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看原始的泥活字印刷術。

（1）。考古學歷史學最講的是證據，特別是實物證據，而且孤證不足為信。恰恰這個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的說法，既沒有他的泥活字留傳，也沒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關於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夢溪筆談》上簡略的記敘外就沒有任何其他記載了。中國學界整天拿來嘮嘮叨叨的就是這麼一個沒有任何實物依據的孤證。

（2）。而且到底有沒有畢升這個人都是個問題，他的生平，籍貫等等都沒有任何記載。（有好事者還發掘出了據說是他的墓碑，可是根本無法證明這個連身份籍貫都沒有任何記載的畢升是碑上那個名字代表的人，反正先把它“初步認定為是”嘛，不僅又多了一點可吹噓的資本，而且隔三岔五地為這塊莫名其妙的碑石開開研討會，藉機又可以公款旅遊一番。造假成性的中國“考古學界”）

（3）。沈括所記的畢升泥活字印刷術，後來也不是沒有人效仿過，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製過，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書籍，可見這種東西效率之低下，畢升的泥活字印刷技術遠未成熟，根本就沒有在現實中得到什麼應用，從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又何來“對人類歷史作出了重大貢獻”云云？

（4）。畢升的泥活字印刷術連他那個村（鎮？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的範圍都沒有傳出去，卻莫名其妙憑空地一下子就傳到了數萬里外的其他國家去了。硬要強詞奪理地說別人的東西是從我們這裡傳過去的，簡直是無賴。

（5）。木活字也有人嘗試過，不過效果都不理想，而使用過一次的木活字很難拆卸、損壞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勻。被認為是首創了木活字的元代王禎也沒有印本實物，而現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又比他年代早，那到底是從中原傳到了西域，還是從西域傳進了中原？

（6）。而且中國的墨是水墨，不適合於金屬版的印刷。因為墨汁不易均勻附着在金屬版面上，印刷出來質量欠佳，金屬版印刷也不成功。

（7）。另外，國際上現在公認韓國清州興德寺是最早使用金屬活字（銅活字）的地方。其銅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體要節》（1377）比德國古登堡鉛印版的《聖經》還早7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本。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紀錄遺產。因為別人拿得出實物證據，你不服也沒辦法。

（8）。如果一定要把古代農業文明時代的任何一點點跟工業文明時代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印刷技術有某些相似點的原始萌芽技術都指鹿為馬地算作是“發明”了印刷術的話，那也輪不到他畢升頭上，因為這樣的原始印刷術雛形在世界各地區都有所發現，比畢升早兩千多年的古希臘克里特島米諾斯文明遺蹟中就已經發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註：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將許多個活字印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島出土了大量這樣的活字印和泥版及陶印品）

有人辯解說，活字印刷術在中國沒有普及開來，是因為中國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國字字母少，所以便利。這種說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細一推敲卻根本站不住腳。難道用拉丁文印刷書籍就只需要用那二十多個鉛活字就行了嗎？每一頁還不是一樣要成百上千個活字，古登堡發明鉛活版印刷機後，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書很多頁都同時裝版印刷，需要的活字一樣數以萬計。而且同一時期，在最早使用金屬活字的韓國清州為了印刷曾經製造出上百萬的銅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問題。

有人根據沈括的記載里有這樣一句話“若止印二三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而硬要說畢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現實中得到了廣泛應用。這句話哪裡說出了這麼個意思？只要認識漢字的人都知道那個“若”是“如果”的意思。而且隨便那個人看見了畢升那種排好了的版也會得出這麼個印象。“若印數十百千本”到底是數十本還是數百本還是數千本？？明明是虛指，中國的這些“國學家”硬要把這句話歪曲成是事實。這些也就只能蒙蒙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9）。關於雕版印刷術，我在《所謂》一文中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那是跟印章性質原理一樣的東西，世界上很多國家民族早就有了。在埃及發掘出來的印在紙草紙，羊皮紙上的雕版印刷品，時間上至公元900年。何況“四大發明”的說法指的本來也只是活字印刷。

（10）。即便是雕版印刷術，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是從古代中國傳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種種說法，都只是猜測而已，而這種猜測僅僅只是依據不同發明在不同地區出現的時間早晚作出的，這被稱之為文化上的一元論。

（11）。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國跟歐洲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幾乎沒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註：所謂的“絲綢之路”，最遠只到達了現在的伊朗）

（12）。而說蒙古人西征把中國的印刷術帶到了西方去的說法也是根本沒有任何道理的，因為當時蒙古人尚未達到高度的文明，而且對歐洲的進攻都是突然襲擊的性質，沒有與當地人民進行什麼文化交流，這一點早就有人指出來了。歐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來了又突然消失了。

（13）。那以後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里，也沒有提到過書籍印刷的事情。

（14）。位於遠東和歐洲之間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絕使用印刷術，堅持用手抄寫書籍，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更不可能成為什麼“傳播印刷術的橋梁”之類的。

中國學界找不到任何證據來證明“歐洲的印刷術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這種說法，相反的證據倒有不少，但是還是要厚着臉皮說“總而言之，歐洲發明印刷術間接地受到了中國的影響”。真是好笑。

實際上，又有誰會相信兩千多年前古希臘時代就已經發展出了精密科學，擁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歐幾里德，這樣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會想不到像印章那樣把刻在木頭上石頭上泥板上金屬上的文字符號翻過來印在另外的東西上？能夠想得出幾何學，牛頓力學，相對論的腦袋瓜子還用的着別人來教他們才會刻泥巴字？只不過因為那時的印刷材料有限，雕版印刷術普及不開來而已。

有個網友說得好：我小時候還不識字的那會，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紋，蘸點水在地上印着玩了，有什麼稀奇嘛，誰想不到嗎。能在實踐中得到有效而廣泛應用的東西才能算是發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敗的發明。我認為這話很有道理，明明古埃及人早就發明了紙，也長期在西方得到應用，可有些人偏要說古埃及人發明的紙跟中國的紙方法不太一樣，而且現在使用的是中國的紙而不是埃及的紙，所以那不算。可是現在使用的是黃火藥而不是黑火藥，使用的是古登堡的鉛活版機械印刷機而不是手工的泥活字印刷，方法原理也完全不同，那為什麼又要算在自己頭上。真是不要臉。

不僅歐洲，而且整個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是在古登堡發明了鉛活版機械印刷術並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以後才開始了信息傳播的革命性改變。中國也是在近代引進了鉛活版機械印刷術才拋棄了那種原始落後的手工雕版印刷術並產生了印刷業的根本改變的。這是一個歷史常識。中國的那些“歷史學家”敢否認這一點嗎？不是印刷術從中國傳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們現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術倒是從西方傳過來的。

實際上，國際學術界普遍把古登堡發明鉛活版機械印刷機算作是現代印刷術的歷史起點，沒有誰把中國發明印刷術這種說法當真。

三。羅盤

有人可能會說，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吧？可惜得很，指南針的宣傳中同樣包含了很多的虛假成分。下面就來看看。

（1）。關於司南，我在《所謂》一文中已經談到過了，根本就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也沒有任何實物被發現。考古學家甚至都無法知道它的準確形狀。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根據野史雜書中一些隻言片語的描述推斷想象出來的模型而已。有些人就指責我，為什麼要拿這個曖昧的“司南”來作比較，為什麼不拿更有說服力的 “指南車”“指南針”來作比較。那我們就具體地分別來看看。

（2）。指南車跟指南針不是一回事，它運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這個指南車根本就只是傳說。歷史博物館陳列的那個所謂“復原”出來的模型實際上是根據現代技術炮製出來的偽文物。這個道理就好比先用現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車，然後給它套上古代馬車的外殼，然後就可以聲稱：看，我們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發明了汽車！【這一招叫做無中生有，也是偽古派分子慣用的伎倆之一，後面再來總結】

（3）。然後再來說指南針，這裡面同樣存在着一個偷梁換柱的問題。因為羅盤（指南針）也分兩種：水羅盤和旱羅盤。我們中國人發明並使用的是水羅盤（現在也還有這種漂浮式羅盤），而歐洲人發明的是旱羅盤，而我國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時才引進旱羅盤。

（4）。水羅盤是通過在漂浮在一碗水裡的木製圓盤上安裝一塊磁鐵來作用的，這種水羅盤使用很不方便，中國長期使用水羅盤卻沒有得到改進。（有人硬要把“張仙人”俑上那個模糊不清的圓疙瘩牽強附會地說成是旱羅盤，也就只能蒙蒙沒看到實物的人）

（5）。歐洲人的磁羅盤卻是12世紀時在意大利的阿馬爾菲城自己發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個樞軸上水平安裝或懸掛的磁針，可在樞軸上自由活動直到與地球磁場在一條線上，在技術上要複雜先進得多。這個有出土的實物為證。

（6）。即使是水羅盤，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是從古代中國傳到了西方去，今天的種種說法，都只是猜測而已，而這種猜測僅僅只是依據不同發明在不同地區出現的時間早晚作出的，這被稱之為文化上的一元論。

（7）。歐洲人不僅在技術上不斷革新，而且在理論上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1269年，柏爾格利納斯（P.Peregrinus）寫出了《磁論》一書，對磁極、磁針、磁力和地磁的科學原理進行了仔細的實驗研究。這以後，歐洲人又對羅盤進行了很多技術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擾的弗林德斯頓鐵等裝置。

（8）。而羅盤的種類也早就從磁羅盤一種發展到了跟磁原理毫無關係的陀螺羅盤，無線電羅盤等等多種。這還有我們中國人什麼事呢？硬要厚着臉皮把別人的東西說成是自己的不覺得可恥嗎？

（8）。關於磁羅盤在航海中的重要性，本來這個問題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了，因為人家用的是自己發明的東西，重不重要都不關你的事。但是有些問題還是需要澄清一下。我以前已經說過了，航海所需要用到的儀器裝置多得多，用來確定方位的儀器和方法也遠不止一種，磁羅盤只是進行航海所用到的眾多手段中的一種而已，只能看個大概，而六分儀不僅可以確定方向，還可以確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遠洋航行中六分儀更加重要。

（9）。有人認為，近岸航行跟橫渡大洋不能相提並論，所以公元前七世紀的腓尼基人環航非洲算不得什麼。這種想法簡直太書呆子氣了，難道近岸航行真的就是像你想象的那樣沿着看得到陸地的淺灘航行嗎？那還航行個屁啊，早就觸礁了，沒怎麼出過海的人才會是這種想法。所謂近岸航行一樣是在遠離陸地的遠海航行。更何況非洲大陸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都還是蠻荒一片，更不說公元前七世紀，要環航非洲根本就連個靠岸補給的港口都沒有，要這樣航行數萬公里的艱難程度豈是你兩千年後的鄭和下西洋能夠相比的。話又說回來了，鄭和下西洋還不是近岸航行。

（10）。如果說環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麼古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橫渡地中海阿拉伯海也是近岸航行嗎？公元前兩千年前米諾斯文明時期的希臘航海業就已經很發達了，腓尼基人，米諾斯人一直就靠航海為業。迷航？走在馬路上還摔跤呢。

不管從那方面來看，發明權上，技術成熟程度上，科學理論的建立上，實踐應用上，對航海的推動作用上，都沒有理由硬要說別人的發明跟我們有什麼關聯，我們的是我們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四。造紙術

這是“四大發明”中唯一還有點可驕傲成分的一個。可是國際上偏偏不承認是中國人最先發明了紙，而是認為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最早發明了紙。有人就說，古埃及人發明的紙不能算真正的紙，因為不是植物纖維的紙，有人甚至說紙草紙是跟甲骨，竹簡同樣的東西。這不是蠻不講理嗎？紙草紙怎麼就不是植物纖維的紙？又怎麼會是跟甲骨，竹簡同樣的東西？甲骨竹簡能任意摺疊嗎？是用筆書寫嗎？

我在《所謂》一文中都說得很清楚了：這種用紙草紙寫成的書籍，我曾經親眼看到過，雖歷經數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紙質決不比我們中國古代的紙差，而且紙草紙也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容易斷裂，現在埃及都還有根據古代技術進行製造的紙草紙，造出的紙任意摺疊完全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博物館都收藏有這種紙草紙古籍，像大英博物館就收藏有，我叫你們去看，你們又不去，還硬要說紙草紙不算紙。

先來看看紙草紙的製造工藝：

“台旁一個水桶中插着一把1米來長的綠色紙草莖，很像蘆葦杆，但頂上長着稀疏的線狀短葉。這些都是野生的，割下後要浸在水中，使用時間不能超過兩天。青年取出一根紙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長一段，用小刀將外面綠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淺色的內莖，又將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時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斷，而一個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顏色已變為淺黃，拿在手裡可以任意彎曲。他告訴我們，由於新鮮的紙草莖中含有糖分，必須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為造紙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從水槽中撈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麵杖一樣的圓棍擠盡水分，然後將這些薄片縱橫交錯的疊成一片。最後一道工序是將它放在一台鐵板壓中壓緊，放置滿6天后就成為紙草紙成品。他將疊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壓機後，將鐵板轉緊，兩分鐘後取出薄片，但見相互間已經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還是什麼情形。果然，接過他取來的一片成品，用兩手抖動就嘩嘩作響，可以隨意摺疊，透過光照，可以看到縱橫的纖維，厚薄雖不太均勻，薄處成半透明，但已渾然一體。不過，古埃及人製作時還沒有這些機械，特別是最後一道工序，當時是將薄片平攤在兩層亞麻布中間，然後用石頭或其他重物壓緊，需要的時間更久。”

確實，這是跟我們中國的紙製造工藝有所不同，因為還沒有發展到造紙漿的階段，而且後來也逐漸淘汰了。但是我們並不能否認紙草紙在性能上是屬於紙的類型的，而不是跟甲骨竹簡同一類的，我們中國人不是也把絲綿紙看作是紙的一類嗎？更不能否認這種紙在古代及中世紀歐洲和中東的長期使用對文化發展傳播所作出過的巨大貢獻。（註：英文中紙（paper)這個單詞就直接來源於拉丁文papyrus（紙草紙））

紙草紙最大的缺點就是原料單一，紙莎草只生長在尼羅河畔，來源單一導致了造價昂貴，後來逐漸就被淘汰了。

那麼後來歐洲所使用的造紙工藝是從中國傳入的嗎？遺憾的是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仍然只是猜測，認為是阿拉伯人傳入的。歐洲的造紙術跟中國的造紙術有很多的不同，中國傳統造紙術最初使用樹皮，破布，麻頭等等，後來長期使用竹紙，歐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紀開始廣泛使用木材造紙，他們用的抄紙工具也不是竹簾，而是用木頭和銅絲等作成的“抄網”，這與中國人單人掌簾或者雙人抬簾是不同的，他們在紙漿中不加纖維懸浮劑，所以歐洲的紙張比較厚實和光滑，主要為了適應鵝毛筆和染料墨水書寫的結果。德國和法國又於十八世紀試用各種植物纖維進行紙漿造紙的實驗，英國採用機器代替手工抄紙，以木材為原料的機製紙也得到了迅速發展，造紙工藝早就不是傳統的那種石灰漚竹的土造紙法了，產生了巨大的變革，中國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機造木材紙工藝。整天嘮嘮叨叨我們的造紙術為你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實在是無聊也誇大了事實。（註：現在德國等地的很多小鎮上仍然有紀念發明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各種節日，中世紀時，這些地方曾經大量地將樹木浸泡在河水中，用來造紙。）

有的時候我會想，咱們中國人怎麼就那麼在意我們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謊吹牛都要去維護這個第一，卻不關心我們現在是不是第一，這是不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呢？就像一個人，如果生活事業順利，就很少去回憶過去的事情，也沒有時間去回憶。只有失敗者，對前途絕望者，對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懷念過去，靠這個來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歡懷念過去，年輕的就喜歡幻想未來。現在中國的復古風氣很盛，可能我們中國人真的是覺得已經快走到窮途末路了吧。

有一件事情或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有一位留學生朋友曾經和一個美國旅遊團搭同一架飛機，快到北京國際機場時一個美國導遊對他們的美國同胞說‘各位，下一站就是中國的北京，這個國家以前被侵略過，人們有一種屈辱感，這個國家的人民有個特點，非常在意別人誇他們天下第一，等一下大家去玩的時候，不妨對他們國家的人民翹起大拇指，並說他們的國家天下第一，他們聽了會很高興，無論看到什麼東西都夸下，說這是個奇蹟，他們更會欣喜若狂，並更加熱情好客’”

其實，國際上並沒有否認中國人自己【獨立】發明了黑火藥，雕版印刷術，造紙術，指南針，但是指出來你發明了別人也發明了，而且你發明的跟別人發明的不是一回事，更何況現在使用的卻是別人發明的東西，用的是黃火藥而不是黑火藥，用鉛版機械印刷機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旱羅盤，無線電羅盤，陀螺羅盤，衛星定位儀而不是原始的水羅盤，用機造木材紙而不是石灰漚竹的土造紙法。我們中國人也明白這一點，於是就死皮賴臉地硬要把別人的東西說成是自己的，真是既無聊又無恥。

關於李約瑟的問題，《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就已經講的很清楚了，以下就直接引述這篇文章中的觀點：

“在西方“正統”科學史家──從“科學史之父”薩頓一脈承傳──中的某些人看來，李約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還不能算是科學史家共同體中的一員。李約瑟還曾抱怨：劍橋東方學院的學者不同他打交道，“一牆之隔”的劍橋大學科學史系也把他拒之門外。”

“李約瑟雖然在生物化學方面早有成就，37歲時便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但他並未受過科學史或科學哲學的專業訓練，因此，未能“把什麼是科學加以定義”成為李約瑟的一大困境。而實際上，李約瑟有時拔高古代中國人的成就，也和不對科學加以界定有關係。”

“而李約瑟的“硬傷”更具體的根源是他對中國道教及道家學說的過分熱愛──熱愛到了妨礙他進行客觀研究、誇大道家在中國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對於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本身，海內外許多學者曾指出各種具體錯誤，李約瑟出於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熱愛和迷戀，在不少問題上有對中國古代成就的拔高傾向。”

“從他和魯桂珍相遇開始──有些學者還注意到當時魯年輕貌美，此後他的思想和興趣發生了巨大轉變。魯後來成為他終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侶，最終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約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說：“後來我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象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真正的持平之論，出自李約瑟身邊最親近的人。魯桂珍曾坦言：李約瑟並不是一位職 業漢學家，也不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不曾受過學校的漢語和科學史的正規教育。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學過科學史，只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餘，順便涉獵而已。”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選中”了李約瑟，但對他的工作成果進行“過濾”。李約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間的交流、影響和“西來說”都為國內許多學者所不喜愛--他們通常隻字不提，只當李約瑟沒說過。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選對自己有利的結論加以引用，少數學者甚至嚴重歪曲李約瑟的觀點來證明自己說法。”（如中藥相當一部分就是當年穆斯林商人與醫藥學家從阿拉伯、波斯與印度等地引進的“海藥”，16卷本的古希臘醫學家蓋倫醫學著作傳入中國對中醫的影響，這些都隱而不提了。）

“羅伯特·坦普爾著書談“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有很多穿鑿附會的地方。”

“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裡世界領先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條路，而在後面並沒有人跟着走的情況下，中國“領先”又從何說起呢？這就好比一個人向東走，一個人向南走，你不能說向南走的人是落後還是領先向東走的人──只有兩個人在同一條路上，並且向同一個方向走，才會有領先和落後之分。”

（《南方周末》2001.5.24.“李約瑟難題”是偽問題？──《南方周末》專訪）

如果說李約瑟的著作多少還有點參考價值的話，那麼那個靠販賣暢銷書為生的美國記者羅伯特·坦普爾寫的《中國--發現和發明的國度》簡直就是一本跟拉豐丹的《眾神之車》毫無二致的東西。

隨便列舉一下他販賣（以及幫他叫賣的中國偽古派人士更進一步發揚光大的）的這些東西：二進制，明明是萊布尼茲創立的東西能夠被他這個連文言文都不懂的洋風水師說成是易經的發明；“發燭”，明明只是塗了硫磺用來在現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備火柴的自發生火基本功能性質的東西，能夠被無中生有地撒謊說成是發明了“火柴”；“機械鐘”，能夠牽強附會地說成是中國的發明，而實際上，機械鐘錶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了；“記里鼓車”，指鹿為馬地說是古代計程車，而實際上，公元前100年，亞歷山大里亞的發明家赫倫就已經發明了類似的里程計，在里程計中使用了齒輪。還有風箏，傘等物，實際上別的國家民族也早就有了類似的東西，如古埃及人早就開始使用傘了，風箏，最早的風箏發掘於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島上，公元五世紀時，希臘的阿爾克達新也發明了風箏。弓箭，也成了中國人的獨家專利了，還弱智到撒謊說歐洲直到十世紀才開始使用弓箭，那之前兩千年裡古希臘人古羅馬人沒使用過弓箭啊？亞歷山大的攻城弩是什麼？幾萬年前的原始部落就有弓箭了。蒸氣機也說成是中國發明的了，實際上按照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如果合理的話），也可以說古希臘人早就發明了蒸氣機。

【這也是偽古派分子慣用的一種騙術，先用偷梁換柱指鹿為馬甚至是無中生有等等手段炮製出或者是把一些原始技術偽裝替換成某種現代科技的等價物，然後故意隱瞞其他國家民族在古代同樣也早就有了類似的技術這樣一個事實，結果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原來我們一直領先他們幾千年啊！其實是在夢中領先了幾千年。】

還有什麼“古代機器人”“古代直升飛機”之類的根據中世紀版《轉.法.輪》胡編亂造出來的玩意；“化學武器”“催淚彈”“降落傘”“塑料”“火箭”“水雷”之類指鹿為馬的胡說八道；“眼鏡”“國際象棋”“撲克牌”之類偷換概念不着邊際的歪曲誇大。

就是這個羅伯特·坦普爾（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話），他還論證過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發明者，根據的就是那個阿基米德用鏡子反射陽光燒毀了羅馬艦船的傳說。這些洋江湖術士每到一個國家都會用同樣的手段炮製出類似的一些“偉大發明”的神話出來。

這種招搖撞騙的洋癟三也就只有在中國才特別受歡迎，幫着他販賣這些垃圾的“國學大師”“科學史專家”並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說八道，只不過互相利用而已，一個靠販賣暢銷書騙錢，一些靠幫着販賣混口飯吃，再用這些來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官方熱衷於支持操縱這種復古偽古熱潮，其動機不過是為了要向人民證明，沒有西方的政治體制，我們中國古代也是科技發達領先的，現在我們也仍然不需要引進西方體制，如此而已。

下面來總結一下，偽古派分子編造種種古代“科學神話”所慣用的伎倆，以後大家看見類似的跳大神表演就便於識別了。

（1）。無中生有，根據一些古代傳說甚至乾脆就是神話故事，封建迷信的謠言，還有類似於《搜神記》《易經》之類的古代版《轉.法.輪》古代版《眾神之車》中隻言片語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記》《本草綱目》這樣嚴肅著作中也難免的封建迷信糟粕成分（如關於劉邦的記敘），再加上文言文的語義晦澀，多歧義，通過曲解，穿鑿附會，甚至乾脆就是故意撒謊，來編造所謂的“古代科學發明”；

（2）。指鹿為馬，根據一些農業文明時代的原始手工工藝技術與現代的某種科學技術在某方面的一點點相似之處，然後就無限誇大這種原始技術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蓋兩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別，來編造謊言。

（3）。偷梁換柱，乾脆就把兩種不同性質不同功能的東西偷換概念，將另外一種真正起作用的東西隱而不提，而虛假地宣傳本來無關的東西的作用。

所謂“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云云，其實就是用這樣種種手段炮製出來的一種虛假的宣傳，一種在病態的無限膨脹的虛榮心的驅使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謊言，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不指望憑着幾次討論就能夠結束這種虛假的宣傳，但是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這些謊言。

萬科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