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國吃學術的人士可分五種，也可以說學術有五種吃法。

　　 第一種是課題派吃法。此派人數眾多，以吃課題為活。課題是上面帶着一定經費分下來的，也有些課題是自己申報的，但是必須經過上面認可方可得着經費資助。經這一認可，該課題真正的學術價值還剩多少，就很難講了。經費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經費的多少往往與政治的關聯度成正比。一般說來，與政治關聯度越強，經費越高，而學術價值越小。某新聞學課題，其學術意義，我個人認為基本是零，屬於無中尋有、注水拔高，可是經費卻是二十萬。

　　 把經費完全用於科研，顯然不是申報此類項目的全部初衷。課題申報人只盯經費，遑顧學術。有些政治關聯度高的項目，所撥經費本身都比較寬綽，不言而喻，算是給予枯燥乏味、折磨心靈的經濟賠償。這項賠償不屬於合法開支，欲實現這筆金錢從國庫到個人的轉換，“做假賬”是不二之途（只能違背朱鎔基總理“不做假賬”的題詞了）。可以說，以納稅人的錢資助科研項目的做法，利端當然是很多的，這裡不論；弊端起碼有兩個：一是不見學術徒見金，污染學術淨土；二是報假賬轉移課題經費，褻瀆財務文明。學者本應是光明磊落的，可是挖空心思報假賬，其猥瑣不亞於匆促找洞的老鼠，甚是可哀。

　　第二種是打工派吃法。此派也是接手課題，只是與課題派的項目來源不同：課題派的課題來自政府系統，經費撥自國庫；打工派的打工項目來自具體單位（媒體、公司之類），經費由具體單位提供。所謂打工，即為具體單位打短工。比如為某一媒體搞一項問卷調查，或為某公司提供某項業務諮詢之類。這一派人數不多，但是對學術界的誘惑不小。

　　第三種是掮客派吃法。這一派把外國的學術著作翻譯到國內來，就像在學術的海關碼頭扛大包。

　　第四種是時證派吃法。是“時證”，不是“實證”。該派專為時下政治運動做證明。比如新聞學的時證派，就專為新聞媒體的宣傳戰役做論證。媒體一線集中“十六大”，該派立即寫文章跟進，不說新華社宣傳“十六大”很得力，便說《人民日報》某欄目宣傳“十六大”最巧妙。如果說媒體是為一線政治做宣傳，那麼時證派又是給一線媒體做鼓吹。新聞學術類刊物上，大量篇幅登載的都是這類時證派的文章。不獨新聞學一科如此，文、史、哲、經、法各科都有一批時證派。

　　第五種是自由派吃法。這一派的工作方式是自由選擇研究課題，不受上面劃撥的課題經費左右，完全聽憑內心的指令，覺得什麼值得研究就研究什麼，什麼值得寫作就寫作什麼。這一派人數很少，而且其學術成果很難發表，根本不成氣候。

　　某次會議上，一位老翻譯家兼教授說：“美國才200年歷史，它有什麼文化？”大學生們沒有這麼自信。他們常常向老師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大學的教科書裡，無論是什麼專業，無論是哪一門課，從頭到尾幾乎都是美國學者如何說，西方專家怎麼講，很少見到我們自己的老師提出過什麼觀點、我們本國的學者創立過什麼學說。裡面到處是洋名字，幾乎見不到中國學者的名字出現。”的確，我們的大學課堂成了拾美國學者牙慧之所，我們老師和學生的大腦成為西方學者思想的跑馬場。當然，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之類的課程除外。在這些學科里，我們只能學習諸子百家李杜韓柳。

　　一個觀點，一個學說，經過歲月的淘漉，最終進入世界學術共同語體系，必須具有提問的前沿性和回答的獨到性。試問上述五派，哪一派能提出前沿性的問題，並做出獨到的回答？

　　我們現在在大學課堂里傳授的學理，十之八九都是不見容於當世，更不可能得到官方的資助，從孔孟之道到啟蒙主義，莫不如是。以眼下中國學術研究人財資源的分布狀況論，中國大學課堂拾人牙慧，做別人思想跑馬場的日子恐怕還很長。其實只要是慧，誰的牙並不重要；只要是思想，誰來跑都無所謂，可憐見的是許多課題經費花消不明不白，許多學者的精力和生命浪費得可惜。

　　前不久媒體報道了北京大學培育世界一流大學師資的消息。消息里舉出的做出世界級貢獻的教授全都是搞自然科學的，搞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一個也沒有。北大每年以多少文科狀元入我彀中而自豪，可是，長路奉獻給遠方，玫瑰奉獻給愛人，我拿什麼樣的老師奉獻給你，我的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