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改革是要啟蒙的，知識分子們一直這麼說，從五四說到今天，老百姓也就深信不疑了。但是中國改革二十多年，一個最具諷刺的現象是：啟蒙者成堆的地方卻是改革的死角，如果以改革進度來衡量，這些死角可能比有待啟蒙的農村地區還要腐朽。

　　比如作協，為不少嚴肅作家所不齒；比如高校，內里積累的弊端與知識分子的集中程度成正比，大大損害啟蒙者的集體形象。

　　根據某機構最近的一個統計：中國的民主意識，知識分子最差，比工人、農民還要低，這就是啟蒙者所在的體制長期淤塞的惡果。

　　現在終於要改了，今天你是教授，明天就可以不是——以聘代評，一刀切在了知識分子最敏感的部位。力度不可謂不大，用意不可謂不善：徹底結束評定職稱的弊端，端掉鐵飯碗，能進能出，能上能下。

　　但是另有一點疑慮，則始終難以打消：聘任權操於誰手？會不會因此而導致行政權公然干預？

　　那個“職稱評定”，說穿了，就是讓知識分子評知識分子，裡面腐敗叢生，弊不止一。但從制度上說，卻有一利：尚不是官員評知識分子，學術評估體系還稍有獨立——一個副教授得罪了院長、書記，也看不慣本單位知識分子，只要他確有過硬的學術成果，就能突破行政權力的限制，把這些成果拿到校外社會化的職稱評定委員會去評定，一旦通過，他就能爭回這口氣。院長、書記在其他方面還可以繼續給他穿小鞋，但是對他的教授職稱以及隨之而來的工資待遇，卻只能承認，無可奈何。

　　改革了，以聘代評了，校外社會化的職稱評定委員會撤銷了，他必須老老實實回到本單位的那一張桌子前面來。坐在他面前審定他學術成果的再不是本行當學術同業，而是本單位同事與官員，其中一兩個很可能昨天上午就和他慪過氣。這就不難想象這個心高氣傲的可憐人，坐在這張熟悉的桌子前面，會是一張如何慘澹的臉。同樣是這個副教授，這一次申請就可能面臨不是晉升而是下崗的命運。

　　我是贊成改革的，而且贊成以聘代評。但是這一改革的前提是教授治校，學術獨立，這才能保證即使在校內“聘”，也未必比校外“評”差，勝者公正，輸者服氣，同時避免了鐵飯碗，帶來了人才流動。

　　但在今天內地高教界，行政權力並沒有退出學術評估體系，校長的招呼、院長的臉色，比在場的那些教授專家的意見更起作用。要改革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在這種情況下，說一聲以聘代評，就在全市推開，而且很快就會被其他省市仿效，其後果很可能是當改者不改，不該革者革之，行政權對學術獨立進一步擴張，高校內部官本位又一輪惡性膨脹。

　　三十年來，中國的改革如果有其成功一面，我無甚高論，無非“鬆綁”二字。松什麼綁？松行政權之綁。行政權在哪裡鬆綁，哪裡的事業就發達，就興旺。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並不神秘，與安徽小崗村一樣，既會有伯樂相馬的好村長，也會有薄婦刁民，當街惡罵。關鍵是行政權鬆綁，培育獨立的學術評估制度，即使沒有伯樂介入，也有制度保證千里馬不會被埋沒。如此積累一代兩代人的時間，高校才會恢復高校的尊嚴，才能出大師。

　　要改革，就應該向着鬆綁的方向走，“黨”要管“黨”，“長”要管“長”，書記管黨員，校長管院長；而在其他方面則大大方方，給教授們鬆綁，組建行政官員不在其中的聘任委員會。如果一個官員“雙肩挑”，那就讓他卸下一挑；學術有自信，就放棄官職；仕途有前景，則離開聘任委員會。恰如基辛格欲任哈佛教授，校方第一要求就是請他辭去白宮職務。這是學術的起碼尊嚴，已經夠可憐了，不能再摧殘。

　　學術尊嚴不關政治方向，無權有威，卻正是高校之所以為高校的命脈所在。萬不能在這個關節點向着行政權擴張的方向走，讓行政權吞噬所剩無幾的那一點“其他方面”。後者就不是改革了，即使勉強稱之為改革，那也是把“貓”說成個“咪”，如此正名，“貓膩”就來了。

　　改革應該是興利除弊，不能除一“弊”而興一“弊”，甚至興出一個更大的“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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