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完我的三篇討論北大改革的文章後，我曾經以為該說的都已經說了，沒必要寫什麼文章了，連看了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後，雖然覺得甘陽的文章很差，也不願意反駁。我向來認為：甘陽被稱為“中國文化的班頭”，不過是中國文科實在是“山中無老虎”而已。北大改革的討論，所牽涉的知識不過是常識或接近於常識的東西，最多只是見識的較量。其中最有意義的主張一是本人極力主張的“教授治校”，一是甘陽主張的依法改革。很可惜，甘陽沒有進一步仔細闡述“依法改革”，卻搞什麼“華人大學理念”，結果實質性內容的兩個論點立刻被本人駁倒，只剩下了空洞的“華人大學理念”。甘陽不甘心如此，結果是《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也只不過是借胡適的話頭，再增加了一些一駁就倒的話語。

但本人偶爾想起一篇曾經看過的網上文章後，突然覺得有必要再討論教授治校對中國社會、政治等的影響。那篇網上文章寫的是大約一年前的採訪，裡面所提到的南京大學的老教授、老校長們都以為現在還實現不了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能夠給大學的教學、學術研究帶來的優點，大家恐怕都很清楚，大致能夠在三至五年內將中國的教育、科技提升半個等級到一個等級，至少使得中國在教育、科技方面回升到八十年代的水準。但為什麼他們認為現在實行不了教授治校？文章中沒有說，但原因恐怕是他們考慮了教授治校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認為黨和政府有兩個擔心：一、腐敗令人不滿，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將使得文科教授們沒有更多顧慮，導致或加劇文科教授們論證他們參與宣傳和論證的黨的政策的本質，反對黨的政策，黨的政策甚至可能被這些文科教授們剝掉畫皮。二、歷史上，當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學術自由、教授治校與五四運動等大學潮有一些關係，與黨的成立也有關係，導致了一個政權的滅亡（至少有關），黨還願意這樣重蹈覆轍嗎？

這兩個擔心看起來有理，但實際上非常荒唐，無一能夠成立。

官員腐敗將導致文科教授們剝掉他們參與宣傳和論證的政策的畫皮？這是不可能的，實行教授治校後，教授們得到了進行教學與學術研究更加良好的環境和更多的利益，他們作為得益者，普通教師也是得益者，為什麼要反對？更何況腐敗導致他們利益受損失的話，正常人都是就事論事地反對就是了，保守的、更有智慧的教授們為什麼卻去做不相幹的事情？另外，教育部的腐敗居然能夠導致這樣的反抗，那是何等嚴重的腐敗，這樣的教育部立刻統統解散都不過分。可以肯定，實行教授治校，只有官員教授們的教授職位是必定要被取消的，他們的腐敗利益被取消有可能導致他們的反對，但這些官員會去公開反對黨的政策嗎？還有，大學中過於龐大的行政後勤機構中的人員，過分占有的利益也會被削減，但這些人不是教授。

作為一個大的群體，教授中反對政策的人一定會有，是否實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都一樣，但作為一個有智慧、太保守的群體，不出現極其罕見的情況，教授們是不會與政府對著干的。本人絲毫不諱言：以前進行的改革就幾乎等於砸鐵飯碗的舉措純粹是錯誤的。而且，正是與缺乏中肯而尖銳的批評有關，現在腐敗盛行，貧富差距太大。推行政策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官員議論後就執行，缺乏制約，連批評都很難聽到，導致上級推行的政策，考慮不夠周全，在下面執行就註定要走樣，達不到預期的目的。中國正缺乏中肯而尖銳的批評。

由於傳統改變等原因，加上由於一流人才學理工，二流人才學文科等歷史原因，即使高校全面實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文科教授們也不可能擁有當年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人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了。當年中國實際上沒有專業傳統，只有文人傳統或文科的學術傳統，所以這些人影響極大，但現在傳統已經被改變了，是大科學家、傑出工程技術人員（不被人文知識分子視為知識分子）的人影響大、最受尊重，如袁隆平、王選（還有象已經去世的陳景潤）等。誰都知道，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文科人和理工科的人發生爭論，誰說了算？理工科的人說了算。本土博士和洋博士發生爭論，誰說了算？洋博士說了算。

從歷史來看，當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真的導致了一個政權的滅亡？這擔心極其荒唐可笑，真是胡亂誇大知識分子有無所不能、極其巨大的歷史影響力。可以說，當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或許與五四運動有些關係，但北洋政府的滅亡是因為這些原因？稍微知道點中國歷史的人都清楚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北伐。至於國民黨政權幾十年後在大陸的滅亡，雖然直接原因是與共產黨的戰爭失敗，但若全面考察，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一系列政策與執行的錯誤等原因導致的。黨的產生與五四運動有密切關係，可以說與五四運動有些關係而已，但與蔡元培先生在大學裡面實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關係更小，更不重要了。

民國時代的環境條件是內有內戰，外有外患，導致學生運動不斷，現在中國對外無喪權辱國之類的事情，內無內戰。唯一的問題是官員的腐敗和社會貧富差距巨大，但新一代領導人的懲治腐敗和推行公正的政策正在給人以希望，而且官員的腐敗問題並不直接影響每一個大學生，因此不一定會導致學潮的出現。

但中國高等教育目前的高價格，低質量對每個大學生都有切身利害的影響。大擴招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今年畢業，找工作難，幾乎一半人畢業即失業，如果失業大學生與失業工人、農民結合起來，就是一支長遠看來影響極大的力量。而且，社會對目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低，一種大致估計是：普通本科生大致相當於八十年代的專科生，碩士平均水平相當於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博士平均水平相當於八十年代的碩士。那種“不能夠用精英教育的質量要求來衡量大眾教育質量”的說法，只能夠在官員那裡推脫，對用人單位和社會，這話沒用。例如，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轉為大眾教育的過程中，為什麼沒有出現明顯的質量滑坡？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義務教育基礎比中國強，在明治時期就開始實行了義務教育。其它的原因由於本人對日本大學教育了解不夠，不說了。

但中國大學教育質量大幅度滑坡的原因倒很明顯：八九年的事件導致許多人才外流，不願意回歸，並極大地打擊了知識分子的進取心、創新、信心、勇氣、朝氣等，而人才是事業的基礎；教育部當年曾經下發文件搞學術腐敗，評了一些不上課、不搞研究的官員教授，使一些原來上課的教授也不上課了，而且沉重打擊了教師的積極性，導致一些教師努力鑽營官場而不是鑽研教學與研究（中國的大學準確地說不是大學，而是衙門）；學術評價體系採用的量化考評制度只看論文不看教學，導致許多教師只重視研究不重視教學，應付教學，而且學術研究還沒有真正收到實效等等。中國大學黨政後勤機構極其臃腫（許多大學中教師只占1/3甚至更少，黨政後勤人員占2/3甚至更高）導致的額外成本高，而且許多大學裡面教師的地位、收入還不如行政後勤人員，使一些教師不願意努力教學、做學術研究。還有如學官們不實行關鍵的真正有效的改革辦法，卻搞些能夠在報紙雜誌上拋頭露面，卻對教學、科研無益甚至有害的改革。以這樣的狀況，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不大滑坡才讓人覺得奇怪。

中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本來就確實不怎麼樣，靠學生素質高掩蓋，現在大擴招後學生平均素質下降就掩蓋不住，加上上面已經討論那些影響，高等教育質量更是大滑坡。且不說非常糟糕的文科教育，也不說我在《全面退步的中國中小學教育》中討論過的科學教育缺乏科學研究教育的重大缺陷，以中國的工科教育為例：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記憶里是記者採訪一個教育學教授，討論了根據IMD公布的2000年度評價結果，中國獲得合格工程師難易程度在47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第47位，倒數第一，獲得IT技術人才的難易程度列第46位，教授覺得很奇怪，覺得我國的工程技術教育應該不至於如此差，但他卻承認這是最權威的評價。以我所知，這是因為西方如美國的工程技術教育，講究理論等知識基礎寬闊，又注重研究性教育，精心設定實用性問題或各種現實中的問題讓學生解決或必須自己動手做出來，逼迫學生逐步熟練地融會貫通運用所學各個方面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往往會對已經學到的知識有更加全面、精深的理解掌握，教師又認真反饋，這樣，學生在理論等方面知識基礎寬闊，又精於如何綜合應用知識，培養的是適應能力強的工程師。但以我對中國工程技術教育方面的部分了解，中國學工程技術的大學生分專業太早，理論等方面知識基礎不寬闊，又缺乏教師精心設計的實用性問題或各種現實中的問題讓學生解決，或者教師反饋也不夠盡心（教師的積極性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培養出來的工程師還是按計劃經濟時代的模式培養，當然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適應能力，被權威性的評價列為倒數第一也就不足為奇。（我對中國工科教育只有部分了解，這些討論是理論上的解釋，但恐怕我的推斷不錯。）

哪怕是大學教育，過分依靠學生素質的教育也不是好的教育。

中國現在高等教育的情況是：大學生交費是有史以來最高的，高等教育質量卻是改革開放後最低下的，這種情況下，大學生中又不缺乏有組織能力、道德高尚、敢想敢幹的人，若這樣的評價判斷因為許多學生畢業即失業等切身的感受，加上用人單位的評價、社會的評價等的影響，或許能夠以巨大的壓力來解決這些問題，推動中國大學教育乃至中國的進步，但也有出現其它結果的可能。當然，一個國家的穩定進步和高等教育的發展，依靠這樣的事情來推動只會是國家的悲哀。

教授治校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國大學的官本位問題，也是實施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的關鍵一環，而且， 教授治校實行後，教授們運用權力做到讓行政後勤機構真正為大學的教學、科研服務，大學才能夠是真正的大學。所以，應立即實行教授治校改革。（實行教授治校後教授、教師們的拉幫結派現象恐怕會因為實行這個制度而表面化，因此必須立即實行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即本校生在兩年後才能夠回本校應聘，解決這個危害中國學術的學術近親繁殖問題。）

教育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提高中國大學的教學與學術研究水平。最好的方案是全面在中國的大學中實行教授治校為核心的改革方案，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和學術研究質量，並逐步穩妥地降低成本。次優的方案是讓清華大學拿出一個良好的全面實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方案，並在所有理工科為主的大學全面實行教授治校（中國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教授習慣於從實際問題出發來考慮問題，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考慮並解決問題，而且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與政治無關，因此理工科為主的大學應該率先全面實行教授治校），讓北京大學拿出一個合理的妥協方案，全國以文科為主的大學基本仿照此方案進行改革。但如果只選幾個大學做試點來進行改革恐怕是下策。

目前，中國的學生眾多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若不儘快進行教授治校，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並隨後穩妥地進行降低成本等改革，那麼，未來許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高等教育收費太高、質量低劣的評價一旦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中國將有許多人不願意在教育上投資，加上大約十年後，大學入學學生數下降，需求大幅度下降，而且這時就非常明顯（壓力極大）不得不進行這些改革，由於改革需要支付相應的成本，那就是在最不適合的時候迫於壓力進行改革，需求大幅度下降，成本卻進一步提高。因此，機不可失，時不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