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批評”可休矣！

作者：鄭士

喬治三世時代，有個風流政客John Wilkes。有一次他把政敵激得惱羞成怒，對方破口大罵道：“你不是死於絞刑，就是死於花柳病。”Wilkes慢條斯理地說，“我親愛的先生，我怎麼死，完全看我抱的是你的原則，還是你的情婦。”罵得如此精彩，也是難得一見的辯才了。可惜，天才不世出，如今的辯論罵得好像不太高明，未免有失風度。這些天圍繞北大王銘銘教授“涉抄”事件，真是罵聲鼎沸。可是像Wilkes那樣的手筆，似乎還沒得見。

既然罵不好，不妨想點正事吧。學界呼喚學術批評這麼多年了，很多人已經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尤其是學術批判者們的勇氣和決心更是可嘉。可想一想，什麼是“學術批評”？怎樣做“學術批評”？中國的“學術批評”對學術做了什麼？令人滿意的答案實在難找。恕我直言，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像樣的“學術批評”。這裡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沒有把學術批評當成學術的事來做。

比如說王銘銘教授的事件，更多的是法律的事。作為學人，我們看見重複說雷同就是了，實在沒有必要、沒有權力說人家“抄襲”、“剽竊”。要知道“抄襲”、“剽竊”是要法律認定的。你就是看見人家用刀子捅人，作證時也不能叫他“殺人犯”。何況兩本書之間到底在什麼程度上雷同，具體數字有多少，到現在還是那位曉聲的一面之詞。而批評者呢，“抄襲”、“剽竊”大帽子滿天飛，甚至又是要人家道歉，又是要北大處理，真不怕被人控告誹謗。現在更是愈演愈烈，連王教授的學位也要懷疑一番，王教授的學生也要一齊挨罵。跟學術批評實在是離題萬里了。如果學術批評者對這些流言蜚語都不肯放過，“學術批評家”的帽子還是留給別人戴吧。

有人說現在的學術批評者是“學術警察”，我看不是。警察有法可依，抓人有抓人的道理。而現在的學術批評卻只能打着“良知”、“公理”的旗號，簡單地把學術批評等同於道德規範。又以道德模範自居，忘記了學術批評是知識分子的智視活動，是如切如磋的交流。“腐敗”、“淪喪”、“狂妄”，甚至“貓膩”、“骯髒”、“狐狸”，這等下流的字眼兒信手拈來，用起來遊刃有餘。這哪裡是警察，儼然是“宗教裁判所”。

說“宗教裁判所”還遠了點兒，說“文革遺風”實不為過。試看現在“學術批評”的模式，令人不寒而慄：先是有一兩個人站出來“揭發”，然後一個寫作班子“整材料”，於是口誅筆伐，字拳如雨。非要把被批者“鬥倒”、“斗臭”、狠斗一個“私”字、讓他“低頭認罪”，否則我們“不答應”。這哪裡有一點學者討論問題的風度，分明是整人。如果我們是還是法治社會，如果我們知道道歉是《著作權法》規定的懲罰手段，那麼我們實在要意識到，該回頭討論問題了，別再冒充道德法官了。

法官有法律，我們的“學術批評”卻沒有規範。“批評者無罪”是當下流行的口號，叫人聯想起紅衛兵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現在的“學術批評”實行的是雙重標準：一方面對學術批評的要求過低，另一方面對學術研究的要求過高。這個人“毫無創建”，那本書“隨處硬傷”。既然那麼不堪，我們何必要批？簡直就不值一批嘛！讀學術書籍的人都是大小學者，或大小學者的學生，未必非要包打天下的“學術批評家”們指點不可，他們自己會過慮掉這種糟糕透頂的書來（如果批評家們認為中國學術還有希望的話）。批這樣的書，“學術批評”未免掛了小兒科。

中國學界的總體水平如何，每一個負責的學者都心知肚明。很多學科看似紅火，其實“基本建設”極其薄弱。“冷”學科更不用說，很多學科還處在草創階段，更多的學科還得重新來過。研究要做，普及也要做；書要寫，學生也要教。空中樓閣，一蹴而就，根本不是中國的現實。本本是原創，句句是箴言，那恐怕只有批評家自己去寫了！

真正的學術批評，是鄭重其事的思想辯論，是與人為善的和氣態度。而不是抓典型、挑語病，更不是大批判。真正的學術批評者，無一不對被批評者報以高度的敬意。很多學者寫書，明明意在顛覆另一位學者的想法，卻在題獻頁上，赫然寫上對方的名字，並在前言裡表達對他的感謝。而我們現在的“學術批評”，大多是外行批內行，那除了找硬傷，查語病，看看有沒有漏注，翻翻有沒有彆扭，似乎再談不出什麼了，否則經常會鬧笑話來。這樣的“學術批評”，找個高中生就做了，可我們的“批評家”還堂而皇之地說人家“連高中生的知識都不具備”。

應該說，學術批評者們是很想為學術做點事的，說他們只為名利未免不公平。有時他們明知道批錯了，或者批過了頭，也已經騎虎難下。但是如今的批評的確已經滑向了大字報式的“文革筆法”，走入了整人的誤區，跌進了敗壞學術的深谷，大大違背了學術批評者的初衷。這樣的“學術批評”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