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也有學而優則士嗎？當然，大學教授出任政府要職的人很多。現任總統奧巴馬曾是大學教授，美聯儲主席布坎南也是。而羅伯特.里奇 (Robert Reich) 是教授中的大牛，他至今已出版過13本著作。其中兩本非常重要，一本是《國家的工作》（The Work Of Nations 1991），另一本是《深鎖朝閣》（Locked In The Cabinet 1997）。

一個人能得到的最高讚譽莫過於思想家，但僅出幾本暢銷書是不夠的。里奇《國家的工作》一書得到世人的讚譽，主要原因是他於90年代之初就預見到了經濟全球化的未來，預見全球商品供應鏈的興起，預見它將導致美國社會的嚴重貧富兩極分化，並提出了一系列消解美國社會危機的辦法，比如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強調就業的重要性，等等。20年後的今天，里奇預見到的社會問題更加突顯，仍然是今天美國社會和民主共和兩黨選戰的中心議題。

《國家的工作》因此成為民主黨的新版執政綱要。

里奇輔佐了克林頓1991年的總統競選，提出了“人民第一 （Put People First）”的競選口號，是經濟綱要的主筆。克林頓競選總統成功後，任命里奇為總統交接委員會主席。同時，提供三個內閣職位供里奇選擇，一為總統經濟諮詢委員會主席，一為商業部長，一為勞工部部長，里奇選擇了出任勞工部長。

根據里奇自述，自己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多年，出任高官，有實施自己改造社會的機會，當然不能錯過。這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無異。

里奇出任勞工部部長四年。根據這段經歷，他寫了《深鎖朝閣》一書。這是一個具有社會理想的知識分子參與民主政治的坦誠經歷，可以窺見到美國社會的部分深層結構。

權力與理想孰重？

里奇任勞工部長後，認識到首要的問題是權力問題。第一要保皇，輔助總統保護他的職位。因為自己的權力來源於總統，總統職位沒了， 你就立馬什麼都不是。第二要有資源，沒有資源，自己的主張和政策無法實施貫徹，因此爭取政府預算，得到國會的撥款非常重要。

現實中，權力高於一切，個人的社會理想抱負必須為之讓位。注重權力，不同於中國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清談。權力並不是為五斗米折腰的小事，有了權力之後，才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為民眾做些實事。

知識分子的真理與真相

理論上，民主政治之下，一屆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實際上，權力來自選民，也就是全體人民中參加選舉的一部分民眾，往往是中間選民，並非是全體人民。歷史統計顯示，每逢美國大選，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鐵杆支持者大約各為40%， 這樣剩下的20%中間游離選民決定着雙方的勝負。

所以，在競選期間，爭取中間選民是關鍵。大選的議題，宣傳的方式，必須經過科學的測試，只有吸引中間選民的才被採納。總統競選班子中的知識分子，不管你是在台上還是台下，不可以隨意發表見解，即使你想簡單地說出事實的真相，即使你掌握了真理。因為你的真相和真理，可能是選票的毒藥。

比如說，競選中不能大講美國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意味着整個美國模式的弊端，意味着1%精英的執政失敗，意味着階級鬥爭，意味着破壞私有制和財富的再分配，意味着大企業的社會責任。競選中取而代之的是把責任推給底層百姓，講企業家精神，家庭道德價值觀，宗教信仰。這樣，把經濟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暗渡陳倉。

所以，知識分子想通過民主政治競選，告訴人民自己看到的真理與真相，而且得到社會的認同，基本是幻想。

權力結構與大變革

中國文化中對知識分子往往給予特殊的倚重，學而優則士的科舉制度曾是常態，諸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更是試圖依一人之思想主張，大規模改造社會。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無論政治觀點的左右，仍充滿這種心態。

對比中國的政治傳統，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是權力的相互制約與平衡。

美國總統之下，各政府部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團。如國防部代表軍工和航天企業集團，國務院代表外國利益集團，商業部代表跨國大企業，勞工部代表工會等勞工團體，農業部代表大農場企業，財政部代表華爾街，等等。這些政府橫向部門相互牽制，由於各部門代表的利益不同，總統內閣內部很難就一個大的改革方案達成一致意見。

從縱向看，各政府部門的預算受國會兩院控制。國會有6個專門委員會，負責平衡政府各部的年度預算。一個國會預算專門委員會往往負責幾個政府部門的預算，因此需要預算平衡，意味着可能削減某一部門的預算，增加另外一個部門的預算。到國會爭取預算，成為各政府部門的大事。

影響國會預算的不止在政府各部門之間。院外遊說集團，受行業和政治團體資助，對國會預算的作用也相當大。院外遊說集團之外還有地方選區，議員們要考慮自己下屆連任的問題。

這樣橫向與縱向利益相互絞殺，某個人即使提出了整套的國家治理方案，也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實施，更不要提中國式的變法革命。

為何替弱勢群體代言？

許多學者具有自由主義理想傾向，其中一個特徵是為弱勢群體說話。 在美國社會，這個弱勢群體是勞動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無疑，為這個群體說話往往會得罪部分社會精英，許多情況下費力不討好。

馬克思是弱勢群體的堅定代言人，其發展出的一套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學說，不管邏輯上正確與否，都為弱勢群體取得平等與公平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產生了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儘管這些革命失敗了，但它為人類共生共存提供了寶貴的實驗。只是可惜，馬克思後繼無人。

但美國有一批人如里奇，依然堅持為弱勢群體代言。只是里奇認為，政府幫助弱勢群體沒有邏輯上的必然理由，僅出於道德上的同情。

這也值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思考，單薄的道德靠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