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樣，2002年12月號的台灣《科學月刊》有當年最新的諾貝爾獎報導。不過這 次特別不同，除了報導引介的層面比往年廣，還有程一駿先生寫的社論〈台灣為何出不了 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張之傑先生的〈中國距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兩篇文章。事實上 ，對於得不得諾貝爾獎的焦慮，不只台灣有，中國有、韓國有，就是被認為成績比較傑出 的日本，一樣也有。

　　我手邊有幾篇文章。一篇是1997年一位日本學界人士Yomiuri寫的專欄，題目是〈群 族心態使日本人更難得到諾貝爾獎〉。那篇專欄由美國科學家普希勒發現另一種傳遞病原 的蛋白體—prions，得到1997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談起。普希勒最早發現prions時，受到 很大的懷疑，但還能夠繼續進行研究。這篇專欄說日本因「群族心態」瀰漫社會各處，普 希勒那樣人物，在日本學術界絕無出頭機會。

　　當然日本的學術界十多年來也力求改變，像前東京大學校長、後來做了教育部長的有 馬朗人，也倡議改變日本學術界過去大教授主控一切的傳統。這二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日 本連續獲獎，2002年又獲物理獎，學術界大受鼓舞。當然這並不是改變制度的立竿見影之 效，原因是最近幾年日本得獎的工作，也還是在原來傳統制度下的產物，而日本的化學傳 統，更可上溯至明治維新（1868）。

　　韓國因為到目前還沒有一個諾貝爾得主（包括非科學的項目在內），因此社會上可以 說瀰漫着諾貝爾獎的渴望症，1995年到韓國在漢城街頭就發現了這種症狀的具體事證。在 漢城市中心有一個很大的書城，書城進口的走廊兩邊牆上，掛了許多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 照片，下面有他們的名字，其中一個地方有一個空白的照片，下面寫着一句話「這是預留 給未來韓國的諾貝爾獎得主」。

　　1997年英文《韓國論壇報》上有一篇專文，也是討論韓國得到諾貝爾獎的問題。寫這 篇文章的漢城大學化學教授Kim Joo Hyun有深度的看法，認為近代科學的產生有其文化的 背景，他提出例證說明韓國文化中有不利於學習近代科學的地方。

　　兩年以後，新加坡《聯合早報》也刊出了一篇專文，題目和張之傑文章的題目幾乎一 樣，當然內容全不相同。《聯合早報》的文章統計了一下許多後起國家得諾貝爾獎的時間 因素，也討論了中國文化和社會政治上的制約，對於中國得諾貝爾獎造成的阻力。文章以 日本學者湯淺光朝提出的「湯淺現象」，認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有機會得到諾貝爾獎。

　　台灣《科學月刊》12月號程一駿和張之傑的文章，也提到類似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問 題。張之傑文章中說，「在諾貝爾獎的得獎名單上，至今仍然找不到『中國』的名號。」 由語意上說，這裡也許有一點誤會，原因是楊振寧和李政道得諾貝爾獎的時候，都拿着中 華民國護照，所以到今天為止，在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正式紀錄上，他們二人的國籍都是 「中國」。

　　另外關於趙忠堯在1930年率先發表實驗結果的論文，為後來正電子發現提供了最關鍵 的證據，但是卻遭到忽略之事，張之傑文章中引用了2002年7月趙忠堯百歲冥誕紀念會上 李政道的書面致詞。事實上，趙忠堯這個重要科學貢獻受到忽略的翻案文章，最早是198 9年李炳安和楊振寧兩人在《國際現代物理期刊》上發表專文公開討論，那篇文章對於趙 忠堯實驗工作的內容和貢獻有十分詳盡的討論。

　　得不得諾貝爾獎的焦慮，當然不僅限於我人，但是對於諾貝爾獎的過分看重，事實上 不利於科學創造活動的良性發展。譬如雖然王淦昌對於微中子發現的貢獻，李炳安和楊振 寧1986年在中國《物理》月刊上有專文討論，而到90年代晚期王淦昌、趙忠堯兩人先後去 世以前，在中國科學界也受到重視，但只因為趙、王二人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因此並沒有 多少中國的學術中人，真能夠把他們和諾貝爾獎得主等量齊觀，這和歐美情形是大不相同 的。

　　諾貝爾獎選擇得主，有一個他們的內在標準，這個標準和近代科學與其母文化之間有 複雜的關聯。在一個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環境（如中國、日本和韓國），勉強跨越文化上 的鴻溝，去迎合一個不同文化背景所設立的標準，是否真的能夠在自身文化中產生深刻的 創造內涵？一個科學社群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一種內在傳統，得諾貝爾獎對於學術的進展 ，恐怕還是無濟於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