水土保持違背自然界上游切割，下游造陸的必然過程。全面攔住泥沙不入河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在源頭攔住泥沙後，出來的清水仍將沿程衝起河槽中的積沙，把它帶到下游來。從地質演變歷史來來看，河北、河南、和山東平原乃是黃河的沖積錐體，無數泥沙構成這一龐大三角洲，而且仍在淤積之中，自然界這一偉大的造陸運動是不可抗拒的。況且就在這塊快速淤成的土地上，發揚了我國古代的固有文化，引起了漢滿蒙三族的中原逐鹿與文化融合。因此，黃河是一條好河。他諄諄告誡我們：黃河從黃土高原夾帶泥沙下行，不僅是自然現象，而且遵從着客觀規律。而凡切實可行的治河方略，只能依據客觀規律來制定。

黃萬里進一步指出，黃河夾沙過大陸架入海，陸續造成了由鄭州桃花峪開始的二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沖積平原，它在平面上是一個三角形，從立體看是一個隆突的圓錐體。在這個三角洲上，除大汶河從泰山出來以外，沒有支流匯入黃河，洲上的降雨徑流只能沿許多流派輻射出海，組成一個二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流派而不是流域。在三角洲地貌演變的過程中，長期的總結果一定是全面沿河程淤積延伸的。唯淤積使河口延伸；唯延伸壅水，使洲面淤高，兩者相互影響地進行着。人類定居黃河兩岸，築堤護岸，又使淤積集於兩堤岸之內，延伸集於一條流程的河口，於是淤積和修復堤岸加速，形成目前的懸河。在水沙向下運動的過程中發生的蒸發、滲漏、沿程坡減與沙口延伸合起來均會使任何三角洲上、任何懸河中，在長期內必然發生淤積。任何一種整治河道的方法，除挖河淘沙出堤外，都不能使三角洲或懸河不淤。當然水庫攔沙可使下游減少淤積，但泥沙淤積仍會從下游轉向水庫的上游，三門峽水庫建造的後果便是一例。因此，企圖把上游下來的泥沙通過集流全部輸送出海是違背力學原理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既然上游攔沙，下游集流輸沙出海違背了自然的規律，那麼怎樣解決黃河下游的淤、決、徙問題呢？黃萬里認為分流輸沙是唯一可行的治河策略。分流即是從桃花峪開始，在河底打開一二十個堤口，把河水懸沙連同底沙一起排向原有低洼的流路，輾轉出海。分流中沿途仍不免淤積，但這淤積是沿二十多條流派將泥沙疏散到廣泛的灘地上，一場大洪水分攤到大平原上就只剩下微量的淤灌了。他指出，世界上治理三角洲均採用分流淤沙，唯有黃河例外，這是因為人們沒有認識到黃河衝擊三角洲的頂點是在鄭州的桃花峪，而誤以為在利津近海處之故。他認為在三角洲上分流排水，正是順水之性，因勢利導，而束堤懸河、集流出海，乃是違背自然形勢的。

黃河自1972年出現斷流，且斷流頻率越來越高，斷流河段越來越長，斷流天數也越來越多。黃萬里認為這是上中游造壩、水庫以及水土保持工程造成的。這些措施對於當地的經濟開發是有利的，但對治理中下游黃河在策略上是無效的，且招來缺水斷流的災難。如今沿河已修成八個大壩，上中游水土保持已完成40%的面積，雖非得計，但這些事實已不容改變，唯一挽救方法是引長江水入黃河。他指出，東線調水所需抽水功率太大，極不經濟，且沿途攔截用水，因而是不可行的。中線調用丹江口的水是合理可行的，但不宜加高丹江口大壩以增蓄水。否則會擴大漢水卵石沉積造成的災害。他建議先調嘉陵江水入漢水，再導入黃河或黃淮之間的耕地，這樣工程較簡便。他還認為，從西線調長江及其支流等江水入黃河上游是最合理的長遠計劃。

八十年代長江三峽建壩計劃提出以來，黃萬里便寫文章、演講、多次致信國家最高領導人（共六次，三峽建壩開始前、後各三次），他奔走呼號：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黃萬里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個方面：

三峽高壩對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環境有諸多不利影響。長江出三峽，從四川夾帶了大量的泥沙並沖刷了河底的卵石到中下游，在地質史上建立了兩湖三江沖積平原，而且仍在不斷建立着蘇北和上海浦東的灘涂，合計江蘇東疆每年造地十萬畝，這個莫大的財富是長江從四川等地搬來的。在三峽大壩攔沙後，這些財富將不會增長，甚至受海流衝擊，海岸線可能退縮。在中游當江水高漲，洞庭、雲夢、鄱陽、太湖等湖泊起調節作用時，上游帶下的有機肥泥普遍施給了各省窪地，維持着良性的生態平衡。築壩後這些效用將告失去，不利於農業和漁業的發展。更為致命的問題在於，卵石和粗沙是長江在四川的干支流的造床質料，這些卵石終年下移，形成流動的河床。建壩之後，卵石部分將不能過壩排出，而沉積在水庫末端，這淤積將從重慶逐年向上游漫延，穿過北碚、瀘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終將抬高諸川洪水位，淹沒四川壩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壩。關於這一點，黃萬里曾在《水力發電學報》上發表文章，從理論和技術上作了詳盡的分析。

其次，三峽大壩的經濟核算問題。不僅應將其長期收穫的多種效益對比工程投資作經濟核算，而且必須計入水壩對於上下游生態環境造成的各種損失才算合理。而且，大壩的經濟核算及格，僅僅是其修建的必要條件。在經濟規劃中應首先實施的是經濟效益最優的方案，三峽大壩主要為發電，而多方面的經濟比較顯示，三峽電站的效益比分散在雲貴川湘鄂贛諸省山區的許多大中型電站要差得多。

從國防觀點看，三峽大壩無疑自動製造一個弱點資敵。若大壩被炸毀，則兩湖三江人民皆淪為魚鱉矣。

黃萬里的治黃策略及對於三峽工程的意見雖未被決策者採納，但他從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歷史和特性出發，全面、整體地把握江河的運動態勢；他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把因勢利導作為治河策略的指導思想；他新穎、獨樹一幟的見地，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除科學研究外，他也懷着極大的喜悅和高昂的熱情，培養研究生，為青年教師講課並指導他們的科學研究。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以後，他倍感焦慮，自責過去教學方面的缺陷，要求重上講台，講授治河原理。他的講稿集成長文《水經論叢•治水原理》。1987年他還曾赴美國多所大學講學，母校依利諾伊大學向他頒發了“傑出校友”的榮譽獎狀。

黃萬里自幼喜愛文史，着力於古詩詞的創作。在他生活的各個時期，無論榮辱，都留下了真摯的詩篇。他以詩言志，以詩抒情，詩歌成就了他藝術的人生。他將這些詩編成了小書《治水吟草》，金克木先生讀後，為其題詩曰：

昔有南冠今右冠，/書生報國本來難。/大堤蟻穴誰先見，/太息泥沙塞巨川。/

就在黃萬里殫精慮竭地思考治江治河的大計之時，病魔也偷偷向他襲來。1987年他做了第一次癌症手術。為治療癌症及其他重症，他先後做過四次大的手術治療，但每次又都頑強地站立起來，與疾病鬥爭了整整十五年。在這十五年裡他仍醉心於江河的研究，發表文章，給學生講課，向有關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他在病重時曾對自己的學生說：知識分子，特別是決策者的錯誤認知是最大的禍國殃民。我們受之於民的太多了，要竭儘自己的知能報效國家，我對興建三峽工程的意見，屢屢上書中央，先後六次屢挫屢上，我要求中央領導給我30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問題講清楚，可惜無此機會。我是看不到三峽建成的後果了，你們還能看見，幫我記着看看，但願我的話不要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

2001年，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還在學習使用計算機，對新鮮事物象年輕人一樣充滿熱情。就在這一年，當他最後一次走上講台時，他穿上了自己最喜愛的白西裝，但回到家中時已經站立不住了。在病重住院的最後日子裡，他仍十分興奮地準備迎接自己九十歲的生日。8月8日，當預感到將不久於人世時，他沒有給家人和子女留下隻言片語，卻用顫抖的手，向看望他的學生寫下了這樣的遺囑：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 《攔》為主，為主。

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 意，注意。

萬里遺囑

2001-8-8

2001年8月27日，黃萬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路程。離開了他魂縈夢繞的祖國江河大地。他走過了辛亥革命後的整個二十世紀，他遠非淡薄名利、更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國所有的知識菁英一樣，永遠背負着民族危難的沉重的十字架；他們不會忘記戰火中苦難的人民，也不會忘記洪水肆虐下苦難的人民。正如黃萬里詩中所說“臨危獻璞平生志”，臨危獻璞是他們的宿命。他們從西方學到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更學到了科學、理性的精神。他們懂得，科學的真理是獨立於任何個人或集團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們決不會為權勢或偏見而放棄科學的真理。這就是黃萬里在任何打擊和挫折下，總是坦然無忌的原因。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他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

他們活得太艱難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聲有色。

200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