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投共的沒有“士”，只有奴。左毒害人害己，信夫！】

士可殺又可辱，志可奪又可賜－－毛澤東共產黨做到了。何以做到？群妖助紂為虐，眾生扶助造就。始皇焚書坑儒，毛自誇百倍於秦，實則以污辱計遠逾萬倍，造成中國人志氣幾乎消失的破壞無以復增；正常父母即使是文盲，也會時刻提醒孩子要立志，王陽明標舉“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以此，但毛共有辦法使人喪志－－否定卓越之士的畢生成就，乖乖感激它賜的那碗飯：依葫蘆愛國。時人戲創新詞“愛國賊”，令人笑中有淚。

讀“思想改造”原始資料－－革命大學、鄉鎮土改、院校調整，它們用集體學習、震懾威嚇、搬弄詭詞等各種魔術使京津知識界（知識份子一詞被共產黨濫用得極爛）率先就範，殿堂級大學校長帶頭俯首稱臣，請求毛朱劉周等十個領導人開課指導自己，曾任北大圖書登記員的毛允准派人予以教育學習；於是，知識人惹火燒身、毛共黨引君入瓮互為因果釀製的厄運噩夢紛至，人人非掏出靈魂洗心革面不止。

牟宗三斥毛為魔中之王

哲學家牟宗三斥毛為魔中之王，確是穿透灼見，希魔史魔朝鮮魔越共魔始終遜毛鄧梟魔一二籌，柬魔兇殘庶幾似之而規模瞠乎其後，古巴卡斯特羅應未算魔，可能是爵士樂關係，這種騷靈音樂的精神意識太自由太奔騰太解放，中國歷史陰沉詐巧一面使毛周鄧江胡別具惡格。

思想是人為萬物之靈的根本，動物的樣子即使若有所思，仍難以了解或確證，它們以本能密碼延續，生物學家只管科學分析歸納。展示洗腦文字，是希望為這麼曾經一批被迫出賣靈魂的逝者覓尋安息之所，更盼未逝者知情者把握時機筆記口述，引為殷鑑反倒次要，因為誰都再難窮凶極惡過它們。

一般看法，思想改造專指一九五一至五二年的政治運動，由應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之請的教職員暑假班開始，九月底周恩來娓娓五小時〈批評與自我批評〉迷魂演講，一二千人“被總理感動”無非是“紅朝宰相”“如簧之舌”犀利絕倫，文件下達隨之而起，人人務求 “洗澡”“過關”。洗澡本為潔淨，但原來其間有個極端卑鄙痞話兒－－洗澡不能不脫褲子，屁股尾巴無處掩藏，剪時難免疼痛流血；“過關”可不是“過五關斬六將”，不但一點威風沒有，抑且尾巴血淋淋，三番五次才能哀鳴下台，夾着屁股半獸半鬼。

事實上，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後，思想改造已如火如荼，還以“搶救知識份子”來蠱惑人心，即便有敢於抵制揭穿的勇士，最後還是彎腰就範，痛徹悔改，這些烏瘴臭氣，代表大知識份子的“民主同盟”乃至全國同胞如果完全知情，恐怕未必盡受高唱民主自由的共產黨欺瞞，也不會在四九年前後趕回來“建國”了。

有人可能奇怪，怎麼朱光潛等等已成大家的人趕緊“自我檢討”並於“開國”五十七天刊於《人民日報》，道理和老舍一樣，四九春節“和平解放”北平，一個月後，各式各樣的“黨訓班”“革命學習”鋪天蓋地，短期二周，長期半年，鬼魅的是：公開招考篩選；大人物則以協助農民名義，接受“土改”震駭靈魂的“教育”，經歷“折騰地主”這一役的秀才，能不惶惑地心有餘悸嗎？

老舍，歿於文革第一年的八月二十四、五之間，前一日，自動迴文聯預備“受教育”，結果慘遭毒打，飭令翌日再斗，半夜太太領回，晨曦出門，於太平湖兀坐，次日浮屍水面。以下，是“開國大典”九個多月後登在天津《進步日報》（原大公報）的自我剖白，謹此為悼：

老舍為中共三十壽寫心腹話

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好處是說不盡的！ 為簡單一點，我只說我自己得到的好處吧。

自抗日戰爭起，我就成了個職業的文藝工作者。可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我沒法寫出我的心腹話來。國民黨的官僚與特務不許我，或任何寫家，寫出真情實話。這樣，寫作就由愉快變成痛苦：寫真話吧，便有殺身的危險；寫官兒與特務愛聽的話吧，就又失了氣節與人格。乾脆不寫一個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維持，特務就會去報告：“他已停筆，想是要武裝暴動！”一個作家不是應當得到些尊敬麼？我卻變成個小偷兒似的，隨時隨地要留神，好不教特務抓了去！（按：一九三八年老舍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名譽理事周恩來，活動頻繁，斯時老舍已成了名“寫家”十餘年；他死後兩年應予榮獲的一九六八諾貝爾文學獎於二千年頒給法國華人高行健。）

那時節，“閉門家中坐都有禍從天上來”的可能，更不要說社會活動了。參加一個小小的文藝座談會，就許招出天大的麻煩；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務也許不抓作家，而抓去旁聽來的青年們！到學校去講演也是危險的事，我有一次到一個大學校去講話，就看到幾枝手槍在台下發着光。作家，在那時節，即使不入獄，也是變相的囚犯，連在那兒喝茶、吃飯、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給作報告。當我住在北碚的時候，忽然由重慶來了兩位文藝界的好朋友。 沒有錢買別的，我只蒸了一屜包子招待他們。 好傢夥，第三天，連“最高國防會議”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們已準備好了五百架機關槍，將要大暴動！那是什麼世界呢！（按：異構奇想，似乎比目前國安維權厲害。）

現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個文藝工作者應得的尊敬與重視。共產黨使我又恢復了作家的尊嚴，政府照顧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顧到我的心靈。 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種模糊的自由主義：表面上好的便說好，表面上壞的就說壞，不加深究；不好不壞的（也許就是最壞的）就馬虎下去。我沒有最堅定的立場，因而也就不懂得什麼叫作鬥爭。對什麼事，我都願意和平了結－－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我雖不是黨員，可是共產黨教育了我。現在，我有了充分的機會去參加各種集會與活動，去聽去看，並發表意見。在這各種集會與活動里，我慢慢的明白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也明白了真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淚爭取來的。明白了這些，消極的，我在文藝寫作上不再機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寫文章當作筆墨遊戲；積極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進文字裡去，希望別人也明白起來；而且要把我的這點思想放到通俗的語言、形式中，擴大影響。共產黨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藝里的重要性，和文藝是為誰服務的。以前，我寫作，是要等着虛無飄渺的靈感的。現在，我高興的“趕任務”。任務就是靈感，任務也是責任。我明白了，文藝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間去的，不再是給自己與幾位知音去欣賞的文字把戲。這麼一來，我也更重視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這把刀現在是被共產黨的鼓勵給磨出刃兒來。（按：尊重，尊嚴，政府照顧心靈，咬住真理，黨教育了我，文藝為誰服務，任務是靈感，更重視自己，“磨出刃兒”人我兩亡乎，以上誰願認可？）

黨的思想教育也教我懂得了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在學習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 有時候，我想不通；有時候，想通了而不肯那麼寫出來，怕別人笑我，說我鼓着腮幫充胖子。 沒想通的，寫出來，自然要受批評。一受批評，我就覺得丟了臉，心中老大不高興。想通了而不肯寫出來呢，又使我難受，覺得自己沒有勇氣，沒有自信心。現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才是使人堅定與堅強的利器。 只有接受批評，才能有進步。只有能自我批評，才能堂堂正正的作個知過必改、力求進取的人。 是的，共產黨使我堅強起來，不再作無聊的自傲、自卑、與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請教，想通了的就熱情的寫出來；寫的不對就認錯兒，而且要追尋到錯誤的根源。這難道不是個好態度麼，不是爽爽朗朗的態度麼？我要抱定這態度去作人，去作文藝；我相信，我已摸到門兒，這門兒是共產黨給我打開的。（按：七字咒“批評與自我批評”污辱幾許書生，堂堂正正乎，黨使我堅強耶，作人耶，讀者感到是心腹話嗎，做文章而已）

上邊的話都是我的心腹話。為什麼現在才說出來？因為過幾天是黨的三十歲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話來向黨和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致敬，致謝！（按：此地無銀三十兩，不能不“交心剖腹”，致敬完又致謝，迷離一至於此。）

徹頭徹尾自我否定：已無異死亡

看罷老舍自斨之語，認為思想改造使不少人甘心服從的說法，恐怕並不真實，因為徹頭徹尾否定無異死亡。“落水文化人”可不可以如同打“落水狗”一般討伐？應該看是什麼狗，導盲犬與吃矢狗判若雲泥，雖然它引導其他盲從者失足殞命。

十九世紀最後一年出生的老舍，自稱學名慶春，因為誕於立春之日，舒姓拆字為舍予，意旨“棄我”。二十五歲赴倫敦東方學院任華語講師，次年在《小說月報》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連載第二期即用筆名老舍；勝利後，應華盛頓邀請講學，幽靈奄息神州前夕，宰相周一句“就差老舍一個了”，帶病顛簸兩月，嚴冬抵天津，作“美國人的苦悶”撻伐資本主義，任北京文聯主席。

老舍歸國，首個元旦撰太平歌，其後，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學習農工，攻訐胡風，批判右派，破四害，大躍進，無役不與，甚至，除了本懺悔書稱“毛澤東同志”，篇篇高呼“毛主席”，跟所有人一樣大喊萬歲。詭譎的是，悅甫點字之際，這位十九歲當小學校長的早熟文人，沉於古都西北之太平湖－－兒子舒乙析為老爸與祖父母靈聚之處，扼腕的是：舒館長當時只知道父親“自絕於人民”，不准拿骨灰，二十八塊人民斃焚屍費自付。


－－原載：《開放》，2011-12-08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