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收穫與困境：研究經費匱乏，可能被迫與與國外合作

外界對袁隆平的關注就像稻田裡的麻雀，出成果的時候讓人應接不暇，其他時間少有蹤跡。

10月9日，30多年前顛覆了國際經典水稻理論的袁隆平再次讓世界注意到了他。湖南省湘潭縣泉塘子鄉的超級雜交稻百畝示範片平均畝產達到807．46公斤，通過了國家專家組的驗收，這說明超級雜交稻的第二期目標已經有了重大突破（它的成功標誌是連續兩年在同一生態地區的兩個“百畝片” 單產800公斤），雖然答案將會在2004年揭曉，但是袁隆平顯然不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他又一次站在成功的門檻邊。

這個數字接近現在全國水稻平均畝產量的兩倍，比普通雜交水稻的畝產量高出200公斤。袁隆平對記者說，如果我國一半左右的稻田，即2億畝稻田種植這種畝產800公斤的超級稻的話，每年能夠增收糧食300億公斤。300億公斤糧食是個什麼概念？“整個湖南大概有6600萬人口， 300億公斤比整個湖南一年的糧食總產量還要高，能夠養活7000多萬人。” 袁隆平說。

水稻畝產從600公斤提高到800公斤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而袁隆平從1997年提出“超級雜交稻計劃”後，幾乎每三年就能讓雜交稻單產潛力成功提高100公斤，他的研究似乎是一株最為優良的作物——多產、穩定。

1960年，當一位名叫袁隆平的偏遠地區的中專教師發現了一株天然的雜交稻並開始研究時，許多人嘲笑說提出雜交水稻這一課題是對遺傳學的無知。當時，美國著名遺傳學家辛諾特和鄧恩的經典著作《遺傳學原理》中明確指出，“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雜交無優勢”。但是1973年，這位提出外行言論的教師卻成功選育出了高產雜交水稻組合“南優2號”，畝產達到623公斤。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唐·帕爾伯格給予了袁隆平最高評價：“袁隆平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增產的糧食實質上降低了人口增長率……他正引導我們走向一個豐衣足食的世界。”袁隆平成為舉世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

現在全國已經有2．2億畝稻田種植了袁隆平的雜交稻，其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稻米產量的90％以上。跟隨袁隆平將近20年，現任國家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部部長的鄧華鳳說：“我們創造的財富比微軟要多得多。”

糧食，糧食

10月15日，汽車從長沙市區一路向東，道路兩邊的景象逐漸雜亂、破敗。司機說：“袁隆平他們要做研究、種地，當然要在這種地方。”

30分鐘以後，記者進入了袁隆平的王國，“隆平技術研究所”、“袁隆平技術學院”， 幾乎路邊的每一個標牌都帶着“袁隆平”的字眼，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袁隆平院士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度過。

上午10時左右，袁隆平一瘸一拐地走進了已經有18年歷史、明顯缺乏修繕的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大樓——他的腳並不是在實驗田裡，而是在前天的氣排球比賽場上扭傷的。

由於從事農業研究，袁隆平的生活規律與依然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民大致相仿，當然在農閒的日子裡他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各項體育運動和小提琴、莎士比亞的詩集都是他的鐘愛。他甚至前後買過17輛摩托，後來索性開了一個摩托俱樂部，把車全送了人。

他這一天的安排是審校自己的英文書稿，這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夠在一個領域領先世界40年，鄧華鳳認為袁隆平的技術路線始終領先，其他人做的就是在他的框架下做深入研究。

“你知道什麼叫‘路有餓殍’嗎？我親眼看到過5具屍體躺在路邊。沒有糧食太可怕了！”袁隆平猛吸一口煙，揚起下巴說。當然這已是塵封四十年的歷史了，人們似乎因此有了淡忘的理由，但袁隆平仍然執著於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對糧食問題保持着異乎尋常的警惕心。

今年8月，國土資源部公布全國目前的耕地面積只有18．89億畝，這一數據是8年來的最低值。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我國採取了以增加耕地面積來提高糧食總產量的道路。幾十年後，我們終於發現這條道路已經釀成了洪澇災害、水土流失等嚴重的環境問題。退耕還湖、退耕還林成為無法逃避的現實。另外，隨着城市化、工業化和沙漠化的影響，耕地會加速減少，人地矛盾會越來越突出。

研究中心的《超級雜交稻研究情況匯報》稱：“我國在2030年，人口將增加到16億，屆時人均耕地不到1畝，低於ＦＡＯ�熉摵蠂�糧農組織　規定的臨界值”。無怪乎美國經濟學家布朗博士提出這樣的質疑：“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

人地矛盾不僅僅是中國存在的問題。鄧華鳳說：“目前全世界面臨的三大問題，糧食安全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能源安全和水利安全。”因此，早在22年前，一直被糧食進口困擾的日本率先提出了“超高產育種計劃”，希望在當時將水稻產量提高50％。1989年，國際水稻所也提出了類似的計劃，打算在2000年培育成畝產達800公斤的水稻。後來勞而無功的日本選擇了放棄；國際水稻所的研究也幾乎顆粒無收。也許，布朗博士的問題應該改成：21世紀誰來養活世界？

“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袁隆平在研究中心進門處的題詞也許就是回答。在畝產800公斤的目標實現後，袁隆平的目標是畝產900公斤。而糧食單產量提高到一定程度後還有望緩解能源危機。鄧華鳳說：“農作物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而糧食又可以變成可燃燒的能源，因此，超級雜交稻計劃對世界能源危機也許能起到緩解作用。”

“我們國家糧食總產量最高時能達到1．06億噸，但是現在只有8600萬噸。這其中除了耕地面積滑坡的原因外，還因為農民沒有種田的積極性。”袁隆平說。現在我國的糧食定價最高時能到60元／擔，最低時只有30元／擔。“就算60元／擔吧，即便水稻畝產達到了800公斤，農民每畝地的收入也還不到1000元。何況現在一般畝產在400公斤，如果是30元／擔，每畝才240元。還有誰願意種地呢？如果農民都不種田，那麼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就出問題了。”即使在袁隆平的研究中心周圍，不少農民也選擇出外務工或是開出租車，記者放眼所及的農田都屬於雜交水稻研究中心。

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但是糧食又關係國家穩定——袁隆平在這對矛盾中找出了解決方法。他認為儘管農民單純種水稻難以致富，但是通過提高水稻單產，農民卻可以實現“曲線致富”。袁隆平說，糧食作物的單產水平提高后，可以保證國家所需的糧食總產量，同時，農民可以以更少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糧食，並能夠把多餘的土地另闢他用，比如種植經濟效益更高的作物、發展水產養殖業等，最後使農民實現富裕。這種從根本上調整產業結構的思路，比起以前 “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也現實得多。

除了“曲線致富”，袁隆平更大的一個希望是將農民從土地上徹底解脫出來。“農民越少越好。農民多了，小康不起來。”袁隆平說，如果自己用先進的技術使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在確保糧食總產量的前提下釋放一部分農村勞動力。“我希望至少能夠讓50％的農民走出田頭。”

“飢餓”的研究所

10月15日上午，袁隆平的同事們知道了神舟五號發射成功之後，除了欣喜也有幾絲艷羨。儘管袁隆平告訴記者，他們的速度已經趕上了耕地減少和人口增長的速度（50年來我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但是水稻糧食產量卻已經翻了兩番多），儘管袁隆平的同事們都知道自己從事的事業立意高遠，但是外界對他們的幫助卻有些口惠而實不至的味道。

袁隆平目前的研究費用主要來自國家863計劃的撥款，另外還有農業部、省科委和自然科學基金會提供的一些資金，總共加在一起每年約有200萬。“光這200萬根本不夠。”袁隆平說，“幸好還有總理基金。”從李*鵬總理開始，歷屆總理都專門撥出1000萬總理基金供研究之用。10月 14日，溫*家寶總理的總理基金到位。但是這1000萬是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江蘇省農科院、廣東省農科院、四川農業大學和遼寧省農科院參與的協作組的共同研究費用，袁隆平的研究項目只在其中分到200萬元。

鄧華鳳已經在雜交水稻領域研究了近20年，作為全國勞動模範，他是雜交水稻領域著名的專家，月薪只有2000多元。在他陳舊的辦公室里，一頂下地用的涼帽顯示着主人的追求。他說：“有家企業出30萬年薪要請我過去，但是我不能去。去了，雖然有錢卻只是為一個企業服務。況且這裡需要我，我不能走。”今年研究中心原計劃要招四個人，但是至今只招來了兩個人。鄧華鳳說：“我們這裡的待遇太低了，現在一般的年輕人都不願意來。”

年輕人才的匱乏也許要過幾年才會顯露出弊端，而另一個問題卻已迫在眉睫。鄧華鳳有些無奈地說：“很多外國專家到我們四樓的實驗室一看，就都不說話了。那裡的設備太簡陋了。實際上，我們現在是實踐領先，科研已經遠遠落後了。”他說，日本和國際水稻所之所以沒有育成超高產水稻，不完全是因為在實驗室里研製不出品種，很多時候是因為在實踐中無法保證產量。

有着精耕細作的農桑傳統的中國在田野中取得了絕對領先，但是實踐與理論兩條腿若無法協調並進，結果會是什麼？水稻的技術層次一般分為個體層次、細胞層次、染色體層次以及現在最高端的基因和分子層次。目前，袁隆平和他的同事們已經開始運用轉基因技術並研究分子技術了。鄧華鳳說，如果袁隆平在實現超級雜交稻第二期目標後，要實現畝產900公斤的話，必須要用到分子技術，提高水稻光合作用的效率。而目前，國內缺少高水平的分子實驗室。現在水稻研究中心正在和美國康奈爾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合作。

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院裡，一幢新的大樓正在破土動工。這是高分子技術實驗大樓，土建的400萬經費來源於隆平高科。但目前這只是一個空有其表的實驗室。鄧華鳳說：“一個高分子技術實驗室沒有上億元是拿不下來的，儀器和設備的費用非常昂貴。如果國家在這方面不投資的話，那麼第三期900公斤的目標，我們就只能與國外合作了。”

40年的研究生涯中，被乾癟的稻穗無數次打擊過的袁隆平對此不以為意。他的事業橫空出世，他的事業也註定寂寞。同事們還記得他當初沒有被評選上院士的事。反對袁隆平當院士的人提出了三條理由：袁隆平的英文不行；袁隆平是中專畢業生；袁隆平沒有論文。事實上，袁隆平的母親是教會學校的老師，他的英文從小就很好。他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農學系，是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只不過後來被分配到中專教書，而他的論著甚至獲得了國家圖書獎。歷經三次申請，他才最終當選院士。而袁隆平已經習慣了人們慷慨的評論與讚譽，和隨後吝嗇的關注與幫助。

70多歲的人，進入寵辱不驚的境界似乎並不奇怪，但是袁隆平自己開創的事業顯然需要更多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