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技發展不能被自然雜誌等牽着鼻子走
HJS
自然雜誌破例出了一中國專輯。而且全用中文，初聽此事，着實讓人高興了一陣：中國發展了，關心的也多了，富在深山有遠親咧。但收到寄來的雜誌一看：不是那麼回事。儘管拉了許多優秀的甚至令人尊敬的科學家撰文做為陪襯。這專輯的主旨是要推銷某小集團的觀點和利益，並影響/誤導中國科技的戰略及發展。

自然主編稱這增刊 “是專為中國的研究人員撰寫的”，其實不然，該專輯的8篇，對談納米和農業的2篇我不敢置喙：不懂。其餘幾篇，自然主編說：“這些文章有兩個共同的主題∶一是中國需要與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保持更為積極的接觸；二是中國需要採取措施鼓勵在西方工作的最好的中國科學家回到自己的祖國。”

其實不然，這些文章有兩個不同的主題∶一是以蒲幕明先生為代表，包括二錢，黃之厚，吳仲義，施蘇華，張亞平等，認為制約中國科研發展的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墨守陳規和等級森嚴等儒家傳統，提出要形成一個培育個人創造力的局部和社會環境，而個人創造力是科學探索的關鍵。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說：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另一主題則主要由吳瑞先生提出：中國科研的產出率（既高水平科研論文）太低，要提高中國科研水平，需要加大基礎科研投入，“吸引大批在國外工作的高產出率的生物學家回國效力。實際上很多在國外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願意回國開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經費支持、較差的科研環境和科研管理，讓他們望而止步”。簡而言之，中國要花大錢請國外的中國生物學家回國才能提高中國科研水平。這顯然得到了自然主編的共鳴而成為該專輯的主旨：“中國需要採取措施鼓勵在西方工作的最好的中國科學家回到自己的祖國”。顯然，這專輯主要為中國高層決策者們寫的。

作為一個80年中期出國的中國學者，我一直和國內緊密合作，90年代中，我便每年一半時間在國內工作，我對國內生命科學界的情況既有非常直接的，也有比較宏觀的了解。我有義務和責任對該專輯明顯誤導、非常有害的主旨提出批評。同時，簡要提出我對中國生命科學發展的意見。

首先，簡評下中國生命科學屆現狀：由於是蒙面發言，直言得罪人之處，不乞原諒，但求理解：為國分憂，nothing personal。

人員素質：國內生命學界挑大梁的中青年學者主要為海歸的土/洋博士後/訪問學者，(Research associate or assistant or technician，or visiting scholar)。查查傑出青年基金也可旁證。他們大部份在國外老闆的手下幹活，沒有自己的基金/實驗室/獨立課題。回國後的工作也基本是沿襲/重複其國外老闆的思路，鮮有/難有自己的東西。以院士為代表的老一輩的科學家從中國最困難的歲月至今為中國科技的薪火相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自然規律，已難以再創輝煌。

科研水平：大部分是在不同水平重複。查查多年來基金委重點項目和國家重點基礎項目就可見高水平重複之一斑。而博士論文水平的科研則絕大多數是在低水平重複。其實，我對低水平重負的結論都有保留：博士生3年1000美元的課題經費能作什麼?—應付畢業而已。乘以不斷擴大的生源，時間/金錢浪費巨大。

科技政策：急功近利，以SCI為導向，非學術因素干擾科研基金的流向，科研經費的倒金字塔分配等等，一直是大問題。近兩年國家已有認識和糾正，如去年出台的科技部的評價標準，並取消了973的建議人制度(實際上往往成為圈內大老的利益協調)而改為自由競爭(類似NIH的RFA)，但真正糾正這些根深蒂固的錯誤傾向和體制還需時日。

科研條件：應該說很不錯了。尤其是一些大單位，如軍事醫學科學院，設備條件比國外還好。但從主要設備到基本試劑，基本受制於人，依賴國外。絕大部分科研經費花在了這些方面。且由於不懂行情，或重複購置，或購而不用，大型設備的使用效率極低。看着中國老百姓一分錢一分錢掙來的外匯，成百萬的花掉卻大多成為擺設，或換一兩篇毫無價值的垃圾文章，實在讓人痛惜。

雖然有一些令人興奮的個例，中國生命科學整體狀況基本如上述。可是，完全不必悲觀，更不需象自然雜誌主編那樣危言聳聽：“這種現象還導致中國失去了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其國民生活質量的機會。” 因為目前的生命科學狀況與我國的整體發展水平是一致的。要是中國現在就有了幾個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得主那才是奇怪了。1978年鄧小平打開國門時，中國的生命科學基礎研究可以說是從零開始。真懂外文的都沒幾個。到現在能有如此體系和人才結構，已是來之不易，群注了全國人民，幾代科技界領導和科研人員的心血汗水。的確，中國目前的生命科學科研人員和整體水平的確不高，但就是靠這些價廉物美的埋頭苦幹者撐着，中國的生命科學技術在進步，在發展。

吳瑞教授的投入(經費)產出(文章)說法是非常片面的。中國從百廢待興起步，目前仍處創業階段。國家的投入產出要從整體和戰略的角度衡量，至少我認為國家到目前為止的重點在面，在打基礎，不在點，更不能用幾片文章來作為產出的代表。至於加大基礎投入，我認為國家一直在不斷增加，這本不是個問題，吳教授將其隆重推出成為一個問題，主要是他出於他自己的考慮 “實際上很多在國外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願意回國開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經費支持、較差的科研環境和科研管理，讓他們望而止步”。看看中國中西部的落後狀況，想想廣大農民和下崗職工的困境，想想基本的中小學教育等等，用中國的GDP 數字來硬套強求美國的基礎研究投入比例實在是給人以何不食肉糜?”的感覺。吳教授回國應該多到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特別是農村，走走，看看。再退一萬步，假設吳瑞教授的要求是對的，假設中國按美國的GDP/基礎研究經費比例加大投入，有兩個問題就必須回答了： 1，如何投? 生命科學只是基礎科學的一部份，工業/農業/能源/國防，孰先孰後誰輕誰重? 我本人是搞生命科學的，當然希望生命科學科研經費越多越好，但從一個中國科學家的良心深處，我認為，生命科學基礎研究不應該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支持對象。2，投後就能達到吳教授的投入產出效果? 在生物領域，花重金肯定可“吸引到很多在國外有傑出才幹的科學家回國效力”。以提高 “產出率”即高水平論文。但能吸引到其他領域的傑出科學家嗎? 核物理的先不談，就說NASA的，波音公司的空氣動力學和材料科學家，英特爾的芯片專家，你能“吸引”來嗎? 那麼，當國家付重金給生物領域的歸國的傑出科學家時，如何面對那些在西昌基地和沙漠裡的鄧稼先們? 是他們讓神舟上天，讓導彈衛國。他們肯定沒有IF因子10的文章。

吳瑞教授在中國開放初期為中國生物學子出國留學搭橋鋪路，費盡心血，功不可沒，多年為中國科技發展獻計獻策，有目共睹。當但是我感覺吳教授近來的作為主要是所謂“吳瑞學會”利益的代言人。愛徒心切人之常情，但當權衡國家與小集團利益時，還盼先生大局為重。借用先生的投入產出理論問一下： CUSBEA成員現有幾個人回國服務? 中國對CUSBEA學子們投入不可謂不高，尤其在那段國家經濟最困難的年代。但產出是多少 ? 這投入產出率應該是零吧? 為支持先生自己的投入產出理論，您能否呼籲一下吳瑞學會成員： Don't ask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如果他們仍然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我對蒲幕明先生衷心敬佩。身體力行，不辭辛苦，毫無私心，完全是為中國科學發展盡力。他在自然的文章的確是切中要害，可能是考慮到維護中國的整體形象，蒲先生有些問題說的比較委婉，用心良苦。蒲指出的問題比他帶領神經所發的論文要重要的多：前者關乎整個體制，後者只是一小小局部的改進，而且主要是來自蒲教授的個人影響和作用。實際上，我對上海神經所和目前熱炒的北京生命科學院的體制並不認同：開小灶是不可能提升國家的整體科學水平的。且不談並不是有錢就能出科學成果，啟動經費用完了怎麼辦? 國家繼續包養?---那是不可能的，也是違背科學競爭的基本原則的。那麼就得競爭經費，神經所和北京生命科學院能競爭到足夠的，國外水平的經費嗎? 不可能的。粥少僧多，豪華和尚餓肚皮。這就是26人告狀信的根本原因。順便說一下：26人告狀信是中國科研現狀的產物，不全有理，可以理解。當基金委和科技部已採取相應措施後，又通過個人關係捅到自然雜誌非常不當。對國家和國內科研人員包括告狀者們自己的負面影響很大，挾洋販私，不顧大局，莫甚於此。

我是中國培養並送出國學習的。當年出國時北外出發前一位老師的話多年難忘：你們每人出國一年的費用相當於己於72個農民3年的總收入。我一直覺得欠祖國欠國內父老鄉親和老師同事們太多，一直在努力回報。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發展，發展中的問題包括科技界的問題都是正常的，也都會在發展中解決。我相信國家領導和有關部門對全局的了解和決策能力，所以多年來只干不說，也從不和媒體打交道。現在，借借自然雜誌的 “西風”，除了完全同意蒲先生等提出的鼓勵自由探索，鼓勵創新，提倡 “splendid isolation” ，和打破等級森嚴外，我也想就中國生命科學發展簡要建議幾條，一孔之見，但決無私心。：

1，取消國家3大獎的報評制度，而採用提名制。如國外的諾貝爾獎和國內的何梁何利獎形式。我個人認為目前的3大獎每年勞民傷財事小，促進了急功近利和不正之風事大。科學院取消3大獎實在是非常英明正確;

2，國家生命科學科研戰略目前應側重應用領域，特別是涉及國計民生的醫/藥領域的基礎/應用研究。我國目前可說沒有一家有競爭力的藥廠/試劑廠或醫療設備/科研設備製造商。

3，進一步改善基金評審機制，除CDC以及國防生物科技之類必須由國家計劃支持外，全部放開競爭; 國家可RFA。在基金終審階段，可以請國外中國科學家包括吳瑞學會成員參與把關。

4，加強基本科研設備和試劑的國產化比重，提高現有設備的使用效率，這將顯著降低科研成本，降低科研的入門門檻，有利青年一代探索創新。

5，立法鼓勵民營企業R&D和社會資源支持科研，用市場經濟吸引人才。 6：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要讓大家明白現在科學家和科學都是有國界的。要提倡發展老一輩科學家的奉獻精神和科學家的職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