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 (之二)
時間:2011年9月21日 作者：沈登苗（獨立學者） 來源:學術批評網
關鍵詞:
三、雙重斷裂的代價
本文所謂的斷裂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斷裂是指文化、教育等社會層面的載體、舉措的非連續性；狹義的斷裂是指家族、家庭文化（也含基本生活資料）的非繼承性。我們探討的核心是後者，但闡述時廣義和狹義各有側重。因為社會層面的連續性是個人代際關係繼承性的基礎；後者的斷裂是前者非正常延伸的具體反映。“雙重斷裂”的概念，是相對於“一次性斷裂”而言。這裡的一次性斷裂，特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後代在文化教育上採取歧視的剝奪的、甚至“斷子絕孫”的政策所造成的學術天才斷層現象。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這些國家也幾乎都為此付出了學術水平倒退的代價。此外，類似的還有，在我國元朝和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統治者採取的民族歧視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國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而像當代中國那樣爆發“文革”，使新興政權內部出現“自毀式”的運動造成的人才再斷層，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社會主義中國之特例。這種第一次的裂痕還未彌合而再次發生撕裂的現象，本文稱之為“雙重斷裂”。其惡果是，千年累積的精英階層幾乎“斷子絕孫”。
（一）“十七年”之教育全面斷裂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的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國家。然而，“一窮二白”之外，有一個比較有利的條件至今仍被人們所忽略，這就是，與“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大批知識分子外逃或被驅逐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來。
據蠡測，1949年，全國具有初中[1]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大概有300萬-350萬[2]，其中，約九成左右的人留在了大陸；高級知識分子的四分之三也在境內，或不久由海外回國[3]。這一文化精英的整體素質，至少由今上朔近千年間，在華夏是空前絕後的。若僅從人才的角度考察，相對於民國，“20世紀後半葉中國知識界完全沒有理由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4]。遺憾的是，1949年後，“除非會弄核子飛彈之類”[5]，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沒有得以充分發揮。
歷史往往是必然性與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毛澤東時代尤其如此。1949年後，在思想、教育、文藝等領域，確定中共和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是必然的趨勢。然後，如果沒有電影《武訓傳》，曾被毛澤東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就不會這麼快地被拎出來示眾；如果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希凡、藍翎向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挑戰，毛澤東可能一時還找不准批判胡適的突破口；如果胡風遭遇冷落後選擇沉默而不是上“三十萬言書”，“胡風事件”不會這麼早地發生、這麼悲慘地結局，甚至可能不會引發大規模的肅反運動。而對建國之初漸進式的教育改革迅速轉變為激進式的政治蕩滌影響最直接的，莫過於突如其來的“朝鮮戰爭”。此外，實際主政教育的錢俊瑞其思想之“左”恐怕1950年代甚至“文革”之前，在整個黨政高級幹部隊伍里找不出第二個人！這多少會影響改造舊教育的“度”。
1.對民國教育的全盤否定與拋棄。如同民國教育不僅僅屬於民國一樣，新中國的勝利者們應該以文明傳承者的心態接管舊時代的教育遺產，並首先也只有在此基礎上發展教育，別無他途。可錢俊瑞在《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中劈頭就云：“蔣介石反動派所實行的教育，就是不為工農服務，而為工農的死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服務的反動教育。這種教育曾經戕害和荼毒了成千成萬的兒童和青年，使他們成為中國人民公敵的工具和犧牲品。”如此說來，不僅民國教育在性質上都是反動、有害的，而且把所有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們放在曾與人民為敵的位置上了。自然，這種教育要拋棄，接受過這種教育的知識分子都要改造。
全國解放後，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同樣，中共領導的教育，也理當從根據地轉移到城鎮；主要應利用新解放區的教育資源，由零散的、游擊式的、業餘或培訓性質的、不全面的非正規教育，轉入全面的正規教育，以承擔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材的重任。可錢俊瑞怎樣評估當時的教育狀況呢 ？“現在我們手頭有了些什麼便利條件？一，我們有了毛主席、人民政協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規定下來關於人民教育的正確方針。二，中國共產黨在其二十多年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鬥爭中曾經積累的豐富的工農教育的經驗……三，工人、農民現在急迫地要求文化……四，我們開始在學習蘇聯教育建設的經驗”[6]。竟把當時教育的主體——民國教育遺產踢除了！把自己不久前剛說過的 “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7]的話，立馬收回了。接着，他三言兩語，分析了困難後布置具體的工作。“在上述有利的和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和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第一，是加強工農幹部和人民解放軍的教育”；“第二，推行工人業餘補習教育”；“第三，是農民的業餘補習教育” ；“第四，是準備推行識字教育”；“第五，是舉辦工農速成中學”；“第六，全國各級學校都應該大大地為工農及其子女開門”[8]。除了最後一條體現政權性質的外，前面具體的五項工作都是臨時性或非正規的教育。這說明，作為執全國教育之牛耳的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不願承認民國教育有其合理的部分，更不想繼承；其工作思維還停滯在“延安”階段。這不僅與他所處的位子不相稱，事實上，也是偏離執政黨的工作重心，以及剛剛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的“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9]之方針的。正如費孝通當即批評的，這種“把舊教育看成完全是一堆腐爛的垃圾”[10]，壓根兒不承認民國教育的思想和繼續走非正規教育的路徑，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全國第一次高教會議上，得到了有歐美留學背景的教授們的集團性抵制，並使第一次院系調整計劃流產。於是，“錢俊瑞們”不得不有所妥協。教育領導層在不滿但又無奈的心態下，再次改變了全盤否定舊教育的思想，又回到了《共同綱領》和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定位，重申了“我們必須非常鄭重地和關心地吸收舊高等教育的一切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合理的成分”，強調“我們要堅決地同時是有步驟地和謹慎地改革舊的高等學校”[11]。正當漸進式的教育改革好不容易形成上下共識時，抗美援朝戰爭又改變了共和國的教育走勢……由此可見，建國之初，徹底、全盤否定民國教育的決策，是經歷了兩次反覆才形成的。
（1）打破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院系調整。集中火力，肅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影響後，錢俊瑞們撐握了在教育決策上的絕對話語權，歐、美派知識分子已毫無抵抗的能力；裹挾着思想改造的餘威，教授們以知識求生存的本能選擇，使一度“成為具文”的院系調整幾乎沒有遭遇公開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1952年的院系調整，是以組織措施的形式對舊教育的徹底否定。我們可以把這次高等學校大規模撤併的思路與執行路徑歸納於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包括取消教會大學與私立學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的教師，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學、重要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各大學與解放前的聯繫，或者說基本割斷原來教授與學校的聯繫，從而達到為新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實際權威的政治目的和便於駕馭的組織功能，為接下來的全面學習蘇聯、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掃清道路。
幾乎所有人把院系調整的主要弊端歸結為以理工分家為特徵的蘇聯模式。可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問題的本質。難道“十月革命”後蘇聯把莫斯科大學拆了嗎？院系調整的最大敗筆，是沒有保留幾所真正的綜合性大學。若當時只要留下清華、北大、浙大等三五所綜合性大學，而不是“一刀切”並首先肢解領頭的大學，則既能保持基礎性教學與研究的連續，又能大量培養應用型人才，可謂兩全其美。當然，這僅是假設，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繼承性、連續性、長期性是教育的基本特徵。一個國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學及其優勢學科是靠長期的經營與積累形成的。院系調整造成了我國高校長期積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學及其院系、學科、課題的大面積斷裂。這是影響當代中國為何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為何難出大師的直接原因之一[12]。
（2）留學教育的轉向與中止。向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是發展中國家改變落後面貌的有效措施和長期途徑。歸國留學生對20世紀的中國文化、教育、科學、學術都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李又寧教授指出的：“要是沒有難以計數的留學生歸國服務，在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中工作，發展各種各樣現代化，近百年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象。”[13]
向外學習不僅僅是學習者單方面的事。留學生派遣國與接收國之間雙方的合理選擇與有效合作，也都有個過程。在晚清留學的基礎上，民國留學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渠道是多樣的、操作是比較成熟的、效益更是顯著的。民國留學是民國留給共和國的極重要的教育遺產。1949年後，由於政治的原因中斷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等於放棄了一個雖無形卻是非常優質的教育資源；否定前朝近百年的取經，使幾代人的積累付諸東流而另起爐灶的思路，受損的是整個民族！
“一邊倒”後，留學的方向由歐美轉到蘇聯（含東歐）。向蘇聯派遣留學生，即使從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算起，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但當時國共雙方派出的都是革命者，造就的是“政治家”而非“學問家”。對《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1-6）》（科學出版社1991-1994年版）的研究顯示，在數百名1949年前留學歸國的中國現代科學家中，似乎沒有一個來自蘇聯。1949-1954年回國服務的1424名留學生，也無一人來自蘇聯[14]。也就是說，站在自然科學的角度，留蘇的起點幾乎為“零”。從留學的層次上講，新中國初期的留學似乎又回到了“容閎時代”——派出去的“大部分是中學畢業生”（甚至有工農速成中學的），既不經濟又影響質量，曾遭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批評[15]。稍後，雖曾一度有過“少派或不派高中畢學生”留學的決定[16]，但“文革”前的整個十七年，低學歷留學一直是主體[17]。又由於政審等原因，把一些學術苗子排斥了。故雖然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的近兩萬學子，是中國發展基礎工業和全面建立科研體系的骨幹力量，但“他們多是工程技術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現代科學理論上的先行者”。如果沒有民國時期的歐美留學生，“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現代科技事業”[18]。
1957年後，隨着中蘇“蜜月”的結束，留學規模也急劇收縮；60年代後，除了語言類（約占總數的九成）的外，規模性的留學停止了。即使對於歸僑學生出國的大門，也於1962年基本上關閉了[19]。期間還有若乾鮮為人知的史實：到了“文革”前幾年，留學方向又從蘇聯轉到古巴、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了。此外，1965年，向國外派出的留學生總數僅454人，而同年中國接受的越南新生（“經費全由我方負擔”）就達3092人 ！[20]一個大國、窮國，代培一個小國的留學生超過該大國、窮國自己向世界各國派遣留學生總和的近七倍！這在世界留學史上能找到第二例嗎？如此本末倒置的留學生安排，後人怎樣理解？
從純教育、科學的視角講，如果說，50年代初從歐美轉到蘇聯是留學層次的下降，那麼，十年後又從“老大哥”移向“窮小弟”更是等而下之了。結合諾貝爾獎得主幾乎都是發達國家培養的博士來分析，如果不恢復向發達國家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的政策，即使不發生“文革”，新中國要培養像楊振寧、李政道式的學者，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3）外語教育的轉變與限制。語言有口頭和書面兩種形式。學習外語，不僅僅是出國留學之必需，也是國內工作、學習的工具。從留美幼童開始，七八十年間，我們留學的國家基本上以英語國家為主體，日語、德語、法語國家次之。又由於英、美諸國及其傳教士在中國開辦教會學校更有百年的歷史，故在1949年前的中國，各級學校的外語教育以英語為主，且水平是不低的。“一邊倒”後，語言教育也有西語系旋即轉到斯拉夫語系了；引進的外文資料也然。可俄語教育當時幾乎是在“空地”[21]上開設的，這麼大的國家在短期內說轉就轉，問題自然接踵而至。
就師資與招生而言，一開始，包括教授在內全民學俄語，俄語教師供不應求。而大批英語教師轉業、改行；待1957年中蘇關係出現不祥和的徵兆後，就提出俄語、波語、捷語、東語各專業的學生大批轉入其他專業。其中，要求“波、捷語專業一、二年級全部轉學”[22]。也許是尾大不掉吧，直至“文革”前夕，實際需要的外語人才除俄語系畢業生過剩51%外，其他語種如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等系的畢業生缺額達35%-95%[23]。
再說外語在學校教學中的安排與地位。始而把中學外語幾乎全部改為俄語；“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設外國語科”，美其名曰：“是為了減輕學生學習負擔”[24]；1957年開始，雖然倡導大中城市有條件的中學，初中一年級開設外國語科，但就全國而言，到1964年，絕大多數初中仍沒有師資開外國語課。事實上，高中也沒有全部開齊外國語課，且當時中學學習外語的人數仍以俄語為主[25]。由於前期外語師資力量的削弱和後期結構、發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導致1954-1961年的八年高考不考外語或外語成績未記分，以顯示公平[26]。
外語課如此的來回折騰，如此的教學地位，其質量可想而知。以致“文革”前，國家有關部門制定《外語教學七年規劃綱要》時不得不承認“整個外語教育水平大大降低”[27]了。至於“文革”中的外語教學，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外語雖然不是自然科學，卻是學習自然科學不可或缺的工具，這對世界主流科學、語言之外的中國人來講尤其如此。又由於始學外語的年齡宜相對較小，錯過了最佳年齡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改革開放後，困擾第一代留學生、進修生的首先就是外語。竊以為，在新時期第一代大學生中，至今似乎還未出現世界級的科學領軍人物，與他們的外語水平先天不足也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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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竭澤而漁式的索取與對歐美歸來的留學生之防範。近現代世界科學發展史表明，重大的科學發現、發明，多數是在大學裡做出的，最新的知識主要是通過高校傳播的。故多數國家把科學研究的主體放在大學。通過對《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的統計表明，民國時代的科學家基本上在高校；1949-1952年，科學家的大頭也在學院。遺憾的是，為模仿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原在高校的科學家源源不斷地抽往科學院或經濟部門；院系調整後，科學家在學校與社會的分布倒了過來：形成了四比六，且還在向後者傾斜。至1965年，在全國高校的教授總數竟遠遠少於1947年了！[28]這固然與國內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業已展開、生產第一線的確需要人才與之服務有關，但也不無急於求成之嫌。
留學生既是“盜火者”，更是文明的傳播者。故留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學成回國後把了解的前沿問題介紹與同行、傳授給學生。又據對《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的統計，民國時期海外歸國的科學家，絕大多數安排在高校；1949-1952年回國的科學家，多數也在“象牙塔”內。可院系調整後，新歸來的科學家基本上被阻擋在高校的大門之外了；能進大學的，也大多是蘇聯而不是歐美歸國的科學家了。
出現重研究、實踐，輕理論、教學的行為，把掌握最新科學知識的留學生主要輸往生產一線，除了前面提到的“一邊倒”的思路，以及經濟建設需要外，不無對歐美歸來的留學生防範——擔心他們毒害下一代的意識，以及不願承認歐美科學的狹隘觀念。事實上，當時國家，一方面急切盼望着留學生返國，多多益善；可另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歸來的留學生的使用沒有放開，甚至許多單位不敢接受。如榮膺2007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閔恩澤院士，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工作四年，於1955年10月回到了闊別八年的祖國後，很多單位都不敢接受，接連吃了幾次閉門羹。最後分配他去了當時正在籌建的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為此，閔院士一直感恩當時接受他的石油工業部的部長助理徐今強[29]。閔博士學的還是當時國家急缺、又是與生產關係密切的專業呢……那麼，其他多數專業歸國留學生的安排可想而知了。當政府發現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時[30]，大規模的留學生歸國活動已接近尾聲了。
我們應該反思：為什麼即使朝鮮戰爭爆發，留學生報國的步伐也沒有放慢，而院系調整及朝鮮戰爭結束後，留學生歸國的人數反而大幅減少了呢？“反右”後，則規模性的留學生歸國為何停止了呢？當時（1956年）國家期待的、民國時期出去而滯留海外的“七千餘”學子[31]，基本上沒有召來[32]。
把科學家集中在科研、生產一線，的確有利於解決當時緊迫的問題，但高校的力量自然就薄弱了。院系調整後，大學講台上唱主角的是講師與助教，學生得不到優質的教育，科研、生產就缺乏後勁。不敢大膽使用從資本主義國家歸來的留學生，尤其是把他們拒絕在高校之外，這一方面，使“盜”來的文明得不到傳播與繼承，留學生的作用打了折，同時，又阻礙了更多的留學生回國。
要之，原高等教育體系的徹底打破、留學教育的轉向與中止、外語教育的轉變與限制、師資力量的削弱與疏離，勢必導致“十七年”教育與以往教育的全面斷裂。而在那無情告別舊教育的最初階段（1949-1955），無論是科學院還是大學，科學研究並未真正展開。1956年推行“雙百方針”後學術始有起色。可“早春的天氣”曇花一現，接下來便是“反右”等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席捲而來。
2.老一代學者的“臣服”和對有產階層子女接受教育的限制與剝奪。根據一代難以造就學者的理論，新中國科研人員的使用與培養，本應需要三代人的接力，才能基本完成學者階級出身的更替。第一代，大致是1920年前出生的；第二代，大致是1921-1945年出生的；第三代，大致是1946-1970年出生的。因種種原因，這中間的代際劃分可能會有串換，但對我們的分析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第一代學人，一般已是成名的學者，如李四光、錢學森等。儘管他們幾乎都出身於統治階級或有產階層，但這是建國之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一代。第二代學人，大多在1949年前受過教育，因而也基本上出身於統治階級或有產階層。這代人又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1949年前已接受過完整的教育，乃至留過洋的，如鄧稼先，但他們建功立業在新中國。另一部分，他們的教育主要在1949年後獲得的，如王選。這兩批人都是新中國學者隊伍中的第一代生力軍。由此對應到工作年齡，1980年前，學者隊伍仍應以原統治階級或有產階層出身的為主體。第三代學人，他們都長在紅旗下，在共和國接受教育。在同齡人中，這代人以出身在無產者或革命者家庭的占多數。但由於歷史的慣性，他們中原有產階層或統治階級出身的，在學者陣容里仍會占相當的比例。也就是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應是無產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學者，在數量上由少數到與原統治階級或有產階層出身的相等並超過他們的轉折期。進入21世紀，應是無產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學者占絕大多數了。質而言之，學者階級出身的更替，必須經歷三代約五十年的時間，方能基本完成。換句話說，20世紀下葉，中國傑出學者主要將從原上流社會家庭中產生。
如果按照這一規律，也許不一定大師輩出。但違背這一規律，一般不會大師輩出。遺憾的是，我們取向於後者。
（1）老一代學者的“臣服”。1949年前成名、以歐美歸來的留學生為主體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他們以極大的熱情迎接人民的新生、參與祖國的建設。但由於此前求學需要的經濟條件，決定了他們幾乎都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接受過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育，因而，他們的思想必須改造。建國之初，新政權需大量的知識分子與之服務。因而，思想改造的目的並不是想排斥知識分子，而是要他們“臣服”；在“臣服”、感恩的前提下使用、重用知識分子。於是，只要知識分子無條件服從、不提任何不同意見、最好能為自己的歷史抹黑來反襯新時代的正確、偉大，一般都會被使用乃至重用。事實上，50年代，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經濟與政治待遇是相當好的，許多著名學者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協委員，抑或是大學校長；他們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私人關係也不比他人疏遠。但真正的知識分子畢竟以獨立的思維存世、以文化專長為社會服務的，他們可以在政治領域失聲，但不會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放棄話語。如院系調整時曾遭到了他們的集體抵制；對學術界的外行批評、領導內行也提出過質疑。這就有了與新政權的衝突。而每次衝突的結果，往往會帶來更加的不信任。1957年的“引蛇出洞”與“陽謀”之計之所以能完勝，除了毛澤東高超的馭人策略和知識分子的天真與忠誠，也是他們多年積壓的委曲、不平、失落感的一次全面反彈。這場不對等的較量後，民國過來的知識分子要麼繼續住“金絲籠”[33]，要麼做他人的階下囚。“金絲籠”與階下囚，都可歸結為“臣服”。故“反右”後，“舊知識分子”作為靈魂上的群體業已“毀滅”。
“反右”後，接下去對付書生的一個政治運動是“拔白旗”。如果說，“反右”收拾的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那麼，“拔白旗”針對的是所有知識界的業務尖子了。從此，知識分子連專業上也不敢冒尖了，極大地扼殺了他們的創造性。
（2）1950年代高校招生對有產階層子女的限制。舊時代畢業的大學生，1949年後去國外留學的不多；民國年間派出去的留學生，無論建國前還是建國後回來，一般就沒有機會再出去了。這是為什麼？因為，革命政權要培養自己的人——工農及其子弟了。但要培養一個合格的高中生需要數年至十年左右的時間。故1950年代，大學不得不也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中招生。但當局採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二種：第一，限制學校與專業，許多出身不好的優秀學生不能進入重點大學、重要專業進。第二，基本不讓留學。當時留學生的政審非常嚴，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尤其是50年代中期後，成績最好，也被這一關卡死了。所以，當時上層雖已察覺到低學歷留學效果不高，但也無可奈何。因為“自己人”就這麼多。隨着工農出身的中學生逐步增加，這兩個限制就越來越嚴了。與之對應的是大學生畢業的分配，也常常受制於出身：工農子弟、黨員，尤其是革乾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機關；出身不好的，就去邊遠地區、工礦企業。
不過，儘管當時有直接限制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報考大學的情況，但由於50年代，除了1957年，其餘年份高校錄取的名額都大於或接近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且截止1960年，高校錄取總數超過了高中畢業生之和[34]。故對有產階層子女的限制、歧視，如上所述，主要體現在學校、專業和求業的好壞以及不能留學上，這些人的總的升學率並不低。據對羅祝立博士綜合的材料分析[35]，我們認為，因政審被剝奪接受高等教育的，僅占出身不好的20%左右。當然，被剝奪的整體上可能是最優秀的。他們之所以被剝奪，一般情況是因為政治背景複雜，也通常是積累更深厚的。
（3）1960年代有產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權利的基本剝奪。紅色政權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在培養勞動人民子弟接受初中等教育上，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原始積累告成。同時，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步伐已相對放慢，高校招生完全在勞動人民子弟中錄取的條件業已成熟。故60年代始，高校招生對有產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從50年代的限制、歧視，發展到遺棄。“黑色部類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農林、地質、師範類大專院校，但在1963年後，大學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這方面的歧視實際已發展到中小學，大城市的重點名牌中學也開始拒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農村則更左。隨着升學競爭的激烈，“文革”前，成分不好的子女上高中甚至初中也難了。
3.一代很難成為學者。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歧視乃至剝奪有產階層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似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找不到答案。“甚至不符合古典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它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36]。可“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後的東歐諸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對有產階層子女接受教育的歧視乃至剝奪的情況。但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正是這一違反人類發展規律的行為和徹底否定舊教育，以及急於求成、超速發展高等教育的決策，是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培養的高端學術人才，既普遍不如變革前，又不能與同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提並論之最直接的原因（詳後）。中國也不例外。有所區別的是，我們的“歧視”與“剝奪”經歷了兩次；繼50年代後，“高校大躍進”在上世紀末再次實施，且至今還在繼續，則後果也都將更加嚴重與深遠。
（1）欲速則不達。打江山，坐江山，是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後贏者的一貫思維。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新貴一般打破的僅是舊的國家機器，掌控的主要是政治權力和軍事指揮，對前朝遺留的文化並不基本否定，而是大都繼承；對文化遺民，只要不對抗，就不會與他過不去，即使曾經的暴力抗爭者，如果放下武器，通常也不會秋後算賬，甚至仍會得到新朝的重視。如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清兵南下時組織“世忠營”武裝抵抗；明亡，屢拒清廷徵召。但他不僅能全身而退、隱居著述講學，還得到清廷的尊重。與黃宗羲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王夫之、顧炎武，也都有相似的經遇。更不同的是，新政權不會與前朝的整個有產階層過不去，他們及其後代，可與其他的子民平等地接受教育。正是有這樣一個傳統，才使中華文明歷經千年而不墜。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粉碎舊的國家機器、剷除剝削階層的經濟基礎、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等，這是人民政權的性質決定的。但基本否定前代遺留的文化、教育是否必要？尤其是歧視、剝奪整個舊社會過來的有產階層、社會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即使沒有考慮到今日的後果，也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與情與理都講不過去的。因為他們的子女是無罪、無過的，正如早期中共高層基本上出生在有產者家庭一樣，這並不是他們的錯。
一般地說，決定教育的基礎是經濟。土地改革及其不久，在占中國人口極大多數的農村，地主、富農階級的經濟基礎已被摧毀；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後，民族資產階級的收入也得到了遏制。用不着太長的時間，原有產階層的經濟水平就會被無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骨幹、黨員、幹部階層所超越，則多數優質的教育自然會輪到新的統治階級及其子女身上。可新中國的締造者們，這一幾十年的時間等不及了。他們朝氣蓬勃、雄心萬丈，不僅希冀在最短的時間，蕩滌舊社會遺留的一切污泥濁水，還要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國富民強的社稷。這自然要把教育放在先行的位置。繼短暫的過渡後，在人才問題上覺得民國遺留的文人不放心，只能批判、限制地使用。於是，執政者做出了“自己培養人與培養自己人”的決策——必須儘快建設屬於自己的人才隊伍；要培養自己的人——工農及其子弟成材。隨之而來的，便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提速和歧視、剝奪整個舊社會過來的有產階層、社會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的具體政策的出台與實施。任何決策都是有利有弊的，這些也不例外。利的方面講，高等教育的飛速發展，能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材的出產自然就高，較能適應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農子弟優先入學，體現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權性質，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有利於開展各頂工作，保證政權的穩固。但教育的發展與文化精英的更替有其自身的規律，違反了規律，弊端就會出現，甚至得不償失。
第一，高等教育的三次躍進與優質資源的稀釋。建國伊始，執政者對民國教育做了徹底否定。“文革”對前十七年的教育也做了基本否定。新時期撥亂反正，對“十七年”的教育做了肯定。應該說，“文革”前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體現在教育的普及上。但對這一時期的教育質量特別是高等教育質量，今天尚無充分的討論。我們若從師資的角度切入，就會覺得“文革”前十七年的高等教育質量，相對於民國是下降的。
1947年，全國有教授6816人、副教授2514人、講師3426人、助教4184人，教師合計16940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比例分別是40.2%、14.9%、20.2%、24.7%。到1949年，全國有教授4785人、副教授2168人、講師3742人、助教5364人，教師合計16059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比例分別是29.8%、13.5%、23.3%、33.4%。從教師總數上看，1949年與1947年並無明顯的變化，但具體到各職稱，教授少了2031人，流失30%，副教授少了346人，流失14%，正副教授合計少了2377人，即流失四分之一。由於當時國家採取的是包下來的政策，且教師還沒有向其他領域流動，故這批教授主要去了國外。
1949年後任職高校的教授人數一直呈下降趨勢，到1977年，只剩下2288人，僅是1947年的三分之一[37]。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國初的十餘年間，高等教育發展卻出現了三次躍進。第一次，1952年[38]，高校招生7.9萬，是1949年3.1萬的2.5倍；第二次，1956年，高校招生18.5萬，是前年的1.9倍；第三次，1958-1960年。1957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萬，僅是上年的57%。1958年，乘國民經濟大躍進的東風，高校招生26.5萬[39]，又是過去一年的2.5倍[40]。高校“大躍進”的1958-1960年，三年共招生86.2萬[41]，其任何一年的招生數，都超過民國時期畢業的大學生總和[42]。其中，1960年招生32.3萬，是1949年的10.4倍。在某一時段，若總的增長率相同，則這種隔一至三年翻一番，甚至更猛的增長模式，比相對勻速的高增長率的負面影響還要大。因為這完全打破了教育規律，無法進行正常的教學。1961年開始，雖然高校招生又大幅減少，到1962年，又回落到10.7萬，僅是1960年的三分之一，但至“文革”前的1965年，在校大學生仍有67.4萬，是1949年的5.8倍。和平時期，如此大起大落而總體高速發展的現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並不是常態。再分析1965年度的師資情況：全國有教授3506人、副教授4382人、講師29200人、助教89417人，教師合計126505人（不含教員11611人，下同）；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比例分別是2.8%、3.5%、23.1%、70.7%。乍看，高校教師是1949年的近8倍，但增加的絕大多數是助教、講師等低層次的，而高層次的教授、副教授仍只有1947年的85%。如果按教師隊伍的結構與民國做一比較，差距更為懸殊。1965年，教授在教師中的比例僅是1947年的1/14；副教授在教師中的比例也只是1947年的1/4。教授、副教授合計在教師中的比例約是1947年的1/9[43]。則精英教育的效果如何，就不難想象了。
與今天的主政者始終保持自我感覺良好不同，上世紀50年代的教育部長們，有一個十分可愛的優良傳統——勇於擔當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就為後人留下了考查當時教育質量之權威的第一手資料。從馬敘倫到張奚若再到楊秀峰，都勇於承認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質量問題。如1952年，“錄取的大學生有不少的人只考二十分，入學以後有相當數量的學生跟不上班”，對此，馬敘倫與張奚若都表示過強烈的不滿與不安[44]。此後對教育質量雖有所重視，但“有的地方小學留級生竟達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中學留級生有達學生總數百分之十七的。畢業學生程度也差。如1954年高中畢業生投考高等學校理工科，數學不及格的占報考人數百分之七十三，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二。有些地區初中畢業生投考高中，不及格的人數竟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六。這說明我們的教育質量是不高的”[45]。而當時外語考試已取消。無疑，外語成績肯定更差。由於當年高校錄取的新生是應屆高中畢業生的1.35倍[46]，則意味着這些不合格的考生幾乎全部錄取。換句話說，1954年錄取的大學新生，多數人的多數主課不合格。對於當時“高等學校所培養的幹部質量不高”的原因，楊秀峰的分析比較到位：“在過去幾年發展中，沒有嚴肅地考慮到學生來源和師資條件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片面追求數量，對於保證質量注意不夠。”[47]而似乎沒有證據能表明，此後十年高校招收的新生質地和任教老師素質，比前五年有明顯的提高！
在第一次高校躍進時還有一個插曲：為了適應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多容納新生”，教育部決定理、工學院1952-1953年的三年級大學生提前一年畢業[48]。我們認為推出這一舉措的兩個理由都不充分。首先，當時至少還有30萬知識分子失業[49]，而且，到1957年，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還沒有妥善解決[50]。其次，為了多招新生而叫在校學生，尤其是叫本來就因政治運動而耽誤了的在校學生提前畢業，這是什麼邏輯 ？[51]嚴酷的現實是，這批正規學校肄業的一部分學生，1956年後又不得不到業餘高等學校中去“回爐”了[52]。這就是違反教育規律而自食的苦果。
由此可見，1949年後，先天不足的不僅僅是“文革”一代的學生；教育決策中的熱衷於打破常規，也不始於今日。事實上，共和國的高等教育一開始就走上了“快車道”。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出指示：“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53]這些決策的兌現，自然是優質教育資源的稀釋，付出的代價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滑坡；再有這些先天不足的一代，去擔綱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形成了不良循環。
第二，千年積累的“讀書種子”基本斷裂。統治階級、有產家層的子女往往能受到更好的教育，這已被中外歷史所證明。但易代之際的過渡階段，新的統治階級一般不歧視、排斥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子女接受教育。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主體是官僚階層。而官僚階層的基本構成是讀書人，他們是書香門戶和文化承載的主體。故改朝換代並不影響多數書香家庭的自然延續。但由於權力及其權力導致的財富來源的喪失，這類書香家庭持續的時間不會太久，除非家庭中有人再度躋身於官僚階層或經濟地位的重振。否則，二、三代後多數破落戶式的書香之家，必然會被新的統治階級及其子孫所替代。同時，新的有產階層整體上絕對不是靠剝奪他人的家產或夜遇橫財產生，而主要靠勤勞、吃苦、節儉、天賦（包括體質）、智慧、機會（有時也包含運氣）、膽略、經營等起家的，要不社會發展史（包括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富人）就無法解釋。能進入這類階層的家庭，其經濟地位上升時的第一、二代，往往沒有條件讀書。只有他們完成了財富的原始積累，大致達到了小康（如中、小地主）以上的生活水準後，才有可能供子孫長期讀書應試。無數的新老地主家庭，形成龐大的官僚、書香的後備軍。再經歷幾代的洗禮，這類階層的少數家庭上升至統治階級，部分家庭保持原貌，而更多的家庭會衰落下去，又回到貧窮的境地。除此循環往復，中華民族千年賡衍；約定俗成，龍的傳人的讀書種子世代延續。而思想家、科學家就是薪火（這裡包括物質與精神）相傳中的傑出代表。從孔夫子到王陽明、從沈括到華衡芳，凡炎黃子孫的學術大師有幾個產生在無產者之家？
時至民國，一代難以產生學者的規律基本沒變，所不同的是，書生家庭來源的具體構成出現了變異。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經濟結構逐漸發生變化，致富的門路和機會增多，財產原始積累的周期縮短，社會精英更替的步伐加快。廢科舉後，雖然站在權力的角度，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但他們謀生、服務的渠道增加、擴大，而且知識分子離開體制，依靠自己的才智（部分或某一階段藉助父兄的力量）也能比較體面地生存。獨立的經濟催生現代獨立的知識階層破土而出。由於在新式學校尤其是中、高等學校讀書成本不菲，渡洋留學的川資更非下層民眾能及，加之成材環境已離不開城市，這又加深了讀書人對財富的依賴。故民國的讀書人與知識分子的家庭來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接受教育的諸多因素中，權重向財產傾斜。在此背景下，主要由地主等有產階級轉變過來的工商階層的子女崛起於知識界。據鄭若玲教授對建國前廈門大學2356名學生家庭出身的統計，家長職業為工人、農民、軍人、學界（知識界）、政界、商人、其他等七大類的百分比，依次為2.21%、13.54%、2,46%、21.3%、17.74%、40.07%、2.67%。學界、政界、商界三者相加接近八成。又由於軍人中有軍醫[54]，農民中應該有一定數量的地主、富農，其他類的也不可能全是貧寒子女，故筆者有理由推知，民國時代能跨入廈大校門的，有九成左右是來自有較高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家庭。廈門大學在民國高校中的地位屬中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55]。故由此判斷，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也主要來自有產、有文化的家庭。這一結果，與毛澤東的舊中國的文化人，被“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富農、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壟斷（即使識字的，也“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裕中農”） 的分析吻合[56]，也與科舉時代進士、舉人的來源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商人後代異軍突起，這從縱的方面看，是中國歷史的進步；以橫的角度比較，與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的社會構成相似，便利傑出學者的培育。
總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風尚發生劇烈變化的1949年前的百年間，知識階層的來源做了很成功的過渡與延續。據筆者的長期觀察，民國時代，不僅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師幾乎都產生在有產、有文化的家庭，就是六百位那個時候成長的中國現代科學家，也有九成以上來自有產、有文化的家庭。這與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出身相當接近。剩下的，一般也得到了他人的幫助。在此，順便披露，把數十個貧寒子弟培養成為中國現代科學家的努力中，各層次的教會學校功不可沒。
十分遺憾的是，千年延續的“讀書種子”1949年後基本中斷了。
民國過來的有產階層的財產被剝奪，其絕大多數人員成了革命政權的專政對象，那個時候過來的知識分子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有產階層和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入黨、入團、提干、參軍、求學、分配、招工、晉級等凡向上流動的方方面面，乃至婚姻，都整體受到了歧視。
建國之初，到底有多少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又有多少人受到了“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牽連？由於相關檔案沒有開放，既沒有充分研究的條件，更沒有權威的數據。中山大學李若建教授認為：“以有2000多萬四類分子計算，受牽連的人口超過一億，大體上占總人口的15%左右。”[57]我們基本同意這一判斷，並結合李文對“四類分子”的構成和社會背景做一粗略的交待。
“四類分子”中的主體是地主、富農。土地改革以戶為單位劃分階級。1950年《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58]，凡18歲以上的生活在地主、富農家庭的成人，一般都劃為“地主”“富農”。現根據1950年農業生產年報資料和各地區土改前各階級比重推算，獲知土改前地主、富農有4332萬，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的9.4%[59]，占當時大陸總人口55196萬的7.8%[60]。假設18歲以上的可劃為地主、富農的成人占這類家庭人口總數的一半，就有2166萬個“地主” “富農”。地主、富農是那個時代有產階層的主體和統治階級的基礎。掌握這一基數和計算方法，有助於我們了解1949年後的三十年中“賤民”的總數、結構和變化。
反革命分子的定義和構成比較複雜。反革命分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兩種。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61]舉偶的現行反革命、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62]羅列的歷史反革命，都很抽象和籠統；反革命又沒有像地主、富農那樣有劃定的指標，在相關檔案開放前，其確切人數和構成恐怕誰也說不清。據當時參與鎮壓反革命的原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幹事況浩文告知：“偽軍連長以上、偽政權保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三青團區隊長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貫道點傳師和壇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63]我們認為“反革命”中的上述人員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統治階級，並假設其人數為200萬，連同家屬1000萬，占1949年全國總人口的近2%。而其餘部分的反革命尤其是現行反革命，則大都來自社會底層。
“壞分子”主要是盜竊、詐騙、強姦等刑事犯。據李若建的估計，“壞分子”約占四類分子的5%-10%[64]，若取其中間值，為200余萬。由於“壞分子”大都是社會敗類，故我們把“壞分子”本人基本上排斥在當時的上層社會之外。
綜上，建國之初，四類分子大約有2600-3000萬，加上受牽連的家屬合計8000萬左右，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5%。
隨着新政權的日益鞏固和自然死亡的增加，固有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占總人口的比例會逐步下降。但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歲月里，新的“四類分子”和“准四類分子”也在不時地湧現。不過，除了眾所周知的1957年中“陽謀”的55萬右派，更多的政治犯、失意者和變質分子卻已消逝在公眾視野。如在“三反”運動中，僅在全國縣以上的黨政機關，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120.3萬人[65]。又如，因子虛烏有的“胡風事件”而引起的1955年的肅反運動，“卷進去400多萬人”[66]。再如，“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此外，一百多萬民族資產階級也逐步失去了政治話語權。所以，政治賤民及受牽連者，在“十七年”中的各階段大致保持了開國頭幾年的比例。當然，不少在運動中受衝擊的人不一定是專政對象；肅反中的錯案及“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等，許多人不久甄別後就平反、“摘帽”了。如據1962年8月的統計，“共為695萬人平了反”[67]。可好景不長。稍後，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更緊了。“舊知識分子、原工商業者、資方代理人、高級職員、一般海外關係者、舊藝人班主、原國民黨起義人員，以及作為統戰對象的民主人士等”“就被完全溶進黑色地帶”；即使“1949年後培養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也“都被整體劃入資產階級”[68]。
還要揭示的是，政治出身這個“東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玩意兒。即使在階級鬥爭稍為緩和的時期，哪怕是雖已平反、“摘帽”的分子，相對於政治、歷史清白的人仍然低人一等。在碰到參軍升學等上升機會時，他們的子女是競爭不過那些“根正苗紅”的工農子弟的。所以說，那個時代，黨的階級成分政策能全面、始終地貫徹，除了執行者受“寧左勿右”思想的支配，怕被扣上“階級立場不穩”的帽子影響升遷外，還與有切身利益的“紅五類”的“虎視眈眈”相關。許多場合，雖以革命的名義，實質是個人利益的博弈。那麼，在政治高壓與個人利益的雙面夾擊下，“四類分子”、“准四類分子”子女想不受牽連，實屬意外了。
本文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討論建國之初“四類分子”的性質和其作為剝削階級的經濟來源；僅僅指出，其中的三分之二，即占全國總人口10%的屬於民國時期的有產階層、統治階級或上流社會，是屬於那個時代的成功人士，是書香家庭的主要來源。他們及其子女，壟斷了20世紀上葉中國的文化與教育。至於接着倒霉的右派和民族資產階級等，許多更是知識精英或曾經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外教育史、人才史、學術史表明，本來在1949年後的約半個世紀內，新中國的著名學者主要將從這一階層及其子女身上產生。現在，既對這一階層進行了專政，又對其後代在文化、教育上採取歧視的、剝奪的政策，使沒有階級性的科學、教育，作為階級鬥爭的奠品犧牲了重要的部分，也等於基本篩掉了本國、本民族最優秀的學術種子，學術人才的基本斷裂就不可避免了。
（2） 大學畢業生質量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教育都是教師和學生兩大部分組成的。既然原有的優秀教師大量外調，教授人數不斷下降，新歸國的歐美留學生難以作為新鮮血液流入教育界，又由於高等教育的“跳躍式”發展，使教授的教學負擔大大增加，所有這些剛性的因素，使優質的高等教育師資力量大大稀釋，自然亦即必然會影響到質量。同時，一般的文化教育、知識傳授、技術培訓，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適用的，成效差別也不會太大；唯獨對於學者的培養有特殊的要求。首先要求有天賦，民間所謂的聰明人。不可否認，多數諾貝爾獎獲得者是有天賦的，是聰明人。你能說楊振寧、李政道不聰明、無天賦嗎？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上流社會、成功家庭的子女整體上的遺傳比一般家庭優秀。否則，何謂優生優學？其次，要有興趣。前面已說過，中國新興階層的最大關注是權力，即使那些高學歷和留學生，最後也往往會把主要精力用於仕途。1950年代留蘇學生的最亮點在權力的尖上，即是最好的註腳。對學術感興趣的，一般是已成功的家庭或破落戶的後代。現在把原壟斷文化的階層和有較好遺傳、對學術感興趣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給予限制與排斥，等於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基本剔除了最優秀的學術生源。當師資和生源都出現問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時，教育質量自然就走下坡路了。
“文革”前，對當時高等教育的質量“實際上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早在“反右”前，社會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已發現了科學家的斷層現象，他對新生代的大學生不抱大的希望[69]。1963年，在部分工科院校負責幹部的座談會上，“有一些老教授認為，解放以前的高等學校畢業生有‘後勁’；1953年到1957年這一階段的大學畢業生，有‘前勁’而無‘後勁’；而1958年教育革命以後的大學畢業生呢？既無‘前勁’，又無‘後勁’”。儘管這些觀點不久被否定[70]，然而人們不願看到的是，陶孟和等的分析與預見，不幸被言中。
以《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為例，上世紀中葉的大學生成為現代著名科學家的人數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又如，23位“兩彈一星”功勳，有21個是民國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一個“52後”[71]。再如，新世紀才產生的18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大學畢業的時段分別是：1949年以前的有11人；1950-1952年的有4人（內有肄業1人）；1953-1958僅3人（內有肄業1人）。亦即無論是“兩彈一星”還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上世紀60年代後大學畢業的科學家都與當代中國代表性的科學成就獎絕緣！儘管那代大學生里有相當多的人已進入“古稀”。
至於1949年後培養的社會科學家，更不能與潘光旦、費孝通、錢鍾書、季羨林那代比肩為伍了。
（二） “文化大革命”之社會全面斷裂
革命勝利後，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後代在文化教育上採取歧視的、剝奪的政策，造成了“讀書種子”的斷裂。但第一次斷裂的程度是基本斷裂，還不至於幾乎完全斷裂。若不發生1966-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讀書種子”會逐步增加，更不至於幾乎“滅絕”。因為，在新的統治階層，雖然有產階級出身為主的第一代共產黨人已不多，但各個革命時期，都有背叛原階級的知識青年和中共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源源不斷地加入建立新中國的征途中。第一，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各根據地培養過數萬知識分子；第二，抗日戰爭時期，因統戰的需要，吸收了數以十萬計的地主、富農和其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到建國前夕，在數百萬解放軍中“革命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72]；第三，解放戰爭的中後期，在國統區有大批青年學生加入地下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民主青年團、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此外，還有各民主黨派、華僑和其他階層對革命有功的知識分子。筆者估計，1949年後約有60萬人左右，占總數20%上下的知識分子本人或家庭不僅沒有受到歧視，而且，還作為既得利益階層得以比較體面的延續。
又由於“十七年”中，在無產者身上已整整培養了一代知識分子。那麼，如果不發生“文革”，到建國三十周年，新老書香或精英家庭的數量將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一旦遇上如70年代末的開放時代，這些書香或精英家庭的子女去發達國家留學，如同40年代的民國留學生一樣，到90年代後很有可能再次“井噴”，湧現出楊振寧、李政道那樣的人物。
可歷史不承認假設。
繼拿槍的敵人、地主與富農、民族資產階級、右派和敢於提意見的“彭德懷”後，毛澤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曾經的戰友、時在一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先摧毀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再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又發動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等無數冤案，殃及上上下下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
“文革”打擊面最廣、人生落差最大的是老幹部。但受害最深遠的是文化教育和知識分子。整整十年，幾乎沒有一個文化或教學單位不受衝擊；沒有一個課題或實驗不至中斷；沒有一個教師或學生不被耽誤；沒有一個上流或知識家庭不受牽連。這是地球上絕無僅有的大蠢事。“文革”中，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倒霉？在那“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人倒霉，株連九族”的時代[73]，又有多少家庭、個人受到牽連？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曾指出：林彪、“四人幫”“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74]。這裡，葉是指“文革”中製造的“冤案、錯案、假案”，顯然，不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壞、右”。而即使“文革”中，不管哪一派得勢，“地、富、反、壞、右”始終是墊底的政治賤民。現在，原“五類分子”加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特務等“四類”，變成了所謂的“黑九類”。此外，還有二個龐大的群體——華橋與基督教、天主教徒，前者作為有“海外關係”者，實質上等同於政治上的不信任者；後者則是“精神鴉片”，也在歧視之列。那麼，除了在“文革”中發跡的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幫”之流，這“十一類”差不多把19世紀末後出生的、居住在大陸的新老精英、上層人員一網打盡了，包括受牽連的在內，應占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二以上。也可以說，千年積儲的書香之家，幾乎無一倖免；他們的後代，在求學路上，絕大多數遭遇不公正。如在“文革”中被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按政策規定只占3%。而這可憐的3%，許多也是靠“走後門”的[75]。同時，由於“十七年”培養的大中專畢業生都曾享受幹部待遇，則包括工農出身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不是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就是作為走資派、修正主義（留蘇歸國者）的黑苗子被批判，或迅速“工農化”、邊緣化，使曾寄予厚望的整整一代的“接班人”，他們寶貴的知識與青春大多被耽擱。這使得“文革”對教育和文化傳承的破壞，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戰爭與政權更替。
等浩劫結束，全國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者”、全民族都構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來過、選擇、積澱；各階層、家庭，重新洗牌。而這恰恰重犯了學術尤其是中華學術之大忌！
據本人三十年的研究與揣摩，以中國人的心理，一個地區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優秀的人首選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發財（兩者都可走捷徑或投機，尤以當代為甚），鮮有獻身需要積累、不存在任何僥倖的學術的。所以，與歐美相比，華夏民族的大學問家，一般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積累，且通常是父母雙方的積累。這就是，為什麼即使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也幾乎是清一色的書香或有產階層之後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血統的美國人的主要原因。因為，後者的積累尤其是文化的積累還不夠。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出不了大師，甚至說，建國後“我們的學校為什麼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有人可以籠統地用“體制”一詞來回敬的話，那麼，何以詮釋改革開放後在百萬留學大軍里、在不回來的數十萬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師呢？而包括民國在內的世界現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個跨度，這麼多在發達國家喝過“洋墨水”並大多留下來的群體中，足以孕育出如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吳健雄、錢學森式的一代學人了。可我們似乎一個也沒有見到！這就是“文革”惹得禍！
“文革”後，在1985年前出去的留學生（包括訪問學者）隊伍中，不是年齡偏大就是先天不足，要從這一群體裡湧現世界級的科技帥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1985年後出去的留學生都經歷了比較系統、完整的訓練，大致可以與發達國家的本科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然而，這一代的創造性，也根本不能與他們的前輩比。
我們拿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陳省身、丘成桐、吳健雄、錢學森等八位英才從他們出國到獲獎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時間來比較。最短的李政道用了11年，最長的李遠哲用了24年，平均經歷16.6年。質言之，如果大陸出去的留學生獲獎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周期與他們相同的話，則1985-2000年出去的學者，今天都具備了問鼎世界科學高峰的時間了。再看這八位獲獎或取得代表性成果時的年齡，都在50歲及以下。其中李政道31歲、丘成桐34歲、陳省身、揚振寧35歲。此外，1975年出生的陶哲軒，獲獎時也只有31歲。“文革”結束也有35年了，以趙紅洲的術語表述，正好經歷了一個“科學波動周期”。因此，不要說“新三級”學人，與那批海外華裔學人相比，即使“文革”後才出生的學者，也有部分該到了出尖端成果的高峰期了。然而，我們還是沒有看到奇蹟。
都是同宗、同根、同語生，都是黑頭髮、黃皮膚中的達人，又都在歐美國家留學、工作、生活、定居，與體制有關的政治運動、學術環境、學術自由、人才流動、課題選擇、時間支配、官本位等被人詬病的因素，在他們身上都不存在了。為何學術建樹的差距也仍然在這麼大？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諾獎得主，無論是博士畢業的時間還是獲獎的年齡，總的趨勢都在推遲。再如，1940年代出去的民國留學生，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都沒有從軍，而多數歐美國家戰時的適齡青年，一般都要盡服兵役的義務。這使得民國留學生與同時代的歐美學子相比，更保證了學習的連續性和成效，這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優勢。我認為，這也是“西南聯大”成功的一個特殊條件。因為，在現代世界，傑出人才的培養橫向比也許比縱向比更重要。但這些，只能說明楊振寧、李政道一代出道早、成材概率高的原因，而不是大陸新時代留學生出不了大師的理由。因為，朱棣文、丘成桐、錢永健、陶哲軒等，都是1948年後才出生的。更何況，在2010年的諾獎得主中已有“70”後。我覺得，大陸新時代留學生與其他華裔科學家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家庭背景。
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學者一致，前面提到的十三個世界一流的華裔科學家無一不來自書香家庭。他們與其他國家的學人相比，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點。如1982年以前的諾貝爾科學家得主共355人，其中可考查到家世的有304人（不含3個華裔），他們絕大多數出生在書香或中產者家庭（這與華裔科學家相似），出生在無產者家庭的僅10 人左右，占3%上下。即使這幾個特例，也有半數得到了他人的資助。如1930年獲得化學獎的德籍學者菲舍爾，出身在貧苦農家，從小上不起學，是羅茲契克農莊主的資助，才使菲舍爾得以入學，並於23歲時取得博士學位。接着，又受到親戚的資助，到柏林進修[76]。所不同的是：華裔科學家幾乎都來自書香，諾貝爾科學家得主雖大多也來自書香，但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也占相當的比例；華裔科學家絕大多數需兩代以上的積累，諾貝爾科學家得主僅積累父輩一代的也不是個別；華裔科學家多數需要父母雙方的積累，諾貝爾科學家得主對母系並不那麼依賴。當然，受制於材料，我們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了解不全，但結論似不會改變。概而言之，一代難出學者是古今中外的共同點，相對來說，華人、華裔科學家對家庭的積累和要求更深厚、寬廣。
大陸1978-1995年間出去的留學生，基本上產自“白丁”和“無產者”之家，儘管其中官員子弟占相當的比例。因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家庭，文化的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1949年後，除了傳統的書香世家基本中斷，整個社會以“大老粗”為自豪，知識分子只有向工人階級學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種單一的而不是雙向的學習，對學習者來講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在以無文化為榮的社會，有多少孩子會對科學發生興趣？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又有多少青少年會對知識與知識分子產生心儀？當這一代為人父母后，又有多少人會薰陶自己的兒女“有立偉功於學界之志”？同時，不管是公派還是自費，家庭經濟條件對留學的影響不應低估。民國時代的留學生，就是旅歐勤工儉學的，恐怕最低門檻一般也是中小地主。像錢學森、吳鍵雄等“少爺”“小姐”們，在美攻讀時會擔憂自己的生計嗎？可1978-1995年間出去的留學生，經濟條件大多不好，家裡還指望着他們省吃儉用帶回時髦的彩電、冰箱、洗衣機呢 ？[77]於是就去賣茶葉蛋、中草藥，或洗碗、帶小孩和做家教等。把本該做學問的時間，被“生活”所占去了。或者說，把部分時間換成了“金錢”。即是胸有大志者，你若身無分文，怎樣與上流社會打交道？何以參加各層次的學術沙龍？而沒有這些條件，往往會失去機遇。要之，1977年後入校的大學生和80年代發家的富人的子女，加入這一時段的留學大軍的還不多。家庭背景（包括遺傳、知識和在國外的人脈）決定了1995年以前出去的留學生群體都不足以產生較多的學術天才。所以，人們翹首以盼的大師在海外學人身上也沒有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把視線還轉到國內。除了前述建國六十二年來，傑出科學家絕大多數是民國培養的外，再以“海歸”來說，無論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留蘇學生，還是新時期從發達國家回來的科學家，都不及1949年前後從歐美歸來的那代天之驕子。還有，包括民國在內，發展中國家的一流科學家都被留學生所壟斷。可奇怪的是，新中國培養的國際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科學家——袁隆平、陳景潤、王選都不是留學生。這些史料其實反映的是同一個癥結：五六十年代選拔的留蘇學生儘管都是很優秀的，但由於政審原因把最適合做學問的基本上被淘汰了；新時期的歸國留學生，凡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幾乎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新中國自己造就的兩代歸國留學生，都不敵產自書香或有產家庭的民國那代留學生，我們並不感到意外。同樣道理，即使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儘管剝削階級的子女受到整體的歧視與排斥，但最優秀的學者，如袁隆平、陳景潤、王選、孫家棟（有趣的是，這四巨頭都與教會學校有緣），以及曾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等也均是非勞動人民的後代，且都出自書香或知識分子之家（亦即本文着墨較多的十八個世界著名的華人學者，全部孕育在文人家庭）。其中，王選、袁隆平、楊小凱三人，父母雙方均為書香。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所有對“錢學森之問”給予的答案，只有“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實證與分析，至少在邏輯上是周延的。（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沈登苗，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與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注 釋：
[1]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第29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對“知識分子”的劃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2]目前尚無1949年知識分子的準確數字。這一數據主要根據1955年初“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第1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減去1950-1954年初中以上畢業生總數256萬（據《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24-25頁統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加上這五年間知識分子自然和非自然死亡約50萬（根據求得的1949年總數的15%左右推算）。
[3]1949年，全國高校的正副教授和1948年當選的院士，流失率均為四分之一。分別見《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102頁、于風政：《改造》第6-7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劉超：《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南北問題”——以東大和清華為例》，載 《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2期。
[5]陳丹青：《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載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第77頁，[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
[6][8]錢俊瑞：《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載《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7]錢俊瑞：《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要點》，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第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9]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第1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10] [69]轉引自于風政：《改造》第135，530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錢俊瑞：《團結一致，為貫徹新高等教育的方針，培養國家高級建設人才而奮鬥》，載《人民教育》1950年第8期。
[12][71]沈登苗：《打破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院系調整——以中國現代科學家於院系調整前後在高校的分布為解讀》，載《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5期。
[13][美]李又寧：《中國留學生的歷史使命與貢獻》，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4]《1949-1954年回國服務的留學生情況統計表》，載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59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16]《高等教育部對改進留學研究生派遣工作的報告》，載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150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7]參見《1950-1966年留學人員派出統計表》，載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220-227頁。按：須參閱同書第113、121、140、162、167、190、194等頁來理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白雲濤：《留學生與中國院士的計量分析》，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9]參見《華僑事務委員會關於安排歸僑學生和僑眷子女升學問題的報告》，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113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0]見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224-227、274、286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1][25][27]《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國家計委、高教部、教育部關於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326、1326-1327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2]《關於俄語、波語、捷語、東語各專業學生轉學、轉專業的具體辦法》，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770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3]《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高等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當前外語幹部嚴重不足問題應急措施的報告》，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261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4]《教育部關於從1954年秋季起中學外國語科設置的通知》，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316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6]《教育部關於從1962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外國語考試成績作為正式分數的通知》，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073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8][34][37][39] [41] [46]《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102，25、27，102-103，26，26，27、25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9]據百度百科：2011年4月26日。
[30]《高等教育部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進意見》，載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22-24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1]《高等教育部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國留學生回國工作的通知》，載李滔主編：《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後》第24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2]姚蜀平：《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6期。
[33]笑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載《文史精華》2002年第8期。
[35]羅祝立：《1978年前我國高校工農階層子女入學優惠政策研究》，載《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2期。
[36] [68]高華：《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第49、57，48-49頁，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
[38]我們今天見到的1952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是3.6萬（見《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25頁）。可1952年初公布的這個數據是6.4萬，即僅該年上半年，就有44%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休學”，使當年高校 “招生十萬人以上”（見張健：《動員休學青年復學》，載《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的計劃流產。這在共和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不知與當時在中學也開展的“組織清理”[見《中共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32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是否有關？
[40]這一增幅已是相當“縮水”了的。《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日的社論——《黨的教育方針的凱歌——祝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開幕》中的調子是：“全國現有高等學校1408所，學生79萬人[按此計算，則當年招生39.5萬，是前年的3.73倍（參見《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22、26頁） ]”“與1957年相比較，高等學校增長了515%，學生增長了80%”[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862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若果真如此，這該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速度之最了。
[42]主要參見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第285-288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3]《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第26、102-103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按：當然，這裡可能存在職稱評定滯後的問題，一些講師、助教的實際水平可能超過了他們所授的職稱，但優質教育資源的稀釋是不爭的事實。
[44]詳見馬敘倫：《高等教育的方針、任務問題》，載《人民教育》1953年第4期；張奚若：《全力為祖國培育新的一代》，載《人民教育》1953年第1期。
[45]《積極地穩步地提高教育質量是今後普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載《人民教育》1955年第1期。
[47]《高等教育部楊秀峰部長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488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8]《教育部關於理、工學院三年級學生提前畢業問題的幾點指示》，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36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9]《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中小學教育行政會議的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第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50]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第33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51]竊認為，這一決策首先是為了快刀斬亂麻地解決院系調整剩下的教師、教室、教學等一系列的過渡問題。
[52]《高教部下達1956年業餘高等教育事業計劃和有關事項的通知》，載董明傳主編：《中國高等函授教育大事記•文獻•資料》第15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5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861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54]鄭若玲：《高考對社會流動的影響——以廈門大學為個案》，載《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55]據向作者諮詢，由於“廈大地處僑鄉的特殊位置”，占總數四成的“商人”中，“華僑和僑店員比商人的數量更多些”（在此謹向鄭博士致謝），這就自然加大了商人的比重。但據筆者對中國現代科學家的家世分析，民國時代工商子女崛起於學界是客觀事實。
[56]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2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7] [64]李若建；《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初探》，載《開放時代》2006年第5期。
[58]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第382-40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59]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第560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
[60]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第1516頁，[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61]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第44-4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62]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第244-24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63]楊敏：《“繡花鞋”背後的“鎮反”大批捕》，載《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5期。
[65]安子文：《關於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第38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66]何方：《何方談史憶人——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第142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
[67]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70-871、1259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70]《蔣南翔同志在高教部直屬高等學校政治工作會議（擴大）上的發言（節錄）》，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第1361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72]毛澤東：《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難的》，載《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3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11年2月16日。
[75]張刃：《我經歷的“教育革命”》，載《炎黃舂秋》2009年第12期。按“毛澤東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點是改善在文革中受衝擊的幹部子女的境遇”（見高華：《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第59-60頁，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這就怪不得，當時民間普遍的感覺是“走後門”。
[76]《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傳》（2） 第158-161頁，[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
[77]為此，許多科技人員“出國前拼命往皮箱裡塞方便麵”呢！見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第171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版。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7期。感謝沈登苗先生惠寄）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發布 201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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