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最好給個漁場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26日16:37:1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談起教育改革來，“魚”呀“漁”呀、知識呀能力呀素質呀，在中國在美國都是見仁見智的大題目。我這個十足的教育門外漢，在中國就沒讀過高中，到美國更沒進過課堂，比較中美教育優劣，本輪不到我插嘴。但好歹我算個家長，就實話實說我對美國教育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旁觀吧 ◆高伐林 　　老高按：前段事忙，又兼身染怪恙，居然幾天沒有顧得上回到博客，怠慢了各位訪客。今天回來，先發上一篇談美國中小學教育的舊稿——這還是十年前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刊出的，那時主編李大同還沒有被免職。納悶的是，十年來，中國教育的這些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 吃魚更快樂還是打魚更快樂？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中國教育改革的討論中，這句話常聽人提起。“魚”嘛，指的是知識；“漁”意即打魚，指的是獲取知識的能力，用時新詞來說，就是“素質”——給人魚不如教會他捕撈的本事，一輩子餐桌上能“食有魚”。 　　一般百姓大概就想到這一步。而在玩家看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還道出另一層人生體驗：不釣魚的光在宴席上聞到松鼠黃魚、蔥烤鯽魚芬芳四溢而流口水，愛釣魚者才會明白：吃魚之樂哪兒比得上釣魚之樂？ 　　到了學者那兒，這句話大概就更算得上深入淺出、言近旨遠了：“授人以魚”，只是解決了他一時的低層次物質需求，卻不可能幫助他從根本上擺脫被動，他難免產生對外界的饋贈或者施捨的等待、依賴心理；“授人以漁”，他有了求知的能力素質，才能在今後的人生之路中掌握主動權，作為一個平等、獨立的社會成員立足於大千世界。 　　女兒在中國讀了六年小學、三個月初中，在美國讀了十多年書，能記得的中國古文金句屈指可數，在她的一本書中，卻用上這句中國先哲名言，來概括美國老師的特點：他們重在“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她在書中舉了大量實例：剛到美國才三個月，小學班主任就要她在全班用一節課講“中國”，指點她在家裡翻箱倒櫃、上圖書館找關於中國的資料實物；上中學，語文老師讓每人設計出一套給全班的單元測驗考題，老師來擇優錄取──出考題也就成了一次積極主動、富有實效的自我複習；教“美國政府”這門課的高中老師，竟自己競選國會參議員，讓班上學生在助選中實地了解美國政治體制和國計民生的難題…… 　　“魚”呀“漁”呀、知識呀能力呀或許在中國大家都嘴上說起繭子了，在美國也是見仁見智的大題目。我這個十足的教育門外漢，在中國就沒讀過高中，到美國更沒有進過一天課堂。眼下眾多美國教育博士碩士、大學教授和中小學教師紛紛著書撰稿，發表真知灼見，比較中美教育異同優劣之時，本輪不到我插嘴。但好歹我算一個家長，這裡就實話實說我對美國教育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旁觀吧。 通行證、攝象機和安全門 　　我對美國教育的評價，有個“山重水複”的過程，轉了幾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妻子剛到美國，在密蘇里州念書，一位老華僑對她講：他為什麼從紐約舉家西遷到這兒來？就因為他的兒子上高中，而紐約學校情況太複雜，幫派肆虐。他甚至語氣強烈地警告她：“你要是把孩子帶到美國來，就得先想好：這個孩子不打算再要了！”這句話與後來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你要恨一個人，就送他到紐約，那裡是地獄”異曲同工，讓我們聽得毛骨悚然。 　　差不多每個美國家長都有一堆關於中小學校園裡令人搖頭的實例：玩槍走火啦，酗酒吸毒啦，畸戀墮胎啦……女兒進學校念書，又到了青春期，可想而知我們當家長的如何如履薄冰。幾次搬家都特意挑選治安相對良好的寧靜郊區，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時接到警訊，憂心忡忡：女兒剛轉到賓夕法尼亞州上初中，就有幾個人高馬大的女孩跟她過不去，處處欺負她；有個男生將家長的手槍帶到班上炫耀，老師嚇得臉色煞白，警察趕來將小孩帶走；我們全家剛遷到新澤西州，就讀到報章上警告說：當地高中流行一種新的“毒品膏藥”，往手臂上一貼就能滲進血管，產生致幻效果，最可怕的是這種毒品一次就能上癮。我的媽呀，誰要往我女兒胳膊上一貼，豈不毀了她一輩子！ 　　從校方對於學生的保護措施，也證實了校園安全是一個多麼現實的陰影。戒備森嚴到了令我們看來匪夷所思的地步：女兒所上過的幾個中小學，上課期間整個學校完全封閉，前門後門一律上鎖，不准任何人出入。學生如果想偷偷推門溜出去，立即會警鈴大作，紅燈閃爍。校警來回巡弋，學生不得在教室以外遊走，如果有任何急事需要離開教室，必須由當班老師簽字發給通行證，否則巡警和任何老師就要揪住他。女兒在賓州上初中的最後一年，由郡里、鎮裡花費了近兩千萬美元的公立中學新校舍落成，女兒帶我們參觀時介紹說，新校舍內安裝了幾十台攝像機，將學生的一舉一動都拍下來，以防吸煙、吸毒、暴力和其他不法活動──這種管制還真不是多此一舉：唯一沒有安裝攝像機的衛生間，就是全校唯一飄出香煙氣味的地方。而在紐約這樣複雜的大都市，中學校門口安裝像機場入口那樣的安全門，檢查學生全身和書包，更是起碼的設備。 女兒在賓州小鎮讀初中時上的J.T.Lambert Intermediate School。 　　對於青少年學生的成長，這算是個什麼樣的環境？！我還沒有提到電視暴力、提到色情書刊、沒有提到種族和宗教的紛爭、沒有提到各種單親家庭孩子和孤兒們的心理和行為異常問題呢。剛來到美國，直覺得與中國比起來，教育環境要複雜百倍！ 　　心驚肉跳之際，卻見到一件小事。 　　美國公立中小學的學生都是就近免費入學，學區範圍以內遠一點的有校車接送，女兒在賓州上七年級時，住處離學校不太遠，步行來回。每到孩子上學放學時，路邊都有一些義工，身套着色彩十分斑斕晃眼的馬夾，護送學生安全橫過馬路。有一天早上我沒事，便尾隨女兒出門看她上學。走到學校附近要過一條馬路，只見她一來到路邊，一位義工老爺子馬上舉起一個寫有“Stop”（停）大字的紅牌子，向路上兩頭川流不息的車輛一晃，車水馬龍就像聽到了出埃及的摩西的號令，頓時戛然而止，齊刷刷讓出了一條通行橫道。滿街肅靜，眾目睽睽，老摩西領着這個小女生，不慌不忙地走了過去。過了馬路，一老一小彼此說一聲“謝謝你”“再見”，老摩西回過身來，放下那個“停”字紅牌，作個手勢，街上的車流才又重新恢復奔騰。 　　這是個天天如此的場景，女兒習以為常，走得從容自在；老人習以為常，走得嚴肅認真；所有早上這個時候上班的駕車人也習以為常，等得平心靜氣。但我卻看呆了，打動了我的，正是他們這種習以為常：習以為常地尊重一個孩子上學時優先過馬路的權利。 　　這種景象不是這個小鎮的特例，而是全美國如此。這當然是有法律明文規定作為依據的，久而久之變成了一種日常習慣。這是美國對待少年兒童的某些鐵則的一個例證。類似的鐵則，還有幾個年齡上的坎兒：不到12歲的兒童，不允許沒有成人陪伴；不到18歲，不得使之接觸含有色情內容的圖像；不到21歲，不允許賣給含酒精飲料……請注意，這都不是要求少年兒童本人的規則，而是要求成人對待少年兒童的規則。如有違反，要受處罰的不是學生，而是成人：那個賣酒的人，那個未加聲明就讓少年接觸色情的人，那個讓兒童無人陪伴的家長。 　　我對美國的教育環境頓時有了另一個側面的體會：儘管作奸犯科者永遠存在，儘管立法的各種爭論永遠存在，儘管從字面上的規定到操作落實的距離也永遠存在，但這裡從法律明文規定到一般社會觀念，都體現了保護青少年成長的用意。 “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 　　隨着女兒在學業上不斷進步，校內校外的活動不斷增加，我每天都可以從她那兒聽到不少新鮮事，可以逐日逐日地感到她的眼界在開闊，能力在增強，也更多更深地領悟到美國對學生管束與開放的特點。 　　“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在中文裡是同音詞，常有人混淆，但在英語中，這兩個詞人們是決不會用混的。政府，學校擁有什麼權力，公民，學生擁有什麼權利，這都是不能含糊的。有人比較中美說：在中國，凡是法律未允許的，就是不可以做的；而在美國，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對美國這一方面，說得更為準確一點，應該是：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權利作的；凡是法律未認可的，就是政府不可以作的——這也包括公立學校，在美國公立學校算政府機構，教師都算政府雇員。女兒在書中寫到，因為有人打電話來恐嚇說在學校放了炸彈，校長鑑於學校沒有安裝安全門，只好要求學生不得背書包，好“御炸彈於校門之外”。學生們頓時在課堂上質疑：校長有沒有權力剝奪我們背書包的權利？ 　　前面不是說校方對學生有許多封閉措施嗎？不錯，但隔離主要是着眼於學生在學校的人身安全——從早上上學到下午放學這個時間段，在學校這個空間區域，校方要確保一點事也不能出，出了事校方就脫不了干係；放學出了校門（或者說下了校車），就歸學生和家長自己負責了。學生在學校期間，校方對其行為當然也有約束的規則，規則的要義是：每個人的自由要以別人的自由為邊界，每個人行使權利不能妨礙別人行使權利。凡不涉及他人的問題，你盡可以自由，例如上課喝可樂，將腳蹺到桌子上。但涉及他人，那就要定出規範來了：不可以打斷別人說話，不可以大聲喧譁。規則的另一個要義是：任何機會和限制都要一視同仁——在美國這個動不動就可能起訴“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的國度，這一條還真是不能含糊。（當然，這種平等，是指機會的“公平”——起點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均”——終點的平等。教育者不能剝奪受教育者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但並不意味着將最後獲勝者的錦標平均分攤給每個人。） 　　屬於校方權力範圍，校方一定管緊；屬於學生權利範圍，校方絕不過問。例如，中學生早戀這種事，校方不會管──戀愛自由嘛，別說中學生，從幼兒園、小學起，男孩女孩卿卿我我、山盟海誓，教師要麼視而不見，要麼還打趣調侃。校方的權力與責任只在請專家來給學生講“性安全”——例如愛滋病的危害之烈和預防之道。婚姻就更是自主了，女兒的高中朋友，一個好學上進的印度女孩，與一個黑人小伙子要好，決定高中畢業後先結婚，將小家庭安頓下來，工作一段時間再去報考大學。不論是她的家人，還是老師同學，都沒有誰大驚小怪。 　　再如，宗教信仰和政治傾向，也是每個人的自由，校方也絕不過問。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是女兒上初中時，生物老師講到進化論這一節時宣布，考慮到達爾文的學說與基督教的創世說相悖，學生又宗教信仰不一，這一部分就不在課堂上講授，也不列入考試內容，讓同學們自己讀教材。公立學校是否規定祈禱，在美國曾經是爭論很大的一個問題。以前公立學校中，祈禱是很正式的一項活動，後來受到挑戰後便取消了：這既違反“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又侵犯學生的宗教自由──信仰基督教的學生固然占了很大比例，但是畢竟不是全部。對於那些不信基督教甚或不信任何宗教的學生，你規定祈禱，就侵犯了他的個人權利。 女兒在新澤西州讀高中時所上的J.P.Stevens High School。 讓肚大的能吃飽，腿長的能快跑 　　如果說學校在行為規範上對學生有一定約束，在學業上，則是想方設法減少一切障礙。 　　女兒進了中學沒多久，我們就親身體會到這裡靈活的學制，是多麼適合學生充分發揮潛力。每門課程都分為榮譽班（有的學校稱作“天才班”）、快班和普通班，每個學年末了，都根據成績和老師的評鑑，決定下個學年進哪個班。如果老師認為某個學生的某門課確實優異，經過一定審核程序，可以安排跟高年級上課。在國內受過一定教育來到美國的華裔孩子，沒有誰不被老師看成“數學奇才”的。女兒原來在國內在數學課上並無優異表現，來到美國上初中時，參加全郡女生數學競賽居然也能獲獎，轉到新澤西州上九年級時更被老師贊為“教了20多年書從沒有見過數學這麼出色的”，不僅“越級提拔”，更安排她同時跟十年級上代數，跟十一年級上幾何，在該校算是“史無前例”。這個例子固然說明美國中學生的數學水平確實不如中國同齡人，但也說明，他們有一套制度化的措施來讓學習超前的學生吃上小灶。 　　我感到與中國差異更大的，或許還不是課內，而是課外。高中的學生團體有數百個之多，大的有上千成員，小的只有三五同好，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有“一官半職”。下午三點課程結束以後，就是社團活動時間，晚上和周末往往也有活動。女兒本來在社會活動能力上平平，也不算多才多藝，但也有一堆頭銜：是一個學生文學雜誌的編輯，後來又創辦並主編了另一個雜誌，此外還是校合唱團、“小型聯合國”、社會學論壇、科學院等等團體的成員，組織能力、交往能力直線上升。從她那兒，我們得知了許多有趣故事。她在書中寫了創辦文藝雜誌的曲曲折折的經歷，而我最感興趣是“小型聯合國”。這項活動在美國許多高中開展，受到聯合國總部支持，各校學生每年都要設計完成某些項目，參加全美國的“聯合國”活動評選。我記得女兒所在高中有一年的活動是“朝鮮半島局勢辯論會”：“小型聯合國”的同學們在自願基礎上分成幾個組，有的組站在北朝鮮立場，有的組站在南韓立場，分頭到圖書館去搜集包括金日成、盧泰愚、金泳三等人的著作、演說和官方聲明在內的各種材料，準備好代表他們觀點的演講稿，再來進行公開辯論。需要強調的是，這項活動校方完全不干預、不介入，而活動的組織者也不會預設立場，不會有誰將某種觀點指定（或者內定）為“反面教員”——他們的着眼點，並不在於分出輸贏，而在於讓同學們意識到自己是“地球村”的成員，學會獨立思考，甚至是跳出美國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從迥然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對這些複雜的國際問題的來龍去脈有個了解。 　　很多學生活動都會與圖書館發生聯繫——這正是美國中小學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不僅學校本身的圖書館被學生充分利用，就是每個城鎮的公立圖書館也是學生的最佳去處。美國每個城鎮的公立高中、初中與小學，一般都與公立圖書館是近鄰。每天下午三點鐘學校放學後，學生三三兩兩來到圖書館，做作業和查資料，是最常見的風景線。我妻子是公立圖書館的館員，每天到這個時辰實際上往往扮演了一個校外輔導老師的角色，學生們會來問：今天我們某某課布置了這麼一項作業，請問要查閱什麼書？很多時候，學校老師會事先來與館員通氣：我們要布置一項作業，會用到哪方面的圖書，請你們提前準備好集中存放。有時候則是來打招呼：學生們會來問某某問題，請不要告訴他們答案，要他們自己去搜集資料。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上六年級，她的體會是：美國課堂上教的知識內容比中國淺多了，但是涉及的面相當廣，很多作業就是布置要他們自己動手做project，自己到圖書館去找資料，寫出報告來。 　　城鎮的公立圖書館如果還查不到有關資料，就得到附近的大學圖書館和大型連鎖書店、專業書店。好在美國圖書館和書店都是全部開架，任何人可以直入書庫，除了查書刊，還可以查縮微膠捲、借錄音帶、錄相帶，近年來更增加了電子資料，可以從圖書館上互聯網檢索。 牆內栽花牆外忙 　　校內活動就已經讓我們這些家長眼花繚亂了，女兒更很快就融入社會，與同齡人一樣在校外有了更多的任務，內容和形式五花八門：13歲時擔任送報生，每天早起送報一個小時，掙出自己的零花錢；14歲起去照管小孩、作家教；後來到公立圖書館作義工；更大一點時，每個星期天到一家醫療中心義務服務七小時護理老人…… 　　學生這些個人活動，學校一概聽之任之。偶爾學生會要求校方開個介紹信或證明，校方也有求必應。校方很清楚：課堂小社會，社會大課堂，校園只不過是對人的人生特定階段提供集中教育的時空，應該與社會保持開放交流，學生有權利在校外經風雨見世面，校方也樂觀其成。 　　對於社會上很多教學輔助機構舉辦的各種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活動，學校也盡力提供方便。學校的布告欄上各種海報琳琅滿目。如果活動時間與上課有了衝突，這些機構會與學校協調，主管或教師多半也開綠燈。女兒在十年級時考上郡里藝術學校的詩歌班，這個由官方基金會支持的藝術學校每個星期四下午集中上課，這樣原來學校的幾節課女兒就得請假。幾門課老師都欣然准假，整整兩年，每個星期四下午女兒就坐上藝術學校派來的校車，出外上課。學生許多其他臨時活動，例如各種球賽、演出、數學、化學等校際比賽、頒獎，也都是這樣；就算是高中生全美預考（PSAT）和統考（SAT），同樣如此。這種預考、統考，一年要舉行好幾次，學生自行決定參加哪一次和選擇哪個較近的考場，寄去報名表和報名費支票，收到准考證，向自己的老師請假（否則要記你曠課）前往。校方並不打亂正常進行的教學進度，也沒有集中統一的複習時間——複習和考試，都是學生自己的事。 　　校方和老師還經常聯繫社會上各種機構，向自己的學生提供各種信息，鼓勵他們出去抓住各種鍛煉提高的機會。女兒上高中的四年間，光是我們現在能記得起來的她參加的較大活動，寫下來還真不少： 　　離我們家有半個小時車程的普林斯頓大學，冬末到夏初每個周末上午請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來專給高中生開講座，凡是學業平均成績在Ｂ以上的學生，就可以自由參加； 　　州立大劇院聘請了包括她在內的幾個高中學生當“特約評論員”，給她提供整個演出季節的說明書、節目表，她可以免費看六場本來票價相當昂貴的歌劇、前衛話劇和歌舞表演——還允許自己任意挑其中一場另外帶一個朋友，條件是要求她每看完一場演出，必須寫一篇感想──角度聽便，褒貶隨意； 　　最刺激的一次活動，大概是到“英語國家推理小說家年會”上當義工了。這種一年一度的大場合，既是同行交流，也是大腕與書迷的見面談心、簽名促銷，還是作家、書商和經紀人的一次交易大集。美、英、加、澳等各國小說家、出版商和經紀人上千人來趕集，主流電視報刊記者們也聞風而往。女兒的英語課老師不知有什麼通天門道，竟爭取到機會帶班上四個孩子去作義工（也是年會上僅有的四個中學生義工，他們後來被作家們戲稱為最小的四個會議“代表”），會期三天住宿賓館的費用由會議主辦者報銷。女兒得到這個天賜良機，如饑似渴地聆聽了十幾場包括史蒂芬·金在內的大牌暢銷作家演講和對話…… 　　這些機會，實際上多是由社會團體（包括華人社團）提供的。社團組織和企業紛紛拿出一定的錢設立某種名目的獎學金、舉辦某種活動，形成了一個“誰對教育作出更大貢獻誰光榮”的百花競放的公共環境，對於受教育者來講，幸運的是總能趕上“東方不亮西方亮”。 我們所認識的絕大部分華人家庭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申請到了這種那種獎學金。我看到一個資料說，據不完全統計，美國有六萬多種獎學金，其中有些不大知名，罕有問津，多年來沒人申請。女兒的第一筆獎學金，是“發現”信用卡（Discovery Card）公司給她的。這個全美性的獎項，在每個州設金銀銅獎三個名額，女兒壯起膽寄去申請材料，獲得銅獎一千美元，新澤西州當時的兩名聯邦參議員布萊德雷和勞登伯格還先後給她寫來賀信。她還有一筆獎學金更是偶然撞上：高中畢業那年，有次我們全家接受校方邀請，出席學區的早餐表彰會。一位社區名流在致辭中提到，有個專門資助本地高中畢業生讀大學的基金會，每年提供一個五千美元獎學金名額給有志於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專業的學生。女兒立即寄去申請，結果她連續兩年得到了這筆資助。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女兒和她的同學每次做作業、寫論文和應考，強記硬背相當少，更用不着去為揣摩老師乃至官方的“上意”花腦筋，用不着擔心某種見解是否會違反某種口徑。她們絞盡腦汁的只是：有沒有自出機杼、又能夠自圓其說的見解？能從哪個途徑取得新鮮獨特的資料？在提出一個自以為得意的見解時有沒有足夠的論據支撐？在表達時能不能設計出有創意甚至有轟動效應的方式？……她們知道，在這兒，沒有什麼標準答案，老師不在乎你是否與他的看法針鋒相對，更不會有興趣要你一字不差地默寫出某段聖諭經典。老師在意的只是，你是否學會了搜集第一手材料，你的項目是否有你自己內在的邏輯性，作業是否打上你的個性印記。 授人以漁，不如授之以漁場 　　現在可以歸納一句我旁觀美國教育的強烈印象了：這裡的學校，固然不贊成向學生“知識填鴨”，但也不能簡單地看成重在向學生傳授謀生求知的實用技能。這裡的特點毋寧說是：儘可能地提供一個對所有人平等開放的、有利於學生鍛煉能力、施展才華、張揚個性的自由、寬鬆、多元的環境。 　　回到本文開頭那個“魚”和“漁”的比喻：如果說中國古人的見解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那麼美國的做法是“授人以漁不如授之以漁場”：教育者也手把手地示範傳授怎麼“捕魚”，卻更重視創造一個寬廣遼闊、有風有浪的“漁場”，讓被教育者自己從實踐中學會怎麼“捕魚”。 　　有幾點必須要說明： 　　——關於魚（知識）、漁（吸取知識的素質）和漁場（鍛煉素質的環境）幾者的側重，美國也並非鐵板一塊，不僅各州、各校、各老師八仙過海，各種派別的爭論也相當激烈。別說我們這些從中國校園裡走出的人批評美國未免過於不重視“魚”，近年來美國許多專家泰斗不斷發出“盛世危言”，警告說再不加強對基本知識的傳授，美國就要從領先地位上滑落下來。 　　——美國教育並非亙古如此，更非永恆不變。我所稱道的這種“漁場”，也是近幾十年來才發展起來的。有位美國教授對我說過，六十年代是個分水嶺，現在許多被中國人稱作“美國特色”甚至“西方傳統”的東西，其實以前美國並不是這樣，是六十年代隨着黑人民權、反對越戰、嬉皮士等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與其說是“中西之異”，不如說是“今昔之別”。 　　讀了我上面所寫，或許就會明白我為何對中國目前“改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減低學生負擔這一思路感到憂慮了。我認為，真要推行這一思路，對於克服、緩解二十年前就嚷嚷着的“黑色的七月”之類摧殘青少年的災難，輕了，只是換湯沒換藥；重一點，可能治標沒治本；再重一點，必然大破沒大立——使中國培養未來人才的百年大計再一次碰壁跌跤。 　　為什麼這麼說？ 　　“應試”與“素質”這二者並不在一個平面，不構成對立的矛盾，前者關乎測試手段，後者指涉培養目標。“改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應試”就無關素質？“素質”就不要應試？ 　　我不知道在主張素質教育者的心目中的“素質”，有沒有統一、客觀、量化的指標？ 　　如果沒有統一、客觀、量化的指標，全憑教育者、把關者的主觀評價、自由心證，“說誰行，誰就行”，在中國目前情況下，會造成什麼樣肆無忌憚的權錢交易，會付出多少成本，產生多少糾紛？ 　　如果有統一、客觀、量化的指標呢，那麼在其它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學生要瞄準這一新的“素質標準”取得高分，獲得通過，豈不同樣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同樣會有嚴酷的競爭？ 　　中國古代為什麼要發明一個科舉制度，一千多年來樂此不疲？為什麼改朝換代後，新皇帝一坐穩了馬上就“恢復高考”，甚至皇帝親自出題以示重視？如果說這是中國封建帝王為了維護統治（唐太宗就躊躇滿志地說過“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西方近代大學制度為什麼同樣包括入學、學年乃至畢業、學位考試？考試制度問題，說到底，是一個社會中有限的教育資源按照什麼樣的規則來分配，最公平又最有效率的問題。我同意人們所列出的一百條一千條中國目前高考制度的弊病乃至禍害，然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它畢竟還是中國目前情況下最公平、最公正的制度。 　　照這麼說，中國的教育就該原封不動嗎？當然不是。我寫這麼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要為中國的現代化培養人才，我們不能光是着眼於對有限教育資源的分配規則爭來爭去，光在取捨標準應該是“魚”還是“漁”這兩者之間權衡比較，用我旁觀的美國來作借鑑，我們必須引入“漁場”的概念——要儘快地、極大地、校內校外結合、官辦民辦競爭、集體私人比賽、國內國外打通、全方位地擴充我們的教育資源，創造真正有利於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 　　茲事體大，並非光是教育部門的問題，但此文只能在此打住了。 　　（寫於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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