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網上名人九哥相見，相談甚為投機。九哥的一句話讓我感觸很深，他說：“中國人不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還應該改變思維方式”。生活在中國的朋友，由於“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廬山效應，難以體會到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可是在外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朋友，應該都有一種體會：和外國人相比，中國人慣用的觀察事物和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有非常鮮明的獨特性。九哥的話讓我產生了應該寫一點有關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想法。為了敘述方便，我將“中國人獨有的思維方式”，簡稱為“中華思維”。

　　一、壞人推論篇

　　正在我構思此文的時候，西北大學的同學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西北大學的學生為了幾個日本留學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劇而憤然上街遊行，抗議日本人侮辱中國人，甚至發展到毆打與此事無關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們不妨從此事出發，分析一下中國人怎樣用“中華思維”來思考此事。

　　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學外語學院主辦的外語文化節上，一個日本外教和三個日本男留學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劇，其中三個男留學生上身穿紅色胸罩，腹部系一個作生殖器狀倒扣紙杯，三個人背上寫有“中國”、“日本”和代表愛情的“心”形圖樣。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開日本電視，常有這種男扮女裝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許日本人比較欣賞這種滑稽表演吧。雖然說中國人不喜歡這樣的滑稽表演，但中國人應該能容忍這樣的性風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國文化相對地屬於“性開放”一類；原因之二，近十幾年中國舉國上下已出現了“笑貧不笑娼”的性寬容。據中國媒體報道，2002年12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別向全國發出通報，要求各級部門嚴厲打擊和取締脫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該通報說：“一段時期以來，在農村集鎮……，組織大棚演出團體進行脫衣舞表演的情況時有發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已先後查處了山西省朔州市懷仁縣等……，惡劣的脫衣舞色情淫穢表演案件，當場抓獲組織及參與人員211名。”

　　由此可見，即使在中國最保守的內地農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脫衣舞等極端開放的色情表演，和伊斯蘭教國家的老百姓絕不容忍性風俗表演的情況完全不同。如果日本留學生只是在背上寫“日本”而沒有寫“中國”字樣的話，中國大學生大致僅僅嘲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絕不會想起來抗議日本人不遵守中國的風俗習慣，更不會搞到上街遊行的地步。

　　問題就出在日本留學生身上寫的“中國”字樣。穿着低俗下流服飾的表演者身上寫“中國”是什麼意思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設想，也可以往“壞”的方面設想。往“好”方面想的話，日本留學生可能是好意，想用“中國”、“日本”和“心”形圖樣來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壞”的方面想的話，日本留學生則懷有惡意，想藉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國人下流愚蠢。

　　儘管有少數人對日本留學生的行為進行“好意”推測，但是大部分中國人還是對日本留學生進行了“惡意”推測。西北大學的同學一想到日本人藉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國人下流愚蠢，又怎麼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遊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件事表現出中國人“中華思維”的特點之一：用口語說是“把人往壞的方面想”，用學術一點的話則是“壞人推論”。

　　中國人似乎並不相信人會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國你不管幹什麼好事，別人也會認為你背後隱藏有壞的動機。有傳聞說：一個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說：“那個哥們是想入黨了吧”，這就是“壞人推論”的典型表現。中國朋友大約都有被別人“壞人推論”的經歷，這裡講一件我本人的經歷。

　　前幾年我所在的公司新來一個中國人A氏，恰好和我在一個辦公室。不少日本人在吃完午飯後，喜歡買一點飲料或冷飲吃。那天A氏買了一個紙盒包裝的乳酸飲料，我看到A氏的喝飲料方法，不禁大吃一驚。這種紙盒包裝的乳酸飲料附有一根吸管，盒頂上預留一個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將吸管從那裡插入，很容易飲用。可是A氏卻把紙盒頂端全部撕開，然後把吸管放在裡面喝。顯然A氏以前很少喝這種紙盒裝飲料，才會發生這種錯誤。

　　我趕緊和A氏說：“這種飲料不是這樣喝的。紙盒上面有個小孔，你把吸管從那裡插進去就行。”我只不過是想告訴A氏正確的喝飲料方法，A氏的反映卻讓我心裡一顫：他以羞惱和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說：“我從來就是這樣的喝法，這樣喝更方便。”不過為了證明他的說法，A氏從此改買鋁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飲料，再沒有看見他喝過紙盒包裝飲料。

　　我後來反思此事，大概是A氏認為我指出他錯誤的喝飲料方法，是想在眾人面前給他羞辱難堪。當然A氏的想法不是沒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惡意在眾人面前羞辱他的嫌疑。但他也應該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種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訴他正確的喝飲料方法，並沒有惡意。況且我和他剛認識無怨無仇，為什麼會想到要羞辱他呢？可是A氏完全沒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對我進行壞人推論，判定我有意當眾羞辱他。從此A氏對我耿耿於懷，我們兩人關係一直無法搞好。

　　魯迅在小說《孔已己》中有這樣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顧……，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裡舀出，看過壺子底里有水沒有，又親自將壺子放在熱水裡，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摻水也很為難。”這段描述反映出中國顧客對商店的“壞人推論”心理：認為店家一定是不誠實的，一有機會就要往酒里摻水，所以才要盯緊店家的手腳。

　　不僅中國的顧客對商店進行壞人推論，中國的商店也對顧客進行壞人推論。魯迅在另外一篇雜文（《無題１》、熱風）中，敘述了他在一家商店買三明治時，店家用手掌罩緊放三明治的盒子，嚴防魯迅乘亂偷竊的情景。魯迅感慨道：“這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然而，其實，我可不應該以為這是一個侮辱，因為我不能保證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紛亂中永遠不被偷。也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見中華思維方式中的“壞人推論”思考方式：遇到一個陌生人，首先假設他是一個壞人，假設他有犯罪的動機，假設他對自己懷有惡意，所以我們要採取謹慎的對策和周密的防範，嚴防自己吃虧或受害。有人把中華思維方式中的“壞人推論”總結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從小就被父母諄諄教導，千萬不可太相信別人；好朋友也往往會給我們忠告和提醒：“你對某某人要提防一點”。

　　到日本後，最讓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別人輕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入國管理局辦簽證延期手續，交材料時入管局的辦事員說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徵收票”（相當於納稅證明書），這可是辦簽證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趕緊說：“源泉徵收票我忘在家裡了，我現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對方卻說：“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有很大變化嗎？”我說：“沒有”。對方沒有再向我要“源泉徵收票”就給我辦了簽證延期。

　　當時我感到十分詫異：日本人怎麼這樣輕易相信我沒有說謊？中國常說“空口無憑”，為什麼在這裡“空口"說的話也被人相信了？當然在外國被別人輕易相信的事情，不僅我一個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國人來到外國，最深的體會之一就是在為人處事方面，外國人比中國人好打交道。外國人比中國人單純，沒有防人之心，他們會輕易相信你講的話。外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中國人不同，他們用“好人推論”，而不是“壞人推論”來待人接物。

　　中國人獨特的“壞人推論”中華思維方式，導致了中國人之間很難相處。中國人在內心中處處提防，使人和人之間在心理上樹起一道高牆，劃出一條鴻溝，拉開一段距離。很多人批評中國人不團結，“窩裡鬥”，這其實就是壞人推論的心理在作祟。試想：一個把別人都假設成壞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設防，相互猜忌，怎麼會團結一致呢？還有很多人批評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上花費時間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壞人推論”的中華思維，中國人假設周圍的人都在謀劃着算計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時間精力來分析判斷自己周圍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們“算計”了。

　　外國人常常批評中國人虛偽不誠實，愛說大話空話。據說有位美國教授在中國某大學教英語，某天給學生們出了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上這所大學？"收來答卷後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學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為社會做貢獻"。這位美國教授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其實中國人這樣的答非所問、口是心非，內心深層的想法也是為了提防別人，說一些別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話空話，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機陷害。

　　“壞人推論”的心理，不但導致中國人不信任“人”，甚至導致中國人連“神”都不信任。中國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參加生命保險的心理相似。中國人對神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就是說：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沒有害處；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們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話，就可能會引起神的生氣和報復。到廟裡燒香磕頭的中國人，大致都抱着這種“保平安”的生命保險心理，虔誠信任神的人很少。

　　據說每年12月23日，灶神爺要回到天宮匯報每家每戶的行為。於是人們就在灶神像前擺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麥芽糖稀。傳說灶神爺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甜”，就會多說幾句好話甜話，而到要說“壞話”時嘴就被糖粘住，張不開嘴。由此可見中國人對“神”也進行壞人推論，對神也要採取一些防範措施，以為不這樣做神就要說自己的壞話。

　　中華思維的“壞人推論”，還影響到中國的法律制定。西方國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推論”或“無罪推論”：一個人不能證明其有罪，該人就是好人。寧可放過一千個壞人，也不能錯殺一個好人。而中國的司法精神是“壞人推論”或“有罪推論”：一個人不能證明其無罪，該人就是壞人。寧可錯殺一千個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以前中國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帶到大廳上，不問青紅皂白先打一頓，給被告一個所謂的“下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頓就不會講實話。然後再由被告為自己辯護，陳述冤屈，當然被告只能自己為自己辯護，不能請人為自己辯護。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時，那就要判罪。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給當時清政府強加了一個涉外法權的“領事裁判權”。中國政府不能審判外國犯人，必須由外國領事審判。其實西方的“領事裁判權”未必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中國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國法庭的“有罪推論”判刑，不知道會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國。不管古時還是現代，中國總是有數不清的冤案，中國大概是世界上冤獄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冤案這麼多，其根本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人的壞人推論思維方式，因為一個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論為壞人，就要被處刑。

　　現在電視台經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劇，從中也可以看到壞人推論思維方式的痕跡：公安抓來嫌疑犯，犯人問：“為什麼抓我？”公安回答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麼多人，人家為什麼不告別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聽此話後即無言可答，因為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這種辦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壞人推論思維，只要有人告發，不管有沒有證據，都可以抓人。寧可錯抓一千個好人，不能放過一個壞人。

　　中國人的壞人推論思維方式，對於個人，似乎是有益無害的，因為把別人往壞的方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虧的。可是壞人推論對於國家民族，卻絕對是有害無益的。不少人稱讚日本人團結，抱團兒，我現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團結的深層原因在於日本沒有“壞人推論”的思維方式，日本人把對方往“好”的方面設想，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設防，自然容易搞好團結。中國人要想改變“窩裡鬥”的惡習，不改變“壞人推論”的思維方式是不行的。

　　二、把恨當愛篇

　　關於中國人是否有愛國心的問題上，總有很多爭論。有人說中國人沒有愛國心，有學問的人通過留學往國外跑，沒學問的人就乾脆偷渡到國外打工，所以說中國人沒有愛國心。也有人說中國人的愛國心特別強烈，前一段時間有一位女演員穿了一件看上去像舊日本軍旗的衣服，竟然遭人潑糞辱罵；近日更有幾個日本留學生的下流滑稽表演，就引發起一場數千大學生上街遊行的抗日活動，這就是中國人有強烈愛國心的證明。

　　認真分析一下，以上兩種議論都有問題：第一，到國外留學或偷渡國外打工，單純是個人對生活方式的追求問題，與該人是否愛國沒有必然聯繫；第二，上街遊行抗議日本的人是出於仇外心理，與是否愛國也沒有必然聯繫。贊同第一點的人估計會多一些，對於第二點大概就會有人爭辯說：仇外不就是愛國嗎？外國人欺辱了中國，仇恨外國就是愛國嘛。

　　“仇外”等於“愛國”是中華思維的獨特想法。中國人看來，一個人越痛恨外國，越痛罵外國，就越能說明他是愛國的；相反一個人不罵外國，甚至說外國人的好話，讚美外國人，就一定是漢奸，一定是準備賣國的，絕對不會愛國。所以在中國，愛國的分水嶺是看你是否仇外，仇外就是愛國，親外就是賣國。

　　可是仇外情緒真的等同於愛國情感嗎？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看一個寓言：有一個人家，家庭成員對自己的鄰居滿懷仇恨，今天罵東鄰，明天罵西鄰，可是他們對自己家裡的一切卻毫不關心。骯髒的地板沒有人擦，雜亂的被褥沒有人疊，對堵塞下水道中流出的污水視而不見。這家人稱讚罵鄰居最兇狠的人是最愛家的，而號召大家向鄰居學一學，把家裡的地板擦一擦，污水掃一掃的人，卻被認為是賣家賊。這家人的想法是不是有點奇怪呢？

　　有趣的是，中國人對愛國的看法，很像寓言中的這家人。在外國感受過乾淨整潔的公共環境的賞心悅目之後，都會深刻體會到中國公共場所的“髒”和“亂”。國家並不是書本上的抽象觀念，國家是我們身邊的具體存在，我們周圍的街道、廣場、公園、草木、以及公共電話等公共設施，就是國家的一個部分。在外國人看來，愛國首先就是愛惜愛護自己周圍的公共設施和公共財產，保護公共設施和公共財產就是保護國家。出於愛國，他們不會做方便自己而損害國家的事，不會在街道上隨地吐痰，不會在公園裡亂扔垃圾，更不會做踐踏草木、弄壞公共電話等破壞國家的事。

　　中國公共場所不堪入目的“髒亂差”，並不是外國侵略的後遺症，而是中國的國民自己糟蹋成這個樣子。最近“非典”在中國流行，就與中國公共環境的髒亂差有關，特別是中國人隨地吐痰的習慣。在“非典”流行後，中國各地政府緊急制訂對隨地吐痰者進行高額罰款的規定：廣州規定隨地吐痰重罰50元，北京規定重罰100元，上海規定重罰200元……。中央電視台還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正值非典流行期間，某甲乘坐公共汽車時仍毫無顧忌，隨意向窗外吐了一口痰，恰巧飄落到車窗外一個騎自行車的某乙身上。於是某乙奮力騎車追趕公共汽車，一直追到甲某下車，將他當場擒住，並找來警察罰款。中央電視台號召大家以某乙為榜樣，不要放過隨地吐痰的人。

　　百年前，孫中山就批評國人“隨地吐痰，隨意放屁”的習慣不文明。百年過去後，中國人的物質文明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精神文明卻似乎沒有多少進步，仍停留在百年前那個水平。即使非典過去後，仍看不到中國人有改變隨地吐痰習慣的徵兆，中國各處的公共場所依舊是痰跡斑斑。中國人隨地吐痰並不是中國人不愛衛生，他們並不在自己家裡隨地吐痰，也不在自己家裡亂扔垃圾果皮，他們愛護愛惜自己的家。可是一出門，中國人的愛家之心就立即消失了。他們似乎覺得自己家門外面就是外國，甚至還是敵國。他們不僅對公共設施絲毫沒有愛惜之心，在吐了一口痰沒有被人發現罰款時，還會有抗日民兵扒了日本鬼子的鐵路沒有被抓住那樣的快感。

　　中國人僅僅是不愛惜公共財產也就罷了，可是中國人對公共財產似乎還懷有一種“敵意”。用隨地吐痰和亂扔垃圾的方式來污染環境者，還是輕的，嚴重的就是魯迅稱之為“奴才式的破壞”。魯迅在70多年前撰文說：“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70多年後，我們在中國仍然隨處可以看到這種“奴才式的破壞”，馬路上的下水道井蓋被人撬走，電線杆上的電線被人割走，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被人撕走，公共電話亭的電話被人弄壞……。

　　以前這種“奴才式的破壞”還局限於個人行為，近年來卻有集團群體化的發展趨勢。我一個親戚在國內搞公路建設，他說每當公路修到村落附近，他們就緊張起來，因為稍微看守不嚴，修路的磚石水泥等建材就會被附近的農民偷走，而且是村幹部帶領農民開着汽車來偷。另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國內負責修建一座工廠時，每天都要派人站崗放哨，就像當年日本鬼子提防抗日民兵搞破壞一樣，嚴防農民來偷竊建築材料。即使如此，等到工廠建好後，周圍的農民也都蓋起了新房，當然這些新房都是用偷來的建材修建的。中央電視台也報道過東北農民在石油輸油管上打孔竊油，山西農民從運煤列車上盜煤等農民集體盜竊國家財物的事例。中國人破壞自己國家公物的事例可謂舉不勝舉，但要想找到幾條中國人愛護自己國家公物的事例，卻真是不容易。

　　一個人對自己國家的公共財產毫不愛惜，甚至破壞，還有什麼資格說自己愛國呢？這裡我們不妨對比一下鄰國日本的愛國例子。日本公共環境的乾淨整潔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人對公共財產設施的愛護無需多言。愛國除了愛惜公共財產的“愛物”以外，另一個層次就是“愛人”。因為國家是由“人”組成的，愛國必然聯繫到愛護關心這個國家的人。1995年日本發生神戶大地震，死亡人數達5000多人。地震後商店裡的貨物和居民的財物撒落遍地，包括很多金銀首飾等貴重財物。對於俯拾可取的財物，日本人都是"視而不見"，沒有人去拾取，更沒有哄搶盜竊的情況。甚至大家在餓肚子的情況下，對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都沒有人去動。日本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事，是因為日本人擁有強烈的愛國心。愛國的人自然會愛自己身邊的同國人，當你所愛的人發生災難時，你會忍心乘機竊取搶劫他的財物嗎？

　　在中國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景象，比如不久前的非典時期，一些藥店不顧政府的禁令，乘機哄抬藥價甚至乘機拋售假藥，發不義之財；一些非典疑似患者從醫院逃走，不顧可能把病傳染給別人的危險性，行不義之舉；在國外的中國人大致都有這樣的感受，中國老闆對本國人剝削得更狠，很多人寧可找外國老闆而不願在中國老闆那裡打工。這些都反映出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同胞，不愛自己身邊同一個國家的人。中國人既不愛國家的“物”，也不愛國家的“人”，說中國人有愛國心，又從哪裡談起呢？

　　在中國人為什麼缺少愛國心的問題上，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體制決定論，認為中國人缺少愛國心是因為長期專制體制的壓迫造成的；另一種看法是民族性決定論，認為中國人缺少愛國心來自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體制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是梁啓超，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不愛國，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國家不是人民所擁有，國家成了帝王一人的私有財產，人民在這樣的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所以人民自然不會有愛國心；民族性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是魯迅，他認為中國人不愛國的根源在於民族的劣根性，中華民族的情感中缺少“愛”的成分。魯迅塑造了“阿Q”的典型形象，阿Q是個“恨多愛少”的人，他有各種各樣的恨，他既恨趙太爺那樣的有錢人，也恨小D那樣的窮人，卻沒有一個他所愛的人（他對吳媽的求愛不過是出於害怕“斷子絕孫”生理因素的考慮）。像阿Q這樣對自己身邊的人一個不愛的人，又如何能指望讓他產生愛國之心呢。

　　我贊成魯迅的民族性決定論看法。中國人感情中“愛”的成分太少了一些，中國人的“愛”僅僅局限在親屬和好友之間，缺乏對一般人的博愛和泛愛。而中國人感情中“恨”的成分又太多了一些，復仇心理甚重。你不小心得罪了什麼人，他會長時間耿耿於懷，一旦有機會就要報復你，甚至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由於中國人“愛少恨多”的感情特徵，在中國很容易發起一場仇外的群眾運動，可是卻很難發起一場真正的愛國群眾運動。在中國，以仇恨為主題的運動，總能召集起大量的民眾。義和團、五四運動等中國近代史上的各次民眾運動，均以“仇外”為基礎。1989年的學潮發展成為全民運動，是因為人們對當權貪官的痛恨，也還是在“恨”的旗幟下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

　　有人可能會提出：中國申請奧運會成功，中國足球隊進入世界盃，中國載人衛星上天，很多中國人熱烈慶祝，這些不都是和“恨”無關的愛國表現嗎？其實細想一下，這種歡慶的背後還是牽連到中國人的仇外情緒。中國人總疑心外國人看不起自己，並且認為外國人看不起自己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窮，中國科技不先進，中國體育不發達。他們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人奪得奧運會冠軍，中國宇航員上天，就是為中國人雪恥了，外國人以後就不再敢小看中國人了。

　　這其實是中國人以己之念，度他人之心。當然不是說外國人沒有“小看”中國人，但小看中國之處，並不是因為中國人窮或者中國落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太缺少愛國心，或者說中國人缺乏起碼的公德。《特區青年報》曾登過一篇文章，說一個中國旅遊者在意大利羅馬的酒店裡，看到牆上貼着加粗筆劃的四個中國字“請勿吐痰”，不免讓他羞愧得無地自容。在外國，公眾場合旁若無人地大聲講話的多半是中國人，隨手扔垃圾隨地吐痰的多半是中國人，插隊搶座位的也多半是中國人，這樣的人在外國遭到白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網上還看到過這樣的消息，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發明了一種打國際電話不付費的方法：用一根線把硬幣穿起來，投到電話機裡面打完電話後，還可以取出來再打。這樣缺乏基本公共道德的人，再贏得多少個世界冠軍，也無法換來人們的尊重。

　　中國人缺少愛國心的另一個原因，還與中國的教育方法有關。長期以來中國一直用儒家思想教育青少年，可是儒教學說側重教育個人的品德，或者說重視培養人們的私德，卻不重視培養人們的公德。近代以來中國引進西方的教育體制後，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又走向另一個極端。現在我們一提愛國主義教育，似乎就是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拜抗日烈士墓等，這種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是本末倒置了。前面已經談過，中國人的感情本來偏重“恨”，把恨當愛的愛國主義教育根本無助於培養青少年對國家和人民的愛。

　　筆者認為，在中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應該讓老師帶學生到街道廣場等公共場所去打掃衛生，讓學生揀拾垃圾，擦洗痰跡，這樣學生會認識到愛護公共場所衛生的重要性，樹立起愛護公共衛生的自覺性，同時也會自覺制止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破壞公共衛生的人。另外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過分強調培養學生對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自滿心理，比如強調中國的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四大發明，長城長江等“引人自豪”之處，似乎中國缺少了這些引人自豪的東西，就不值得被人們愛了。愛國教育的首要因素是培養起學生對自己周圍普通人的關心和關懷。我們在家裡感到溫暖，我們時刻感到家庭成員對我們的關懷。如果我們不論走到哪裡，都能感到周圍的人對我們的關心和關懷的話，我們自然就會愛自己家人一樣愛上這片土地上的人。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把“愛國”拔高成為大人物的高尚品德。我們歌頌孫中山愛國、魯迅愛國、抗日烈士愛國，難道除了孫中山、魯迅、抗日烈士以外的普通人就不愛國嗎？本來愛國是國民應該做到的基本義務，不過是很平凡的事情，並非只有偉人才具有的高尚品德，因此沒有必要特別讚揚偉人的“愛國”情結。

　　另外中國還不時把“愛國”描繪成普通人難以做到的“報效祖國”義舉，報章經常讚揚某人向國家捐巨款建學校，某人放棄國外的高薪毅然回國等“愛國行為”。這是否意味着沒有條件向國家捐巨款的，或者是沒有放棄高薪留在國外的人就是不愛國？當然捐款、回國等事是應該讚揚的，但不要什麼事情都往“愛國”上扯，什麼好事也戴上一個“愛國”的頭銜。這樣把“愛國”進行拔高的宣傳，不免會讓一般老百姓產生錯覺：“愛國”是大人物、或者是有身份之人的事情，和我們這些小百姓無關。

　　中國人的“把恨當愛”、把仇外當作愛國的思維方式，對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應該改變一下思維方式：罵外國的人不一定愛國，贊外國的人也不一定賣國。目前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最應該做的不是去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而是培養起人人愛護國家公物的公德，培養起人人對自己周圍莫不相識之人的愛心，把中華民族改造成為一個有公德和愛心的民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