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畢業三十年，回望讀書時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1月10日15:05:1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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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永遠與主人惡作劇。它到來時，讓我覺得青春的力量是無限的，無堅不克；當它流逝了，我才驚悟青春的力量其實很有限。我沒有估計到，無論是社會變革還是文學創新，都是“馬拉松”，不是憑血氣之勇百米衝刺的一錘子買賣。從尋夢到尋根，不可能不是一個屢屢碰得頭破血流的曲折過程
◆高伐林 今年2月，是“文革”後第一批通過高考跨入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畢業30周年。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校友，正在籌辦出版一本回憶文集，同窗們紛紛提筆，捧獻珍藏於心的往事給大家分享。我也不由得寫下感觸。以下是其中的片段。 頭班車·末班車 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宏大的1977年高考，不僅喚醒了我們這些曾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希望，改變了無數在礦井下挖煤、在農田裡刨土的小伙子和姑娘們的命運，它更直接改變和推動了中國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發展，改變了全社會“讀書無用”的價值觀念，成為一個國家復興的基點。 1982年，我寫過一首短敘事詩《一分》，後來被《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選入。詩本身寫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卻是一個普遍現象：差一分，都可能篩選下幾千幾萬人，都可能讓人們的命運出現巨大的轉折和分野。 恢復高考，對於“文革”後的中國來講，是“頭班車”；而對於我們中許多人的人生來講，是“末班車”。在“頭班車”或者“末班車”到來的剎那，我們能夠抓住，應該說，並非偶然。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里，我們這些人或許很朦朧、或許很明確地，仍然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仍然在內心深處蘊藏着對真理的嚮往，這幫助了我們抗拒愚昧，在艱難的環境下吸取知識。 也必須看到，能一躍而上“頭班車”或者“末班車”，雖然有每個人灑下的心血汗水，但是畢竟還要靠機遇。“文革”中的首次高考，在年齡、婚否、是否有高中文憑等問題上都大大放開，但是從全國範圍來講，“左”的流毒尚未肅清，許多人比我更優秀，堪稱真正的人才苗子，卻因為家庭成份、父輩歷史問題，或者所謂“海外關係”，以及莫須有的“不要求上進”、“只專不紅”、“思想落後”，而未跨過“政治關”，被擋到了高考門外，喪失了（有些人甚至永遠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1977年，全國570萬人報考，錄取27.3萬人；1978年，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最近我遇到好幾位朋友，他們當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績也相當拔尖，但是後來卻沒有能夠跨進大學校門，或者被分配到質量很差的學校……這也正是我們跨進武大校園後如饑似渴地學習的動力來源之一：我們在與同齡人相比中感到了幸運，也因之而自視為“這一代人”的代表，於是更珍惜光陰。 當然，我上面主要是從像我這樣被“文革”耽誤的一茬人的角度來說的。而七七級學生的一個特點，就是年齡相差極為懸殊，年齡最大者比最小者大出一倍，以致就在同屆學友當中，就存在一定“代溝”。年輕的學弟學妹雖然不像我們這樣先讀了“社會”這本無字大書，藉助人生閱歷占據先機，但他們都很明白自己“趕上了好時光”、青春一點沒有耽誤，便也都感到慶幸，由此激發了強烈的學習動力，一點不比學兄學姊們差。 以後各屆的學弟學妹有我們當年那樣的學習勁頭嗎？——那是被壓制而積攢了十年的學習願望啊；以後各屆的學弟學妹有我們當年那樣參與社會變革實踐的勁頭嗎？——那也是被壓制而積蓄了十年的獻身精神啊。更何況，1977年高考，是我的、我的同學的人生新開端，與我們國家告別過去、走向現代化的開端相重合。我們在珞珈山的四年，1978年到1982年，趕上中國這艘艨艟巨艦的令人激動的大轉向呢。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多年來習慣了把自己的未來，與祖國和民族的前途聯繫在一起。 
當年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我們一個組的同學在珞珈山的櫻花下合影。30年過去，11個同學中，有的成為中文系的教授、博導；有的是中國影視界著名製片人、導演；有的成為學者——研究新聞理論，研究中國工會和工人運動的規律；有的是相當一級對台統戰工作的領導者；有的是該省頗有名氣的博物館項目、展覽的策劃人；有的成了頗有規模的房地產商；也有最不成器的我，一事無成、自得其樂的海外遊子。 怎能不談《這一代》 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同學，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我們石破天驚，倡議並與與13校學生社團聯絡，共同創辦了僅僅一期就夭折的文藝刊物《這一代》，這唯一的一期，創刊號兼終刊號，是由我們主編。 今天許多年輕大學生宛若聽到天方夜譚：即使在社會空間和思想空間已經大為擴展的今天，這也是很難想象的一件事，在剛剛解凍的1979年，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曾在一篇為武漢《青年論壇》雜誌寫的文章中，這麼評述：“創辦《這一代》這樣的事只能發生在1979年，只有理解了1979年，才能理解這齣活劇中年輕的登場人物的執拗與偏激，理解他們的冒傻氣兒和折騰勁兒！……這一年，犬牙交錯、短兵相接、乍冷忽熱、雲詭波譎。恍然大悟之後緊接着更大的困惑，剛剛體會突破的暢快，迎頭又撞上新的桎梏……” 張樺也在《這一代與〈這一代〉》文中說：“這一年從年頭到年尾，對剛剛走出麻木的中國人來說，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伴有一股惶惶不安的騷動或者說希望，似乎預感第二天一早醒來時註定會有爆炸性新聞光臨，但又難猜它究竟是什麼。……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國國內十大新聞，即使在今天來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屆而立之年的共和國，忽然變得年輕莽撞，什麼雷區都敢進，什麼大旗都敢樹，很有些‘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魄！” 關於《這一代》的籌辦經過，張樺、王家新、劉海清等同學已寫過不少文字。我想說，這個行動的籌備者、參與者——至少是張樺和我，起始並沒有任何“橫空出世”、石破天驚的雄心。因緣際會，陰差陽錯，卻干出了一件震驚全國、驚動中央的行徑。 張樺最初的提議，是基於各大學七七級同學紛紛主辦學生文學刊物，其中不乏佳作；學生中也頗有在全國和地方報刊上發表作品、嶄露頭角的詩人、作家，像北大的陳建功、復旦的黃蓓佳……人才作品和讀者市場，這供銷兩頭，都足以支撐一個全國性的大學生文學刊物。因此，我們急切地給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學聯寫信，給全國文聯和作協寫信，希望他們看到大學生文學創作的實力和潛力，出面創辦這樣的刊物。我們在信中甚至毛遂自薦，願意義務跑腿做聯絡工作，約稿、組稿。但是我們的熱心卻不斷被澆下一桶又一桶涼水。這些機構，都回覆了態度熱情、措辭婉轉的信，肯定我們的建議，“然而，眼下百廢待興，限於各方面的困難，無法創辦這樣一個大學生文學刊物”云云。 一封又一封婉拒的信，將我們惹火了。“初生牛犢不畏虎”，我們想不通：“千難萬難”，到底有多難？張樺提議：“求人不如求己”，咱們自己幹起來如何？我們全國各高校的大學生要是自己串聯，辦起了這麼一個刊物，不就讓那些叫苦叫難的機構眼見為實了嗎？ 這就有了後來的一連串故事，引出了始料未及的結局。 如今回頭看這段難忘的經歷，翻看我們殘缺的《這一代》雜誌，作為創刊號的編輯組組長，我得承認，這本雜誌，展示了我們可貴的銳氣，也暴露了我們嚴重的不足。我們自己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失誤，是導致這本很有希望的雜誌夭折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又豈是當年初出茅廬的我們所能參透的呢！ 時代的風尚，總是特點與局限相偕而行的。我們這支學生軍，還沒有足夠的思想魄力和藝術功力去開創、引領時代之風，或者，去頂住時代之風，在潮流中堅持信念、卓爾不群，只能力圖去跟上時代之風。當時的文壇詩苑裡已經有一些人在探索和表達新的價值觀念、新的感受方式，後來有人定義為“崛起的一群”，但他們的涓涓音波，當時還僅僅在青年知識分子中一圈圈地擴大波紋，與當時狂飆突進、挾裹民心的文學主流相比，只是一個側翼的分戰場而已。我們與當時全國民眾尤其是青年的心態合拍，盯住的是醜惡腐朽的封建之樹上最顯眼的兩隻毒果：等級特權和現代迷信——人總是首先注意並解決對自己危害最烈而且又暴露得最充分的問題，而個性解放、實現自我這些問題，暫時還只是被沈睿這樣的少數敏感者擺上重要的心靈議事日程。我們中的多數，被時代的罡風驚雷激勵着倉促上陣，“我以我血薦軒轅”，為實事求是而吶喊，為戰略轉移而歡呼，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人應享有的權利和尊嚴而呼號，想用青春的熱血去潤滑我們國家鏽蝕的輪子。我們的作品，與當時歷史潮流是同向的——也許不算十分同步——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提供的是正反饋信息。 然而，年輕的我們，並沒有合手的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武器。雖然我們多來自社會底層，在十年動亂中與民眾共浮沉同憂樂，獲得了大量鮮活印象和切身感受，我們卻沒有足夠能力去理解它們的多重內涵，無法從本質上把握歷史特徵、力量對比和現實任務。我們對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弊端視若寇讎，恨不得筆鋒所指，一掃而光，可是，要批判現實，總得心目中有一個哪怕輪廓模糊的藍圖做參照系吧，我們不願接受當時“抓綱治國”之類現成的藍圖，又無法在總覽我們這片土地的昨天與今天的基礎上構思明天，只能向外尋找，尋找其它民族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思想體系。此一時彼一時，彼一地此一地，下什麼樣的“藥”最能對症？我們對“變革現實的文學”（這正是《這一代》創刊號中的一篇重頭評論，出自王家新之手，可惜雜誌殘缺，未能刊出）有熱烈的憧憬，但是對預測中國經濟社會的變化會促成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新格局、生活方式新景象、思想觀念新面貌，以及——對我們中文系學生來講最關鍵的：文學的新危機、新挑戰和新希望？我的想象力卻十分貧乏蒼白。 記得當年有一首手抄的短詩，言簡意賅，敘述了那一段歷史變遷；意深味長，概括了我們的感受： 牆 西單牆 西單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 西單牆 牆 青春永遠與主人惡作劇。它到來時，讓我覺得青春的力量是無限的，無堅不克；當它流逝了，我才驚悟青春的力量其實很有限。我並沒有估計到，無論是社會變革還是文學創新，都是“馬拉松”，不是憑青春的血氣之勇百米衝刺的一錘子買賣。從尋夢到尋根，不可能不是一個屢屢碰得頭破血流的曲折過程。 在此，也不能不反省，當年我多少有些與科學求實精神相悖的“功力不夠，勇氣來湊”的走捷徑心態。為了在大學生對各種報刊的閱讀興趣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一炮打響，而思想上、藝術上又難以一下異軍突起，於是只好加強鋒芒，以大膽求轟動，搶奪眼球。 例如，最有轟動效應的“憤怒出詩人”的一大組詩作，體現了作者和編輯的正義感、社會責任感，抨擊權貴們憑藉特權公車私用（葉鵬《轎車在街上匆匆駛過》），諷喻黨中央和民眾的“一橋之隔”（王家新《橋》），甚至提出愛妻子高於愛領袖的尖銳命題（趙譽泳《愛》）……這些作品的膽識和鋒芒十分難能可貴，但是這些詩作又不免粗礪，從文學觀念上講，或許不過是我們一再抨擊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念的再版。 類似這樣的“歪打正着”，在我們年級同學的經歷中無數次顯現，我們的成長，就是一連串主動與被動、自覺開創與誤讀誤解、有意栽花與無心插柳的合力的過程。我們在憧憬中是想辦一個高質量的學生文藝刊物，但是後來它給人們的最深刻印象，卻並不是文學價值，而是衝擊封建專制的社會意義；我們只看到天南海北的同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於是便冒冒失失地發起串聯，但是後來從當局的斷然舉措中，我們才意識到這犯了大忌的行動，是擴展公民社會空間的超前嘗試…… 話又說回來，歷史何曾是像神舟八號那樣，是嚴格按照周密計算設定的軌跡飛翔？歷史不就是被一件一樁的偶然事件推動，在許多方向雜亂無章的力量的合力之中開闢出道路的嗎？正像一江春汛從天而來，順勢而下，左歪一下，右拐一下，偶爾踟躕停滯，而後大步跨越…… 張樺在《這一代》籌辦之始，就以日記的方式記錄經過，後來選取若干，題為《也許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在我們的學生刊物《珞珈山》第五期上，為歷史存照。這個標題當時我們看來似乎有點大言不慚，但何嘗不是事實呢？後來中國文壇詩苑、思想界文化界多少熠熠閃亮的名字，不就出自《這一代》所代表的13校文學社團群體：陳建功、徐曉、陳晉、王家新、蘇煒、徐敬亞、劉曉波、王小妮…… 回頭來看，或許只看學校的地位和名氣，就串聯各校學生文學社團輪流主編一個跨校、跨省的刊物，確實並非良策。別的不說，彼此之間很難在深切了解的基礎上達到默契。然而，在那個特殊年代出現的這件事所蘊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件事本身。我們煥發的那種歷史主動精神，那種為事業獻身的巨大熱忱，那種“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社會責任感，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青春活力，不正是對當時的黨主席胡耀邦所剴切痛陳的“我們民族的致命弱點”——保守守舊的有力反撥麼？ 即使是這支學生軍的偏差失誤，也很“高級”很大氣——是昂首挺胸、揚眉吐氣的偏差失誤，而不是匍匐在地、蠅營狗苟的偏差失誤。 青年不是一下能成熟起來的，沒有當年莽撞的《這一代》，哪裡會有今天在各地、各界紮實耕耘收穫的“這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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