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良知的底線，應當由中國科技界來把守嗎？

老劉

學術與技術的概念，有時確實難以區分，但是我認為對於某些學術和技術上的東西，還是能夠大體上作一判斷。例如我本人從事的本職科研工作，就沒有太多學術性，它基本上是屬於技術或工程技術方面的東西。

我認為，如果我以技術搞了某些腐敗，那也扯不到學術的份上。現在有的人動不動就將某些技術上的腐敗歸到學術腐敗上，是並不合理的。

我認為技術或工程技術本身，其實並沒有比較多的社會良知“含金量”。對於許許多多搞技術或工程技術的人來說，技術只是他們維持生存的飯碗。當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大多都需要通過各種腐敗方式才能運作時，我認為沒有太多理由要求那些搞技術或工程技術的人，自命清高，甘於清貧和窮困。當然，如果有的人的技術腐敗搞得太過分了，則不能聽之任之。

什麼樣的人，才應當擁有比較多的社會良知“含金量”呢？在我看來，應當擁有較多的社會良知“含金量”的人，不是那些從事數理化天地生等自然基礎科學研究的學者，也不是從事應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的專家或科技人員，而是從事社會人文方面工作的學者知識分子和文人。

當然，我不排除在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以及從事應用科學研究的專家學者當中，有一些人擁有較高的社會鑑賞力和道德自我約束力，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科學技術界的專家學者也只是某些科技領域的專門人才，他們在社會良知方面的“含金量”，一直並不見得高於專門從事社會人文方面工作的學者知識分子和文人。以我所見，歷史上許多著名社會良知性人物，他們大多並不是出自科學技術界，而是出自社會人文界。而且在我看來，社會良知性人物，大多也應當出自社會人文界。因此，我認為從慣例和道理上來說，中國社會良知的底線，應當是由中國社會人文界的學者知識分子和文人來把守。

然而奇怪的是，現在有些知識分子和文人，認為中國社會良知的底線，應當由中國科技界的專家學者來負全部責任。這些知識分子和文人打着反腐敗的旗幟，積極參與譴責聲討中國科技界的專家學者和院士的大合唱當中。在這些知識分子和文人看來，中國的官員群體腐敗，已病入膏肓，打也沒用，所以只有把憤怒的焦點指向學術界，特別是院士群體，才有最後的一線希望。

不過在我看來，有些社會人文界的文人，之所以對科技界的專家學者特別是院士群體，敢於表現出一副“憤青”的模樣，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於中國科技界的臭老九們一貫比較斯文軟弱，實在是太好打了；而且打這些臭老九，還不會有什麼政治風險；另外炒作得好，說不定還可給自己帶來一點收益。

這種能夠將社會良知底線推給別人把守，能夠表現自己比別人有社會良知，能夠避免某些政治風險，而且還可能獲益的事情，等老劉哪天腦筋轉過彎來了，也一定去積極參與。

200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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