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馮友蘭的媚骨與自省
作者：【CIA 】修改次數： 0 次 發帖時間：2002-02-01 21:10:06
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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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出身於河南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科舉出身，做過晚清縣官。他的
妻子任載坤，是任銳的妹妹，任銳是孫維世的母親，這麼講來，他是孫維世（周恩
來的乾女兒、毛澤東的俄文翻譯、“文革”中被江青集團迫害致死）的姨父。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界頗有名聲，但其個性卻缺乏耿介和高潔，有結交權勢、
低頭用世之心。他的心智中，除了讀書善於動腦，還有一種世俗的聰明，那就是處
世的靈活性，奔湊掌權政治人物、掌權勢力和喜歡出頭露面的世俗心態（學術成績
和政治榮光互為輔翼）。他的性格中與時俯仰的特點，風派、投機、為權勢主動效
勞等行為，構成對傳統知識分子性格的嘲弄，亦是對古代知識分子“有所為、有所
不為”的道義和士人風骨的揶揄。他一生學術成果繫於這種聰明，污點亦繫於此，
晚年投靠毛澤東四人幫黑暗政治勢力，正是這種世俗性格的結果。這是聰明反被聰
明誤。
這裡有一例：馮友蘭對《論語》中的“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認為學界
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帶紅白事所行的禮很複雜，有一種人是“侍候客的”，
很熟悉這些禮，他認為，這種人就是“小人儒”，因為他們懂得那些禮，所以是“
儒”，但身份卻是僕役，稱為“小人儒”。他認為這是《論語》上那句話的確切解
釋（見《三松堂自序》第二十六頁）。馮氏這種觀察和解釋，是有道理的，可供一
說，因為這些“小人儒”不過是些卑微器具。此例顯示，他善於從生活細節中體察
古代文化問題。不過也應當指出，後來人們對“小人儒”的理解，有所變化，具有
道德上的貶義。
馮友蘭晚年寫的自傳《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對自己一生
治學和做人，成績和污點，做了反省。他的自我批判並不深刻，對自己的性格弊端
缺乏更深揭露，但是態度還算比較誠懇。
有趣的是，他談到英國人的一個優點，即善於保護傳統。他認為，只要是新酒
，用個舊瓶子裝着，沒有什麼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裝舊酒”，那是“換湯不換藥
”（第八十五頁）。這話顯然得自他的晚年政治經歷，是意在諷世的經驗之談。
在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下，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年輕教授馮友蘭，已獲較高學術
聲望。史學家陳寅恪曾為馮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撰寫過兩篇學術報告（即
學術評語），給以肯定性評價。一九四八年秋，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選他為院士。蔣
介石曾請他吃過幾次飯。他對政治領袖的這種賞識性接見，未見厭煩態度，而是有
請必赴、既來則安的態度，樂陶陶接受（其自傳對此有所透露，為省篇幅，不作引
述）。不久後，他轉而投靠毛澤東政治集團，低首下心，後來跟着積極奔競效勞，
這是同一個馮友蘭在用世，同一種性格在起作用。
在共產黨掌權前夕，馮友蘭從美國訪問回到北京。共產黨勢力即將進城奪取權
力，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馮友蘭的思忖和選擇是有趣的。作為一位著名學者和哲
學史教授，他的態度，在當時也比較有代表性。
他和妻子商議後決定，哪裡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軍來：“當時我的態度是
，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
說過。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
心裡倒覺得很平靜，靜等着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兄）問我說：‘走不走？
’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
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
’那一套。”（第一二六頁）至於後來是不是這樣，他筆下沒有講。至於那個黨派
不能把中國治理好，他敢不敢不擁護，他也未講。
馮友蘭當時的選擇，至少還有其他兩個，一個是去美國或留在美國，一個是去
台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飛機來北京，願意走的人，可以上飛機。在
座者相顧無言，不置可否。馮友蘭是在座者中的一個。
共產黨來人拉攏他。他當時在清華大學，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管會負
責人張宗麟到清華，在校務會議（馮是委員之一）上發言，並且對馮說：“我們對
於你的行動曾經作了估計，現在你的表現跟我們的估計差不多。黨中央很重視你。
”（第一三一頁）這類娓娓動聽的拉攏話，一定對許多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說過，為
穩住他們那顆動搖的心。
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之際，在去留選擇上（就那些有條件作選擇的知識分子而言
），能夠看出一個學者的政治眼光和文化素養。胡適、傅斯年、梅貽琦等人毫不猶
豫，都飛走了，從此免遭這口苦難的大鍋長達數十年的非人的無盡煎煮、凌辱和折
磨。
馮友蘭對共產黨勢力的文化本質，顯然沒有深刻認識，太缺乏知識，儘管他是
個比較出色的哲學史學者，而且不乏處世的靈活和聰明。他可能太自恃這種聰明，
以為靠這種聰明和已往的地位，在任何政權下都會被敬為上賓，如魚得水。
他不走，遂演出後來許多故事，成為被宰殺的頭羊，在思想改造和後來的多次
運動中受到共產黨勢力的批判，包括一九五七年對他的所謂“抽象道德繼承”問題
批判，他的文章《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發表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
明日報》，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毛澤東手下的一根棍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陳伯達。馮訴苦說，陳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究竟是什麼。”（
第二九四頁）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共產黨的理論家都是這種料，其流氓文化本質
，決定了他們必然知識淺薄，沒有邏輯，強詞奪理，棍子橫掄。你既然願意留下來
等他們統治，又何怨之有？
馮友蘭對“思想”等辭的的理解，自然與共產黨全不一樣。例如，共產黨動不
動就說“這是思想問題”，馮納悶：“我搞了幾十年哲學，還不知道什麼是思想？
後來才知道，解放以後所謂的思想，和以前所謂的思想並不完全一樣。”（第一三
四頁）至於共產黨的所謂“思想”是什麼，馮氏沒有說。其實，那就是沒有思想、
沒有靈魂，或者說是奴才觀念和百依百順。
馮友蘭不只是“不理解”共產黨，還奴顏媚骨去迎合，以獲得一點可憐的生存
空間和政治信任。他寫效忠信，投靠毛澤東勢力。他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是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大意說
：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
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見第
一五六頁）
毛澤東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象你
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
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毛澤東十月十三日。”毛
的用詞明顯在侮辱他：“過去犯過錯誤”，顯然是一個隨時可以打擊對方的武器（
你以前政治上失過足、一身髒、這是你的舊案底、我們心裡有數）；“不必急於求
效”，此語婉轉帶有不相信口吻，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一輩子的事，豈可三、五
年就脫胎換骨而歸順？“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語則更是貶斥了，口吻完全
是一個居高臨下的輕蔑訓示態度。
馮氏也認為末句“最重要”，當時心中有反感，“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
不老實。”馮晚年深有所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採取
老實態度，那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譁眾取寵。寫文章只能寫我實際見到的，說
話只能說我所想說的。改造或進步，有一點是一點，沒有就是沒有。如果這樣，那
就是採取老實態度。就可能不會犯在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第一五八
頁）
一九六五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開會，閉會時毛澤東接見和
拍照。毛和他握手，照片中還有劉大傑、周予同等。馮友蘭就此作了一副對聯：“
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反、修。”這是典
型的奴才小文人心態和“小人儒”尺寸。馮氏已落入彀中，還為所謂“關懷”而沾
沾自喜，一副獲得寵信的自得和準備效勞的心態躍然紙上，此對聯已透露馮友蘭的
投機心理和後來對毛澤東勢力的投靠之心。此時，毛澤東不需要他效勞，他自己正
是這“帝修反”中的一個。
第二年，即一九六六年，爆發“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專家教授學術權
威統統在被打倒之列，連中學教師都備受迫害和殺害。北京大學，首當其衝，馮友
蘭身在的哲學系，更是首發嚆矢，成為漩渦的中心，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
報”，被毛澤東利用，攪得天下紛紛攘壤，開始對知識分子發起令人髮指的殘酷迫
害和打殺。
一九七一年，不甘寂寞的馮友蘭搖筆寫詩，托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爪牙謝靜宜轉
達毛澤東：“普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着力，朽株也要綠成
蔭。”這是馮的效忠詩，表達他這棵“朽株”願效犬馬之勞的心願。如果把這首效
忠詩，與他一九四九年寫給毛澤東的效忠信、一九六五年寫的效忠對聯，聯繫起來
，就可以清晰看出馮友蘭一生作為一個知識者的心靈和骨髓中的致命弊端。一個須
發蒼蒼的哲學史家，內心裝着的卻是一顆卑渺而破碎的靈魂。
一九七三年，“文革”中的批林運動轉向批孔。馮友蘭主動寫了兩篇批林批孔
文章，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不久《光明日報》轉載。這兩篇文章，也是由謝靜宜
轉給毛澤東。他晚年反思這一行為，引用《周易》“修辭立其誠”一語：“如果自
己沒有真實的見解或有而把它隱蔽起來，只是附和暫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某一
方面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譁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
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第一八九
頁）
此後，馮友蘭又寫《詠史》詩。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後，江青來看他，他又藉機
寫詩，頌揚毛澤東黑暗勢力，有所謂“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之類詞
，成為那個時代若干知識者的大恥辱。
四人幫倒台後，馮友蘭失寵，受到新勢力的蔑視，他承認：“經過追隨四人幫
這段歷史，我從解放以來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他已被新政權拋棄。
他在反省一生形跡之後，還談到自己的哲學成果，認為他的《中國哲學史》一
書有兩點自豪：“一是向來的人都認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學，我認為其實辯者之中
分二派，一派主張‘合同異’，一派主張‘離堅白’。前者以惠施為首領，後者以
公孫龍為首領。二是，程顥和程頤兩兄弟，從來都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
的，我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是不同的。前者是主觀唯心主義，後者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兩點是發先人所未發。”
他談到此書也有兩個大弱點：“一是，講佛學失於膚淺，雖一一排列，卻缺乏
內部聯繫。這是因為我對於佛學沒有學通，所以不能講透。佛學資料浩如煙海，不
是幾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講明清時代，失於簡略，象王夫之那樣的大家，書中
只是稍帶而過。”（第二二五頁）這些是實在話。
對胡適那本開先河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馮友蘭給以很高的尊重，這種
態度是難得的。他指出，“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
是不可埋沒的。”（第二二八頁）他說：“我認為，在我們講歷史的時候，不能認
為古代的人都是下愚無知，他們的見解都荒謬，古人全都錯了，只有我們是正確的
。”他強調指出知識的發展有一個積累的過程，前人對後人總有貢獻（第二三一頁
）。
馮友蘭這樣總結自己的後半生：在“解放以後”，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主
要的是懺悔。首先是對自己在四十年代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他這番話，恰恰勾勒
出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後半生的屈辱、虛度和無能。
馮友蘭的個性性格與那個專制時代構成的互相依存的關係，是值得後代知識者
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儘管總有人沿着這種性格軌跡，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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