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深圳一位「博士後」「下崗」，引起媒體和輿論廣泛關注。但是一些朋友引伸出去，認為凡博士就不該讓下崗，這就有點偏頗了。

　　我國的學位制度，在本世紀中期中斷，30多年以後才重新建立。20年來，學位制度對於教育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有目共睹。和世界著名學府培養出來的博士比較，我們自己培養的少數出色的博士毫不遜色，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但是，有制度建設，就可能出現制度下的嬗變和異化。即使在發達國家，同樣是博士學位，含金量也可以相去甚遠。在我國，這種含金量參差不齊的情況看來更加厲害。在一些熱門的博士點，博士生可以「批量生產」，一位博士生導師居然可以每年招收近十名博士生，麾下在學的弟子，經常保持20多人的大隊伍。博士生訓練講究基礎理論和課題研究，人們不禁要問，有那麼多博士水平的課題可做嗎？在一些冷門的博士點，可能計劃招生五人，但是卻只有三個考生報名。按照未必成文的制度，連續兩三年招不到合格博士生的博士點，將被亮黃牌紅牌。事關博士點的生死存亡，要把這幾個難得的考生招進來的激勵自然很大。這時候，能不能招到學生是硬道理，合格不合格反而變成軟道理。

　　難怪有人說，現在在國內一所比較好的大學裡，可以預期70%的本科生素質比較好；到了碩士生，就是40%；至於博士生，大概20%左右。這當然不是準確的統計，但是環顧四周，你的確可以發現，當年考不上好的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四年以後考上了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當年學位課程難以通過的碩士生，三年以後成了名牌大學的博士生。「英雄不問出處」，我們並不排除個別學生當初考壞了以後才發揮出潛力這種情況。問題是上述情況相當普遍，並非個別。這就應該發人深省。

　　我自己有不少這樣的實例。有一位不敢參加我的碩士生學位課程微觀經濟學考試的學生，幾年以後已經把某名牌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位揣在口袋裡，到我們學院求職，當初不懂的那些中級水平的東西，現在還是不懂。這樣的博士，當然沒有資格到我們學院任教。

　　話說回來，那少數優秀的博士生，出類拔萃，是我們學術的希望所在。這樣的博士，可惜並不很多。

　　二

　　「教授不教，講師不講」，那是20年前的一種概略說法，抱怨大學裡不重視本科生教育的現象。在那個年代，因為職稱體系是「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制度設置，全國的大學已經多年沒有職稱評定和職稱晉升，所以教授和講師都是大學教師隊伍裡面的稀有動物。那時候，在課堂上為本科生上課的，多是中青年助教。

　　今天，由於職稱制度和包括教師在內的職工終身制並行實施，大學裡職稱分布的情況完全變了。在許多大學，正副教授已經達到教師的一半，行政甚至後勤的書記處長們也兼領研究員之類的學術職稱。不少教授不必忙教學的事情，特別是不忙本科生的教學工作。現在出來一種時髦的說法，叫做「研究型的大學」，由於理解有偏差，似乎「有本事」的教授應該專注於學術研究，而不是上課，特別不是給本科生上課。不重視本科教育的情況，如果不是比過去厲害的話，至少是依然故我。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一些朋友聽說我一直給本科生上課，反而覺得不尋常。在他們看來，我從副教授晉升為正教授已經超過十二年，按照中國特色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確定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也已經六年多，怎麼會「甘於」給本科生上課呢？ 其實，我給本科生上課，並不像有些人可能想像的那樣，出於「奉獻」之類太崇高的動機。我給本科生上課，學生固然得益很多，我也得到很大樂趣。這樣的教學，是「雙贏」的愉快境界。不僅是我，其實許多老師都有過這樣喜悅的體驗。

　　原來正如前述，在當今中國的大學裡，本科生的素質最整齊，碩士生就沒那麼整齊，博士生則更不整齊。本科生入學要通過相當嚴格的考試，再加上本科是沒有專門的「導師」，學校和教師對本科生入學篩選的影響就比較小，所以本科生的素質比較整齊。碩士生入學考試範圍比較窄，導師對考試和錄取的影響就相當大，還有迄今仍然實施的「度身定做」的所謂「單獨命題」考試。具體導師面對十幾個或者上百個考生，他的酌情權就比較大，這和面對幾萬考生很不相同。至於博士生入學考試，有時候簡直是因人施考，還有許多「在職」的即業餘的博士生。各個學校都有千方百計擴大招生規模的動力。

　　讀書教學幾十年，我深切體會一個人已經學得的知識多少和他獲取知識的學習能力的高低，不是一回事。我寧願要一個悟性好的聰明孩子，不願意接受一個知道很多東西但是理性思維能力貧乏的成人。不瞞你說，前幾年我給本科生開的「微觀經濟學」和給研究生開的「微觀經濟學」，實際上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相當於發達國家一流學校本科生「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水平。但是本科生的回應明顯比研究生好，考的其實是一樣的題目，本科生的成績也比研究生好。這不是因為我不想把研究生的教學提得比較高，而是因為他們總體的基礎和能力不允許我對他們講比較高深一點的東西。

　　三

　　我喜歡給本科生上課，還是自己當年老師榜樣潛移默化的結果。

　　1959年秋天，我從廣州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讀書。一年級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課、政治學習和俄語、體育之外，實質的主課是數學分析、解析幾何和高等代數這三門。數學分析由閔嗣鶴教授主講，數學、計算數學和力學共六個班一起上大課，習題課分小班上。我們的習題課老師兼級主任，是優秀的年輕助教周巢塵。主講解析幾何的是姜伯駒，主講高等代數的是丁石蓀。

　　丁先生後來出掌北京大學，是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先生講代數，一板一眼，言簡意賅，句句珠璣。他是最富課堂藝術的老師，精妙全在語言，絕無誇張的表情或動作。聽他講課，真是一種享受。姜先生當年只有20多歲，在科研上已經做出世界同行矚目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院頭一次增補學部委員（後來稱為院士），他就當選。周巢塵老師在十年前也榮任中國科學院院士。

　　至於閔嗣鶴教授，那真值得多寫幾句。數學那麼多學科，中國的數學，曾經最接近世界水平的，應該是數論。20多年前陳景潤的概稱為「1+2」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宣傳得家喻戶曉，背景是他在嘗試攻克「1+1」這個迄今認為難以解決的數論問題的路途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在我國，數論的大師是大名鼎鼎的華羅庚，第二號人物就是閔嗣鶴教授。話說陳景潤的論文寫好以後，需要一位足夠權威的人士確認，閔嗣鶴教授就是最後拍板的人物。

　　大牌教授上基礎課，也是其他一流大學的制度。中國科學院1958年在北京開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短短幾年裡面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出色的人才，其成功經驗，就是由科學院的大牌科學家為一年級新生上基礎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專業頭三屆學生，分別由華羅庚、吳文俊和關肇直三位教授親自在課堂上調教，他們當時已經是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自然科技獎的頭三個一等獎，分別由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獲得，他們獲獎以後，都曾經比較長時期地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學的第一線上耕耘。

　　現在一些人認為，高水平的教師應該專注於研究工作，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課，特別是基礎課。這種錯誤觀點，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世界上許多著名大學，比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規定所有現職教授都要同時給本科生和研究生各開一門課。

　　本文意在提出大牌教授比較少上基礎課的現象，以期引起關注。但是即使現在，即使是在廣州，即使只說數學，還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師長，例如陳銘俊教授、左再思教授、鄧東皋教授和其他一些教授，辛勤地在基礎課教學的第一線工作。有這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